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大明王朝之春夏秋冬》是作家赵柏田的代表作,以四季变迁来比喻国势兴衰,以明代皇族与士大夫文官集团的故事为书写重点,通过描述执掌明朝江山近三百年的朱氏皇族与当时精英阶层的士大夫和文官集团的故事,演绎了皇族与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上的此消彼长,描绘了明朝三百年曲折沉浮的历史。
内容提要
《大明王朝之春夏秋冬》是著名作家赵柏田深耕明史十余裁之历史代表作,讲述了大明王朝从1368年建国到1644年灭亡的荣衰浮沉与兴废继绝,演绎了人在权力旋涡中的种种情状。全书以朝代和皇位更迭为顺序,以权力结构嬗变为叙述脉络,细致呈现出皇权与文官集团争斗角力的步步惊心,绘就了一幅跨时三百年的壮阔历史长卷。扎实绵密的叙述,幽雅深邃的历史意境,怀着温情和敬意开掘的人性之光,开创出作家写史的崭新美学风格。
媒体推荐
当我写着这本书时,时常会想起瓦肆勾栏的那些说书人,讲兴废、说人情、叹世道,讲者与听者都是在历史的一堂风雨里。
——赵柏田
作者简介
赵柏田,当代作家,学者。1969年8月生于浙江余姚。著有长篇小说 《赫德的情人》 《买办的女儿》,短篇小说集《万镜楼》 《站在屋顶上吹风》,文集《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 《岩中花树:16至18世纪的江南文人》 《帝国的迷津:大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 《双重火焰》 《时光无涯》 《远游书》等十余部。
目录
春
洪武元年——永乐二十二年
(1368—1424)
第一章 走进“中世纪”
砌墙
献祭
清洗
天网
股东、伙计和奴仆
第二章 禁锢的舌头
削藩
靖难
屠场
驰谒
醉杀
夏
洪熙元年——正德十六年
(1425—1521)
第三章 仁宣两朝纪事
铜缸里的王
盛世三杨
飞扬跋扈的王先生
第四章 夏日风暴
土木之战
尊贵的俘虏
夺门之变
第五章 后宫心计
皇帝与贵妃
内官与外官
皇后与外戚
第六章 正德年的大烟火
“宫奴”
紫禁城里的帐篷
欢乐颂
秋
嘉靖元年——万历十年
(1522—1582)
第七章 四十五年春花秋月(上)
大礼议
新宠
掘墓人
第八章 四十五年春花秋月(下)
祥瑞与长生
丹心照千古
狂歌袅袅天风发
第九章 棋局屡变
等风来
阁臣们
德之殇
第十章 耀眼的暮光
自首相知犹按剑
恋栈夺情
祸萌骖乘
冬
万历十一年——崇祯十七年
(1583—1644)
第十一章 至暗时刻
修补匠
醉梦三十年
君子在野
众士谔谔
通向奴才之路
第十二章 细数同声一个无
刺许
教主
名士
危峰
断云
跋 我吸入了他们的尘埃
附录
一、明朝皇帝年表
二、参考征引书目
后记
2018年春天,应邱志杰先生之邀,我在民生美术馆观摩了一场“邱注上元灯彩计划”开幕展。这件历时数年完成的作品,是对明朝一个风俗画家《上元灯彩图》的当代演绎。经徐邦达先生品鉴,此手绘长卷,出自明嘉、万历年间一民间画师之手。岁在丙寅的嘉靖四十五年上元节,这个画师应江宁县某富商之约,在绢本上画下了那个火树银花的金陵之夜。画成之后,因为身份卑微,画师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
整个展览有如剧场一般,有一种刻意营造的喧闹。穿过一楼市声与鬼影交杂的古玩市场,二楼展厅里,偶尔还可以看到穿梭而过的黑衣人,面无表情地操纵着装置。他们是历史的雇佣军,代表着操纵历史的不可知的力量。这一切——数百件装置、绣像以及巨大的灯笼——上空,有一双眼睛无处不在。我时刻会与这个四百年前无名画师的目光相遇。这次北京之行一个月后,我曾试图描绘那双热切而忧伤的眼睛:
他看着狭巷通衢里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看着出没在瓷器店里的书生和商人,看着奔跑的孩子、杂耍艺人和一个个怀抱鲜花的女子。他也看着人群中用力挤着的登徒子们,看着抬着一只鹿走过大街的屠户们。他的目光在夜色中伸得更远,越过那些纱灯、滚灯、槊灯、弹壁灯和做工考究的鳌山万岁灯,越过古都上空已然黯淡的王气,他看到了这欢娱世界的尽头……
在对这幅明人长卷的摹写、考释和推演中,艺术家用他强大的历史想象力,说出了帝制中国的一个秘密:历史总在抄袭自身,历史的情节总是惊人相似,而脚本的数量总是有限的。是以,不管朝代如何更迭,恒定的角色总是那么几个。比如,权力总要吃人,美人总是红颜误国,盛世总是自吹自擂,诗人要么御用,要么成为革命的同谋。
于是,他像一个炼金术士一样,提炼了帝制中国的主要角色,或者说基因图谱。它们有时是人物,如权臣、幼帝、悍将、告密者、革命者、税吏、流寇,有时是某样事物,如漕运、狼烟、谶言、丹药、遗嘱、南渡、桃花源,有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某种思绪,如夜雨、相思、良知、理。
它们以版画或装置的形式,散布在巨大的空间里。这是几千年来悬挂于国人头顶的东西,是纠缠的命运,也昭示着晦暗的未来。走出美术馆,置身于京城三月酒浆一般流淌的阳光下,我如同穿过了一个幽暗的历史剧场。这个被艺术家命名为“金陵剧场”的地方,可以是中国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就像他后来告诉我的,每一个记忆与失忆交错,欢庆与告别同步,朋友和敌人同体的地方,都是金陵。
“在金陵,没有人掌控自己的命运,人都是生来被使用的,每个人都只是某种历史任务的道具,任务一旦启动,人就进入角色,成为历史人物。”
如果把本书看作一个剧场,这一出历史剧,上演的是大明王朝故事。从1368年朱元璋定都应天,到1644年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紫禁城后一座小山,统共二百七十七年的故事脚本,演绎的是人在权力旋涡中的种种情状。
这出长剧上演的近三百年间,是中国历史漫长的“中世纪”的至暗年代。律例规驯着身体,强权禁锢着舌头,帝制中国的牢笼,从那时起扎紧了栅栏,知识人被奴化的烙印,也是从那时起被烙下。是以,没有入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都被时代的罡风推着,完成派定给自己的角色,皇帝与大臣,要角与龙套,所有人都是这出长剧的参与者,同时也是被观看者。
读者自会看到,讲史人笔下,纷如落叶的大明王朝十七个世代,在“春”“夏”“秋”“冬”四场折子戏里,一个个来来去去的人,一幕幕转瞬即逝的景象,在起承转合中编织出无数场悲欣交集。如果把视野放宽,也会看到纷繁的外表下,恒定的历史逻辑,那就是推动着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文官制度。
