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俄国著名的科考探险家，一生之中四次来到中国境内，他毕生的愿望就是能到西藏进行考察，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如愿。但他进入中国的四次探险，均在地理、生物学界有重大发现，现在很多生物，如普式野马，均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他是研究中国西北部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本书是普尔热瓦尔斯基19世纪在中国西部的考察报告，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探险笔记。本书是以游记的方式，故事性、趣味性都很强。

内容提要

  

    1970年，科学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启了第一次中国之行，此次考察历时三年，随后他将此次经历记录在这部书里，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旅行经过，并公布了探险所获得的材料。这部书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被译为欧洲多国文字，并且多次印刷出版。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这次中国之行主要往返于两大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他的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北京西行穿越内蒙古高原到达阿拉善沙漠，然后原路返回北京，此次行程约三千七百公里。第二阶段，自北京重新回到阿拉善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与一支唐古特人商队结伴来到西宁，随后抵达梦寐以求的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向南登上藏北高原。这是欧洲人首次深入黄河和长江上游。对于自己的首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确定的任务是：“首先是对自然地理的考察，以及对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动物学研究；民族学的考察则尽可能地进行。”其实他的四次中国之行，都遵循了这样一个统一“体例”，而正是因为考察的“科学性”才使他扬名于世。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首次中国之行大致上重复了古伯察走过的道路，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行程更富有科学成果，而这是建立在认真的勘测和记录的基础之上的。这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收集鸟类二百多种，标本一千余件；各种哺乳动物四十余种，标本一百三十件；昆虫标本三千多件；植物五百多种，标本四千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书对我们来说，不仅有趣，而且有益。这是我们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在当前中国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我们需要把握时代的律动，需要积累更多的“在地”知识，需要更多的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交流，需要更加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

    一个普尔热瓦尔斯基或者一个斯坦利就抵得上几十个学术机构和几百本好书。
    ——契诃夫
    他的考察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几乎无人能及。
    ——李希霍芬
    普尔热瓦尔斯基为识字的俄国人打开了通往中亚与西藏未知世界的阅读之门。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在近代西方对古老中国”探索与发现”的奇崛大剧中，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先驱，传说与传奇都源于他把神秘的内陆中国呈现给了西方世界，而他的呈现是如此细致有趣，以至于今天的中国读者人可以从中受益。
    ——罗新，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

第一章  从恰克图至北京
第二章  蒙古人
第三章  蒙古高原东南边缘（一）
第四章  蒙古高原东南边缘（二）
第五章  鄂尔多斯
第六章  阿拉善
第七章  重返张家口
第八章  再次考察阿拉善
第九章  甘肃省
第十章  唐古特人
第十一章  青海湖和柴达木
第十二章  藏北高原
第十三章  青海湖和祁连山地的春天
第十四章  从阿拉善穿越戈壁腹地前往库伦

前言

  

