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慰安妇”系列纪录片《三十二》《二十二》，总之观影结束后空前的无力感让我这个观影者难以想象备受摧残的老人们是如何熬过那段难以回首的悲惨岁月。她们经受的不仅仅是日军的凌辱、折磨和杀戮，还有尘封的历史真相被日本当局肆意歪曲和矢口否认。《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中讲述的这八位正值花样年华的荷兰少女仅仅是二战期间沦为日本军队性奴高达20万受害者的缩影。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万这个数字正在急剧萎缩，正如中国的慰安妇数量由最初得知的32变为22，到2017年变为8，2018年8月，这个数字戛然而止，变为了0。这是生命的无常，也是“最残酷的倒数”，更是《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这本书最想做的抢救式记录。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迅速南侵，占领东南亚的大片领土，包括荷兰女性和荷印混血女性在内的很多白人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
    她们如一朵朵鲜艳的花蕾，含苞欲放。她们渴望长大，努力将花蕊迎向明媚的阳光。可是那美丽的花朵却被血红的“太阳”残酷地摧残、摧残、再摧残……
    作者玛格丽特·哈默尔－毛努·德弗瓦德维勒经过长期采访，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将八位荷兰女性在荷属东印度日军“慰安所”里的惨痛经历公之于众。战争结束后，埃卢娜、玛露塔、莉娅、埃伦、贝齐、提奈卡、路易丝、诺露切回到了荷兰。她们当中，有的在家人的帮助下走出了痛苦不堪的回忆，过上了较为幸福的生活；有的因为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损伤，终生未嫁或不孕，在孤独、贫困中离世；有的因为心灵创伤而无法面对婚姻，遭受世人的歧视和非议。

    日军竟然强迫荷兰妇女充当性奴隶，这是国人所不知道的罪恶历史。本书极大地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极大地拓展了二战日军战争罪行研究的外延，学术价值非常巨大。日军对于荷兰“慰安妇”的暴行，必将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张宪文
    《被折断的花朵》主要揭露日军迫害荷兰“慰安妇”的战争暴行，充分展现了作者作为历史学家的良知和正义感。本书不仅拓宽了国内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视野，更难能可贵的是翻译质量上乘，是国内难得一见的翻译佳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荣誉会长汤重南
    本书再现了八位荷兰“慰安妇”幸存者的受害经历，日军以性暴力作为战争工具，是对全人类的犯罪。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中国读者深入了解荷兰女性在二战中所经历的遭遇，为揭示二战期间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见证。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苏智良
    这些美丽的荷兰少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后往日的美好被彻底毁灭，留下的只是饱经创伤的躯壳与失去光彩的生命。本书的出版既是对战争罪行的谴责，也是对战争暴行的反思和探讨，同时还带有对社会舆论和偏见的反击与矫正。
    ——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周勇
    读者朋友通过本书可以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法西斯不仅仅从本国、中国和朝鲜征发“慰安妇”，也强迫占领区中的白人妇女充当性奴隶。本书在国内的出版具有填补空白的历史意义，是一本扎实的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力作。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与军事百科研究部研究员、大校刘向东

    玛格丽特·哈默尔-毛努·德弗（Marguerite Hamer-Monod de Froideville），荷兰二战史研究专家，欧洲著名活动家。1941年生于印尼哈梅，1943年，年仅2岁的玛格丽特和母亲先后被拘禁在印尼苏腊巴亚和安巴拉瓦的日军集中营。与此同时，其父沦为日军俘虏并被关押在设立于泰国的战俘营。1945年，战争结束后，玛格丽特回到荷兰，之后在莱顿大学完成了学业。1994年，53岁的玛格丽特加入了“日本赔款基金会”，致力于通过日本的法律诉讼迫使日本政府承认罪责，并向荷兰受害者道歉、赔偿。1998年至2001年间，玛格丽特担任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AWF）在荷兰启动的荷兰“项目实施委员会”（PICN）副主席、主席和荷兰“慰安妇”受害者保密顾问。

丛书总序  再塑从全球视野揭露日本罪行的“典范之作
代序  唯有铭记历史才能面向未来
中文版序言
导言
第一章  埃卢娜的一生
第二章  日军强迫妇女卖淫
第三章  日本赔款基金会
第四章  荷兰项目实施委员会的建立
第五章  玛露塔的一生
第六章  莉娅的一生