14世纪中叶,当朱元璋草创这一制度,他是要让文人们参与到帝国的“砌墙”中来,他派定给文臣们的角色是“藻绘粉饰”。废除丞相制,君权定于一尊,独裁者千方百计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庞大的文官集团也有着坐而论道、天下共治.的传统,他们与君权的合作与角力,从这个政权落地之日就已开始。此后,乃有肇始于永乐朝的内阁政治,再有正统年间开始坐大的宦官政治,晚明兴起的清流政治,三百年间,多方博弈,暗涛汹涌,如同一台巨大绞肉机,让一代代精英灰飞烟灭。
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嬗变,主宰了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人的命运。随着本书故事的展开,胡惟庸、李善长、刘基、解缙、方孝孺、于谦、徐有贞、王守仁、杨慎、夏言、高拱、严嵩、徐阶、张居正、申时行、海瑞、顾宪成、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钱谦益等人的荣衰浮沉,无不印证了这一点——人只是某种历史任务的道具,制度即命运。
及至大明十七朝的最后的崇祯朝,十余年间,内阁首辅走马灯般轮换,内外交困之下,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越来越重的猜忌和不信任,使得明朝政治迅速崩盘。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制制度已寿终正寝。近三百年的噬血,它已有了魔性。在1 644年前后,它只是亟须从一具腐朽的躯体移入另一具充满生机的躯体,并从中汲取继续生长的养分。事实上,当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入主中原,新政权的权力架构沿袭的还是明朝的制度。
在明朝,身为文人或许是不幸的。国家需要他们的合作,却又不信任他们,并时常羞辱他们。当他们抢着挤进权力中心,以便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时,一条看似风光实则到处都是危峰断云的路也就铺在了脚下。君权与礼教的博弈,帝王与臣子的较量,无穷内耗,各种作死,到头来不免是“细数同声一个无”。而身处巨大的权力磨盘下的文人们,他们付出的是才华和智慧,收获的却总是无休止的耻辱。
魏斐德把帝制中国晚期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五种类型:政治家与决策者,改革者与行政官僚,道德理想主义者,玩赏家,隐士。前两种类型是获得有效权力的政府官员,第三种是高扬道德大旗对时代进行纠偏的在野文人,他们习惯于对时政提出批评,并以舆论手段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而玩赏家和隐士则致力于私人生活空间的营造,崇尚形而上的恬淡闲适,自觉退避到了时代的主流之外。在魏斐德给出的这一知识分子谱系中,他认为尚缺两种类型,即技术官僚和完全超越传统礼教并对之造成极大破坏的先知型知识分子。以我对近三百年明朝历史的梳理,技术官僚或不乏其人,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却寥若晨星,勉强算得上的可能也就l 5世纪的王阳明和16世纪的李贽两人。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前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即政治家和行政官僚。本书后半部分,随着万历朝党争渐起,尤其是东林党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道德精英们的声音越来越宏大。而最后,明帝国的大厦也是在一个时代的道德狂欢中轰然倒塌。
全书共十二章,“春”“冬”各两章,“夏”“秋”各四章。“春”篇,约为洪武元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368—1424),跨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夏”篇,约为洪熙元年至正德十六年(1425~1 521).跨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八朝;“秋”篇,约为嘉靖元年至张居正去世的万历十年(1 522—1582),跨嘉靖、隆庆两朝和万历朝前十年;“冬”篇,从万历十一年至崇祯十七年(1583—1644),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
以四季春秋比附三百年大明王朝,是出于一种形象化的叙事策略,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为了给一部密不透风的历史长剧留一些空白和过门。入戏久了,也需要戏外的打量。事实上,当我写着这本书时,时常会想起瓦肆勾栏的那些说书人,讲兴废、说人情、叹世道,讲者与听者都是在历史的一堂风雨里。
十年前,小说家瓦当的一次稿约促使了这本书的写作。稿成后,又在《野草》杂志分两年连载。‘这一写作计划完成后的数年,笔下的人与事从未走出我的视线,用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的话来说,“我吸入了他们的尘埃”。数年间,出入这些记载三百年间故事的史料档案,从《明史》《明实录》《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官方史籍到各种私家记述,我吸入的尘埃,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即便如此,我仍然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迷失在历史的虚无之乡,要在这一写作中为人性争得一席之地。“安抚历代亡灵,让羊皮纸上的墨水说话”,这是米什莱自任的历史学家的使命,也是今天的历史写作者的梦想。
赵柏田
201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