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今中国的忧虑不是传统消亡，而是扭曲。扭曲有时是无意，有时是有意。扭曲的祸害，比一点不剩的消亡更甚。完全消亡了传统的人成了另一种人，也可以简单地活着，，而扭曲的人就成了不断自毁自残的人，结局可能就更为可惧了。这是作者写这本书的最大的动机。这本《论语讲析》也许能为有心的中国人找出更多历史的真相，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既有的传统，我相信，当我们不再扭曲我们的祖先与我们自己，我们便能更自信而且毫无愧作地面对当今的世界。

    这是一本文质兼美的《论语》读本。作者以自身数十年阅读《论语》的工夫为根基，以多年讲学积累为基础，完成此书。每章包括四部分：《论语》本文、注释、语译和讲析。注释部分，注重会通，以简驭繁，解释清晰而明确；翻译部分，尽量切合古人语言特点，十分注意气氛与语言力度，力争兼顾达意与传神；这部书稿中，作者用力最深也最有特色的，是讲析部分，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阅历，断以己意，多有新见，更为难得的是，讲解接近日常，更宜让读者产生共鸣。

    周志文，1942年生于湖南。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捷克查理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等，以及《中国时报》《中时晚报》主笔，现已退休。
    著有《日升之城》《三个贝多芬》《冷热》《布拉格黄金》《时光倒影》《同学少年》《记忆之塔》等书。

《论语》这本书（代前言）
【卷一】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卷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卷三】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卷四】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卷五】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卷六】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卷七】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卷八】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卷九】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卷十】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孔子年表
后记

    《论语》这本书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谈《论语》这本书。
    一、《论语》的地位
    《论语》被认为是儒家或整个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书，古时很重要的书都被称为“经”，“经”原义是指直线，引申有一切标准、法式的含义。中国为经书所下的定义很早，大约在汉代初年就有了，到武帝董仲舒时大致确立，西汉时，往往把经书也叫作“艺”。但《论语》这本书在唐代之前并不被看成经，尤其在汉代，因为汉代人认为《论语》并不是圣人所作，所以不能称之为经。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周室既衰，诸候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文中的“六艺”指的便是“六经”。又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可见在汉儒的观念中，经必须是圣人的“作”（创作，如《春秋》）或是圣人的“述”（叙述、引用或整理，如其余的五经）,否则绝不能算作经。《论语》由于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录的，既不是孔子的“作”，也没有经过孔子的“述”，所以不能算是经。清末今文派学者皮锡瑞在他的《经学历史》中说：
    ……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皮锡瑞对经的看法，比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更加坚决与极端，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作品，都是孔子为万世所定的“教科书”，所以有那么崇高的地位。《论语》由于不是孔子所作，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当然从传统的经学观念看，不能算是经书。
    从严格的定义上看，《论语》虽不能算是传统儒家所认定的经书，但这本书在汉代就十分重要，在汉武帝之前，政府除了立“五经博士”外，还立过《论语》博士”，不过有别于五经博士，《论语》的博士叫作“传记博士”，在汉儒的语言习惯中，“传记”是孔子弟子叙述圣人之意的著作，地位是低于经的。
    《论语》当然重要，它记载孔子一生的言行，在这方面，没有其他一本书比它更翔实、更可信的。汉以后的人，有人把孔子看成“素王”，有人看成“至圣先师”，都视之为最崇高的圣人，孔子一言一行，都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论语》的重要性就不言可喻了。汉代赵岐在《孟子题辞》上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笛辖，六艺之喉衿也。”卸辖是古代车辆前锁车辆的金属器具，而咽喉（喉）对人，衣领（衿）对衣服都是最重要的部分，可见《论语》虽然在汉代人的眼中不是经，却具有甚至比六经更为积极的含义。
    唐宋之后，经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十三经”的时代，就干脆把《论语》立于经部了，到此《论语》的地位当然就更加重要。《宋史·赵普传》说：“普尝谓太宗曰：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这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来源，尽管这种说法稍嫌功利，语意所涉也有不明确处，但可见传统社会对《论语》的重视。到南宋朱子，他将《礼记》里的两篇《大学》《中庸》拿出来，再加上《论语》与《孟子》合成为“四书”，集合前人注统与自己的解释成为《四书章句集注》。自《四书章句集注》一出，此书的地位俨然有取代“十三经”之势。而“四书”表面上有四部“书”，其实《大学》《中庸》的分量比起《论语》《孟子》显然不足，《孟子》的字数虽多过《论语》，但孟子较于孔子，在儒家的地位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在“四书”中，当以《论语》为核心，殆无可疑。
    假如在中国的历史上，要找一本与基督教《圣经》、伊斯兰教《古兰经》同样地位的书，《论语》可当之无愧，所以无论从哪个方向来说，《论语》绝对是一本极重要的书。
    二、《论语》的编纂
    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上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集，故谓之《论语》。
    ……
    这样的教育方式，使得中国在很早的年代，就达到了西方后来所谓“公平社会”的理想。而在中国，每个人只要受教育，能够掌握充分的知识，就可以掌理国家大小不同事务，成为社会精英、国家的领导者，孔子死后近一百年有孟子诞生，孟子曾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
    请注意文中的“发”与“举”字。孟子所举的人物虽然早于孔子，却由孟子梳理出来一个历史的缘由，这些古代的伟人，就是出身微贱，也都不妨碍他们未来领导群伦，这想法非常特殊，却为孔子之后的中国人所共同深信。战国时代，屡见一个平日不受重视的寒士，第二天平步青云，有的竟然成为大国的宰相，苏秦、张仪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汉代之后，地方官有“举贤良方正”之士为国服务的义务，隋、唐之后，更有开科取士以选官员的制度，中国历史上，虽表面上有大权在握的天子，但真正掌握百姓命脉的，是出身民间，且人数千万计的官吏，他们职司天下各项事务，而且有任期，也受监督，这使得中国比同一时期的西方各国，不论从民主化还是公平性而言，都进步许多。
    孔子的成就当然不只如此，历来的人都对他有不同的评价，像这样的讨论已太多了，我不想再延续。上面说他以六经教人心提倡人文思想，在教育中，又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肯定每个人都有权在社会发展他的才能，社会不能抛弃任何人，而任何人也不能抛弃自己，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尊严，这是孔子对中国与世界文明历史的最大贡献。这些材料，在《论语》都有充分的记录，所以《论语》这本书，对所有中国人甚至于整体人类都是重要的。