第七章  寻找莉娅行踪不明的孩子
第八章  埃伦、贝齐、提奈卡
第九章  路易丝与安娜
第十章  在集中营外被捕的女性
第十一章  巴达维亚临时军事法庭
第十二章  荷兰项目实施委员会的任务圆满完成
第十三章  给予日军强迫卖淫的受害者以国际支援
第十四章  诺露切的一生
第十五章  项目实施委员会的工作回顾
结语　父母与我
附录
跋  反思日本的未审之罪
译者后记

    唯有铭记历史才能面向未来
    所谓的“慰安妇”，就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运用国家权力在占领地、殖民地强征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近年来，中国、韩国受害者的故事已渐为人们知晓，其实在日军所有的占领地，都有日军“慰安妇”。这当然包括东南亚各日军占领地，如缅甸、新加坡、东帝汶、菲律宾、太平洋各群岛，以及荷兰所属的印度尼西亚。
    1942年1月，日军对荷兰所属的东印度、婆罗洲岛、苏拉威西岛等地发动了第一次攻击。3月8日，荷属东印度当局投降，到4月间，苏门答腊岛、圣诞岛、新几内亚岛几乎全为日军所占领。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有36万欧洲人和大约7000万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大多住在爪哇岛。
    日本占领军认为建立“慰安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驻爪哇岛的日军第16军的兵站，具体承办“慰安所”、发放许可证。在荷属东印度地区有3万名女性曾在日军“强奸中心”受辱，有统计的数字是19573人。当然，许多人已失去生命，还有不少人不愿意再撕裂记忆的伤口，公开作证，所以我们所知的只是历史的冰山之一角。
    在荷属东印度，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有被强征去的朝鲜女性，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女性，也有当地土著女性，还有一些是当地白人女性。在日军“慰安所”里，“慰安妇”也是有等级的，最上层的是日本人，其下是中国台湾人、朝鲜人、中国大陆人、马来人，最低等的是当地女人。战时日本一直标榜自己从白人的统治下解放了黄种人的东南亚，所以他们是不会放过白人女性的。1944年2月，日军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逼迫多个集中营里的荷兰女性为日军“慰安妇”。根据玛露塔的回忆，当时被抓的荷兰女性有1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宝垄事件”。当然，日军不仅仅在集中营里抓人，还在一些女性回家路上或在前往菜市场购物途中光天化日地抓捕人。本书的主人翁们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入暗无天日的“慰安所”的。
    《被折断的花朵》中荷兰幸存者所叙述的受害事实，与在中国、韩国受害者身上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区别。荷兰“慰安妇”也有一些是未成年人，如莉娅被抓时只有13岁，还是个孩子。日军威吓她们说，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就杀掉她们关在集中营的家人，于是她们只能停止反抗。在“慰安所”，她们每天要遭受20名左右的日本兵强暴，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有时这些女性还会被送到其他日军驻地去，“就像被摆在传送带上的商品一般，整整一天都要遭受日本士兵们的粗暴凌辱”。虽然日军规定士兵有义务使用避用套，可没有日本兵理睬。即便莉娅怀孕，也没有哪个日本兵顾及到她有孕在身，她依旧遭受着强暴。不幸的孩子刚一生出来，就被两个日本兵杀害了，而且就在莉娅的眼前，莉娅只能整日以泪洗面。战争是如此的吊诡，困境中的莉娅后来竞与日本军官吉田生下了两个孩子。“三宝垄事件”的受害者扬·鲁夫一奥赫恩（JannieRuff－0’Herne），1944年被日军强行送入“七海屋”“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三个月地狱般的“慰安妇”生活。如今，《被折断的花朵》中的主角埃卢娜、玛露塔、莉娅、提奈卡、贝齐、埃伦、叶妮、诺露切，都已经相继与世长辞。
    和平年代的读者，对于这几位荷兰受害者的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恐怕是难以深刻理解的。
    我从事“慰安妇”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已有24年了。本书第十章所描绘的2000年东京民间法庭活动，扬·鲁夫一奥赫恩曾出庭作证，而我当时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也就在这一年，扬·鲁夫一奥赫恩等幸存者曾来上海师范大学出席中国首届日军“慰安妇”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今，她的照片和经历还在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里展示。