    行走在中国的高原上——普尔热瓦尔斯基其人其书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世界地理探险的新时代。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展开以及近代的殖民拓展中，地理探险发挥了先驱作用。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在世界探险事业中不甘其后，从16世纪对西伯利亚的探险与征服开始，俄国人的足迹逐渐延伸到远东和北极，直至美洲。仅仅在19世纪上半期，俄国人就组织了四十多次环球航行，并且在发现南极大陆中厥功至伟。在世界地理探险史上，俄国毫无疑义地占据着重要位置，诞生了像克鲁逊什特恩、戈洛夫宁、别林斯高晋、拉扎列夫、米克鲁霍-马克莱、谢苗诺夫这样载入史册的探险家。而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是其中的一个闪亮的名字，甚至俄国文化史也为他留有一席之地。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活动集中在中亚地区。他既是近代中亚科学探险中成就最大者之一，也是一个引领其后探险的先驱者。他全面系统地采集了亚洲腹地的动植物标本，数量之巨，前所未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动植物有数十种之多。欧洲人以为早就灭绝的珍稀蒙古野马，因他的发现而被称为“普氏野马”。普尔热瓦尔斯基最早突破青藏高原北境阿尔金山脉并详绘了地图，而且还对黄河水源进行了系统勘察。他是深入罗布泊的首位欧洲人，他对罗布泊位置的看法引发了世纪争论，作为其景仰者和论敌的斯文·赫定为了反驳他的观点，顺着他的足迹，意外发现了在大漠中隐匿了千年的楼兰古城。他的后继者和学生科兹洛夫，则发现了黑水城，揭开了西夏王朝的面纱。
    近代以来的探险家们，或为明确的军事政治目的所支使，或为强烈的经济利益所驱动，或为忘我的文化使命所牵引，但他们在探求真理的路上忍受煎熬与孤独，在严酷的大自然中经常与死神为伴，显示了人类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崇拜者、伟大作家契诃夫曾这样写道：“一个普尔热瓦尔斯基或者一个斯坦利就抵得上几十个学术机构和几百本好书。他们的思想原则，基于国家和科学之荣誉的崇高抱负，他们对既定目标的顽强追求，不为任何艰险和个人幸福所动的态度，他们对炎热和饥渴的克服，对思念故土的忍耐，对折磨人的热病的习以为常，他们对基督教文明、对科学的狂热信心，使得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体现最高道德力量的建功立业者。”
    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诞生于俄国西部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个退役军人家庭，自幼酷爱大自然，性好打猎。1855年他从斯摩棱斯克普通中学毕业，受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鼓舞，怀着去前线建功立业的抱负，到俄国军队服役。但是五年“混日子”的军旅生活没有让他随波逐流，而是在军中刻苦自修，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总参谋部尼古拉耶夫学院学习。1863年，普尔热瓦尔斯基自愿前往当时发生暴动的波兰，被提升为中尉，并被委以团参谋官一职。次年，他因《阿穆尔边区军事统计概述》一文受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关注，以高票当选为学会的正式成员，同时进入华沙士官学校担任教官。普尔热瓦尔斯基自言，华沙使他“完全成熟了”，他可以完全致力于自己所喜好的课业。在这段时间里，他广泛学习地理学和博物学知识，并且初步拟定了游历中亚的计划。
    1867年，在上级的推荐下，普尔热瓦尔斯基奉调总参谋部，被派往东西伯利亚军区就职。途经彼得堡时，他以会员身份拜谒了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谢苗诺夫，向其汇报了自己的中亚旅行计划，请求学会予以帮助。鉴于他当时在科学界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人，谢苗诺夫鼓励他并向他保证，如果他自己筹款对乌苏里边区进行一次有意义的考察，以此证明“旅行的本事和地理勘查的才能”，那么以后有望通过学会组织一支由他率领的中亚探险队。
    这一年的5月，普尔热瓦尔斯基接到命令，被派往乌苏里边区，其主要任务，一是视察驻扎在当地的两个边防营的部署；二是搜集当地俄罗斯人、满洲人和朝鲜人居民点的情况；三是探明通往满洲和朝鲜边境的道路；四是修正军事路线图，将勘查的新地点记录进去；五是从事其他科学考察。此外，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还委托他尽可能将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的动植物系谱记录下来，并搜集标本。
    ……
    普尔热瓦尔斯基以其传奇的经历，以及其著作中的探秘和发现，在俄国和西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种传奇和探秘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是西方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种结果。打开世界地图，那些以欧洲人名字命名的地名，在“新世界”中触目皆是，这大多是西方探险家们“发现”的。“新世界”自有原居民，但他们没有“发现”的“能力”和“权利”，“在地”知识也没有成为共有知识。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后来的中国之行中，用“柴达木”、“哥伦布”和“莫斯科”命名祁漫塔格山的三条支脉，他认为自己是这个高寒山区的发现者。他还命名了其他一些中国地名。这些随意的地名后来并没有得到广泛采用。
    斯文·赫定在觐见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前，还“结识”了满清政府的权势人物李鸿章。李鸿章询问赫定为何要跨越大清的国土，赫定回答说，“为了探索还不为世人所知的处女地，并将它们绘制成地图，同时勘查其地理、地质和植物的分布”。而李鸿章关心的则是，能否从远处判断一座山中蕴含金矿。在他看来，那些地理探险和考察是“不需要技术”的事。可以想见，这其中存在何等差距！在帝国殖民时代，地理科学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继欧洲国家相继成立地理学会（法国1821年，德国1828年，英国1830年）之后，俄国也于1845年8月成立了皇家地理学会，其宗旨是“聚集优秀的年轻力量，对祖国的大地进行全面研究”。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研究的不仅仅是“祖国的大地”。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书对我们来说，不仅有趣，而且有益。这是我们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在当前中国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我们需要把握时代的律动，需要积累更多的“在地”知识，需要更多的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交流，需要更加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将近一百年前，斯文·赫定在回顾自己的探险生涯时，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话：“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若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竖起一座丰碑。”这座丰碑，首先是精神铸就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