    《论语讲析》这本书的正式写作，大约花了我半年的时间，但从酝酿、构思到准备，时想时停，断断续续，算算竟花了三四十年的光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论语》大约是中国最重要的书，其重要可与西方的《圣经》相较，这是公认的事实。然而我读《论语》很晚，我上小学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语文课本上全是“的了吗呢”的白话文，一篇文言文都没有。大约到初一，我才接触到一点有关《论语》的讯息，好像在国文课第一册的第四课吧，选了篇《孔子与弟子言志》，便是《论语·公治长》里“益各言尔志”那章。教我们课的老师口才一般，没说出什么令我们折服的道理来，而我们乡下小孩储备的知识不够，其实也没“折服”的本领，也就含糊而过，未作深思。我中学之前的语文教育，不论中外，那些惊人的文化、文学的精华，我们几乎一项都没有碰到过，现在回想，那真是个荒凉的时代！
    我们读高中时，国文课除了课本之外，还有一种书名叫《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必须上的，六个学期六本，内容全是从《四书》选出，其中《论语》的部分最重，篇幅占了全部六册的三册，也就是教材的一半，这是我真正接触到《论语》的起始。但那时青春的烈火始炽，有许多“外骛”要竞驰，我的外骛是阅读令我目眩神迷的西方文学巨作，由英、法的小说开始，终于苏俄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一本一本的，阅读不尽，眼前不断翻转着异国迷人的风景，我生活艰困，有时三餐不继，弄得骨瘦如柴，身上的一点维持生存的养分，被阅读带来的那些吴天的幻想燃烧殆尽，我日复一日捧着那些书本，几乎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
    除了翻译小说之外，我也一度沉迷胡适，那段时间正是自己的叛逆期，我读完他四大部的《胡适文存》，深深被他反传统的理由所吸引。台湾在中国的边睡，当时我住的地方，更是台湾偏僻的一角，而我脑中萦回的，却是包括广大的领域与绵长的历史的中国。但我脑中的那个中国，是个被吸鸦片的男人、裹小脚的女人所充满，又是个被吃人的礼教所严控的扭曲社会，中国没人身的自由，更缺乏人性的尊严，中国的道德虚假、历史充满了迷信，而我四周的现实世界虽然狭小，却也历历在目地证实了其中的一部分……
    那时候我读《论语》的条件还没形成。我对中国抱着轻视的态度，不论当代或古代，在这情况下，是不可能展开我传统文化的壮阔旅程的。
    我很早就对上古历史有兴趣，我青年时读到中国古史，里面说最早的帝王都不是正常出生的，《史记》记殷以契为始祖，其母简狄行浴之间，见玄鸟堕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周的始祖后稷，其母为姜原，姜原一次在野外，见到一巨人足迹，也许为了好玩，将自己的脚践在足迹上，《史记》写道：“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其后秦的先祖母亲又重复殷契的后尘，吞了玄鸟所生之卵，这些记录充满明显错误与迷信，都为我心中负面的情绪做了精准的注脚。
    幸好碰到一个机会，让我有反省的可能，正遇上举世欢腾的圣诞节，连贫穷的台湾也限着疯。圣诞节是庆视基督教教主耶稣基督生日的重大节目，所有基督徒都坚信他们的主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母亲是未经一般人受孕的方式生下耶稣的,据《圣经》记载，是上帝借“圣灵”（Holy Spirnt）让耶稣的县亲怀孕。我突然想到，我们如“尊重”西方人说他们的教主非人所生，为什么不能“容忍”中国人说我们帝王的母亲是践巨人之迹或吞玄鸟之卵而生的呢？古史往往是跟神话杂释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由神权过渡到君权的时代必然产物呀。