    在当时的东南亚或者荷属东印度，究竟有多少女性沦为日军性奴隶，恐怕已很难精确估计了，但到处都有“慰安所”的确是历史事实。我仅举在中国吉林省档案馆发现的日军档案为例。在爪哇岛，日军开设了“将校‘慰安所”’。爪哇宪兵队司令部的《宪兵月报》，记载了不少官兵违纪去“慰安所”的情况。如1944年1月25日，日军部队奉命转移、在码头待命时，陆军一等兵冲野孝次竟迫不及待地擅自离队去“慰安所”，等他回到码头，部队早已开拔了。3月5日，约克加卡尔塔的铁道工厂日军雇员酒后冲人“慰安所”，殴打“慰安妇”。同日，爪哇27飞联的一名士兵借着酒兴到军队“慰安所”殴打“慰安妇”，并对其施以暴行。’飞行第五战队的两名陆军士兵，于11月12日外出，酩酊大醉之际进人将校“慰安所”及混血居民私宅，对三名混血女性殴打二十多次，并将其中的两名女士强行带出。日军众多的违纪记录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东南亚的日军占领地，日军“慰安所”是相当普遍的。
    作为纪录电影《二十二》的历史顾问，我感谢在2017年的夏天，有600多万中国青年人进入影院，去触摸“慰安妇”——日军性奴隶——这一战争的伤痛。
    同样，《被折断的花朵》中文版的出版，将有利于中国读者全面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东南亚日军占领的实态，并去思考，这究竟是“解放”还是奴役。感谢作者玛格丽特·哈默尔一毛努·德弗瓦德维勒勇敢而真实地记录这一惨痛的历史，感谢日文版（由荷兰文翻译成日文）的译者村冈崇光教授的正义感，也要感谢中文版（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译者李越、焦红梅、田野，以及荷兰文译者刘晓敏的辛苦付出。
    当我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好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咨询委员会（IAC）会议。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东帝汶、印度尼西亚、日本、荷兰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联合向大会递交了“‘慰安妇’的声音”项目。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我们的这个项目被搁置起来。历史链接着未来。正确认识战争责任问题，是日本战后融人世界、与周边国家和解的基石。以性暴力作为战争工具，更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必将书入历史，永受谴责。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智良
    2017年10月26日初稿于巴黎
    2017年11月11日改定于上海

    反思日本的未审之罪
    “慰安妇”这一特殊群体，早已为世人所知。二十多年前，当“慰安妇”问题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时，也正是日军在亚洲大陆一连串性犯罪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声讨和追诉的时期。除了中国“慰安妇”，一个数量更庞大的韩国“慰安妇”幸存者群体对日本暴行的声讨以及索赔行动，更是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为何在战争过去七十多年之后，一直鲜为人知，甚至默默无闻的“慰安妇”问题突然之间成为东亚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曝光度较高的战争罪行声讨活动？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已是耄耋之年的“慰安妇”幸存者，在顶住巨大的世俗压力和心理创伤后，决然出现在公众面前，去寻求一种道义的支持和理解。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受害者在承受苦难之后还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讳莫如深，误解与非议时时刻刻与她们的痛苦回忆相伴。
    《被折断的花朵》是荷兰“慰安妇”事务活动家玛格丽特·哈默尔一毛努·德弗瓦德维勒女士通过口述采访，记录八位荷兰“慰安妇”幸存者经历后的反思之作。除了对那些深受战争伤害的女性悲惨经历的描述外，作者还不断穿插进对日本军队性犯罪的反思。字里行间充满了她对八位幸存者所代表的“慰安妇”群体的深切同情，更充满了为她们呼吁社会关注和支持的渴求。
    书名“被折断的花朵”具有强烈的隐喻。这些“慰安妇”来自于荷属东印度。二战时期，荷属东印度被日军占领。这些本来纯洁美丽的荷兰或荷印混血女性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随后沦人悲惨地狱，往日的美好在日军的野蛮暴行下被彻底毁灭，留下的只是饱经创伤的躯壳与失去光采的生命。这部著作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既有对战争罪行的谴责，也有对战争暴行的反思和探讨，同时也带有对社会舆论和偏见的反击与矫正，等等。
    在中国，对日本在“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就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暴行而言，还只是冰山一角。这部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证言。
    首先，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不分种族与国界，凡日军铁蹄所至，必有不计其数的良家妇女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这是因为，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行为。当年日本帝国的陆海军可谓是罪孽深重，登峰造极。因此，在中国大陆、韩国、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等地，都留下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累累罪证。这在近代战争法则与国际公约体系下是一种极为无耻与灭绝人性的犯罪。这是日本军队对于被征服民族及俘虏的非人道心理和奴役态度的反映。因此日本军人对被征服者的虐待不仅仅限于女性，也包括被他们俘虏和奴役的成千上万的男性，只不过女性所受到的伤害不光在战争时期，还包括战争结束后乃至于直到她们生命的尽头。相对于我们熟知的中国与韩国“慰安妇”，荷兰“慰安妇”所承受的世俗偏见与心理压力并不会因为她们来自西方就稍有轻松。在一定程度上，她们甚至比东方女性更难于启齿。这是因为她们在战前战后所经历的生活反差更为明显，尤其是战后荷兰殖民帝国解体，荷裔不得不回归欧洲故土，被日本人奴役与侮辱过的荷兰女性，她们要回归欧洲主流社会，更是压力重重。所以直到1992年扬·鲁夫一奥赫恩女士才将自己的经历公开，出版了回忆录。 其次，各国“慰安妇”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饱受偏见和误解。因为仅从日军设立“慰安所”的官方文件或者表面字义来看，“慰安所”只是日军为了规范日本军人的性行为，避免其违反军纪而专门设立的卖淫场所。在这里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哪怕是最初不情愿但终究都会和“娼妓”联系起来。而日本军人进入“慰安所”都会使用专门的军票支付“慰安”费用，这似乎只是“卖淫”，是一种性交易。所以，当这些“慰安妇”在面对战后世界关注的目光时，总有羞于启齿的负罪感，特别是在那些贞操观念特别浓厚的国度里。书中这几位荷兰“慰安妇”幸存者几乎都有这样的难言之隐。其实，这恰恰是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清算时，没有对“慰安妇”问题进行深入取证与调查，而是将其作为战争罪行来进行追究，仅仅将日军的性暴力罪行归结于一般的强奸、杀人以及掠夺所致。这就忽略了“慰安妇”这个群体是被日军使用暴力逼迫和非人道对待的性暴力受害者，所谓的“卖淫”收入其实与她们毫无关系。而从程度上来看，她们所遭受的性暴力侵害比一般强奸持续时间和受害强度要大得多。这一切罪行所需要的法律道义直到很多“慰安妇”离开人世也未到来。 第三，今天“慰安妇”问题已经成为国际问题，成为一个国家良知的底线，是日军大规模性暴力犯罪的未审之罪。虽然战争结束时少数在东南亚或者中国大陆被拘捕的日军丙级战犯因为涉及强奸而被处决或者监禁，但并无任何一人因承担强制“慰安妇‰I生奴役而被处置。甚至在战后很长时问内，日本朝野乃至民问对于强征“慰安妇”问题讳莫如深，遮遮掩掩，更遑论公开的道歉和追责。在作者笔下的荷兰“慰安妇”也因此备受精神上的煎熬。书中提到的一位名叫莉娅的少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后被一名日本军官长期霸占，并为之生下两个孩子。但战争结束后，这名军官不仅未被制裁，反而被常规遣返。而在遣返之前还从莉娅那里骗走了她的两个孩子，从此不知其踪。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战争中伤害过这些女孩的日本军人不计其数，几乎没人为之受到惩罚，甚至大规模组织策划绑架这些女孩的日本军官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作为战争罪行最高责任者的昭和天皇从未对这些因他发动的这场战争而受到性暴力伤害的妇女及其家人有半个字的道歉或忏悔。这或许是“慰安妇”问题最令人心震颤的地方。 因此《被折断的花朵》既是一部战争暴行的历史记录与反思，也是一部催人泪下的青春毁灭史。 其实就日本二战罪行而言，未审之罪还有。如对中国和平城市的无差别轰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是一个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暴行，是当时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但是在战后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分子追责时，却将侵略战争中进行的轰炸，与反法西斯同盟为制止侵略战争而采取的轰炸行动，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不论是审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东京审判，还是审判德意法西斯分子的纽伦堡审判，都无视侵略战争轰炸的非正义性，和反侵略战争轰炸的正义性，致使制造无差别轰炸的战争罪犯没有受到审判和惩罚。这就造成了对这一战争罪行认识的极大混乱，也给受到侵略的各国民众造成了新的伤害。 从1938年1月到1944．年12月，在长达近7年的时间里，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进行了战略轰炸，妄图以此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仅重庆平民就有32829人在轰炸中直接伤亡，灾民人数更达172’786人，财产损失价值法币100亿元。史称“重庆大轰炸”。