西方人用“三位一体”（Trinitas）的理论，来解释他们神人同栖的方式，为何中国人用了同样方式就不可以？ 书逐渐读多了，怀疑还是不变，但怀疑的主轴有点不同了。后来我渐渐知道，谈起吃人的礼教，五四人憧憬的西方，也是有“礼教”存在的，西方的礼教不像中国，是由绍绅之士为主导，而是由更具权柄的教会来带头，不要说你不信教得受惩罚，解释教义与权威有冲突，就得火刑伺候，以致死人无算，而且极其残忍，就是科学家的主张有点与《圣经》所载不同，也得备受制裁，天文学家哥白尼与数学家伽利略都是有名的受害者，证明西方礼教“吃人”的程度，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西方也有极不公平的司法，也有极愚昧的历史诠释。这些事都很不光彩，要说也绝对是说不完的。历史有偶尔进出的智慧火花，也有许多愚昧与不幸，不论东西世界都一样。 ……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礼与美学的关系，《论语》后半部偶出现孔门弟子冲突的问题，我常有与传统不很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在书中都点了出来。《论语》不是放在博物馆的陈列品，它是活着的，《论语》既活着，就应让它流转不息，该让它容许一些新的解释在其中，这是我的想法。但传统的注本也是极重要的，绝不可抛弃，为了求真，解释可以修正，不可以全盘否定，因为是它使经典的生命延续下来，没传统的注本，《论语》早就消失了。 写这样一本书，有些是我个人的因素，还有外在的原因，我总是想到我们当今中国人的处境。 有什么当今中国人的处境呢？这就比较复杂了。与其他历史悠久民族相较，当今中国人所面对的问题有点特殊，像犹太与阿拉伯民族，到现在还要面对相当程度的生存压力，百年前的中国是一样的，否则就没有梁启超《爱国歌》“每谈黄祸詟且栗，百年噩梦骇西戎”之言了，而目前的中国，可以说已挣脱了那个压力了。另外如埃及与印度，他们都能够生存无虞，但在他们之间，缺乏一种强而有力的文化传统来维系他们的心，大部分的埃及人与印度人无法说祖先的语言、用祖先的文字，他们虽然继承着祖先的血液，却大多数已与祖先断了音讯。中国不同，所有认识汉字的中国人，几乎可以透过书籍相当“直接”地与我们的祖先沟通，我们历代祖先建构的文化价值，仍不绝如缕地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比起那些种族，中国人的血管不仅流着祖先的血液，神经也如电网般传递着古老的信息，直接又快速，而且一刻也未曾停止，整体而言，中国是“有根”的民族。这种现象在世界的文化圈中，是很少见的。 对当今中国的忧虑不是传统消亡，而是扭曲。扭曲有时是无意，有时是有意。扭曲的祸害，比一点不剩的消亡更甚。完全消亡了传统的人成了另一种人，也可以简单地活着，而扭曲的人就成了不断自毁自残的人，结局可能就更为可惧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的动机。我辛勤写作，勉励我的是这本《论语讲析》也许能为有心的中国人找出更多历史的真相，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既有的传统，我相信，当我们不再扭曲我们的祖先与我们自己，我们便能更自信而且毫无愧作地面对当今的世界。 有几个朋友看了本书的部分，说写得还不错，认为一些地方恐怕有“超越”古人时贤之处，我说不敢当，我知道是奖掖鼓励我的意思。我虽对一些历来的解释不以为然，有时不得已用了些批判的字眼，但态度是恭谨的，偶有一得之见，是因为我思考得够久，而这本书又是新作，被我批评的古人时贤，不是没有机会，或是来不及答辩，对他们而言，也有不公平处。也许再等些时候，有人认为我写的错了，我曾自以为是的意见也是干疮百孔的，也会用同样方法对我了，我觉得，要是这样很好，不是说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吗？ 戊戌冬至（2018年12月22日）写于台北永昌里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