但是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没有对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和平城市及其平民的罪行进行起诉定罪，重庆大轰炸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没有一位受到应有的惩处。 我想，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是不能混淆的，战争发动者的暴行和战争受害者的反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等量齐观的。 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日本，有些人一味渲染广岛、长崎的原爆惨祸，却闭口不谈造成这种惨祸的原因。我曾访问过日本广岛，参观了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留言“不应忘记”，就是指不应忘记战争给日本人民造成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更不应忘记的是日本首先是“加害者”，当年的日本广岛号称日本“军都”，相当多的日本军队就是从这里出发，开始对中国的侵略的。“加害”是因，“受害”是果。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愈演愈烈，这不仅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同时还将误导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这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同时，也是准确地传递历史信息的需要。重庆正在筹备成立“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纪念馆”，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回答，为这个纪念馆提供学理的支撑。 三十年来，在追寻重庆大轰炸真相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不少日本朋友，他们对日军轰炸重庆的罪行有清楚的认识。前田哲男先生曾说，重庆大轰炸是日本的战争暴行，“对一个城市如此长时期固执地进行攻击，不用说在航空战争史上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队围攻城市的历史包括在内，也是极其罕见的”。因此，要对重庆人民进行深刻地反省道歉。近年，我又读到远藤三郎先生的《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他是亲自带队轰炸重庆的指挥官，也是亲自执行对蒋介石的“斩首行为”的指挥官。其中有一段话可以说发人深省：“日本与中国之间这场持续了十五年的战争，客观地说，就是一场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否定”，“这至少是我从长达四十余年的军人生活经验里得到的教训，一定要留给那些担负着日本未来时代的年轻人”。这段话写于1974年，这是一个曾经带队轰炸重庆当时就反对轰炸重庆的飞行团长，一个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战后对这场战争最深刻的反省。 2016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在重庆召开。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开幕式致辞时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对重庆进行长达六年多的轰炸进行道歉。这是日本前政要对重庆道歉的第一次，是对战争中死难中国平民灵魂的慰藉，是对日本战争罪责的深刻反省，代表了日本人的良知，体现了中日友好的民意基础，尤其是对几十年来重庆学者研究重庆大轰炸学术成果的采纳和肯定。 我们是学者，学者的责任就是把历史搞清楚，把教训揭出来，让社会知真相，使未来可借鉴。战后对德国的处置是比较成功的。“法西斯不仅是全人类的敌人，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已经形成了全人类的共识、德国人的共识。但是在亚洲，这样的共识还没有形成。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有彻底清算，才有永久和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悟，也是有良知的日本人包括参与过侵华战争有良知的日本军人的认识，也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我们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就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就“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我们还任重道远。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 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博同创新中心主任 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勇 2019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