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雄与母亲》中，荣格聚焦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局限性。他希望将治疗心理学从19世纪盛行的主观主义、个人化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并试图将无意识理解为一种客观的、集体的心理状态。这本书虽是荣格早年的作品，但是他本人说这本书“为他后来几十年的生命制定了计划”。

    荣格认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或者无意识中的内容，总是与远古的神话遥相呼应。在《英雄与母亲》中，荣格借用诸多神话传说与考古资料，以及原始文化的图画，来确认这种特殊的心理联结，为其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做论证。相比于弗洛伊德，荣格更加注重象征背后的原型意象及其表达．并从文化的视野来扩展对“力比多”概念的理解。因此，本书成为了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开端，也为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发展做了充分的铺垫。

    C.G.荣格（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曾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他所提出的自性化、共时性、原型、集体无意识、情结、外倾与内倾等概念，至今仍对心理学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  引言
二  力比多的概念
三  力比多的转化
四  英雄的起源
五  母亲与重生的象征
六  挣脱母体的战斗
七  双重母性
八  献祭
九  后记
附录：米勒的幻想
译名对照表

    英雄与母亲
    《英雄与母亲》是荣格的早期著作，选自《荣格全集》第5卷第二部分。《荣格全集》第5卷原名为《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1912年出版。正是该著作引发了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分裂。从此，荣格陷入低谷，近于抑郁，开始了其面对与深入无意识的孤独旅程。
    后来，荣格用《无意识心理学》来修订《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最后，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荣格全集》中，该卷书名为《转化的象征》(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其变化也正反映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发展脉络。
    在《英雄与母亲》中，荣格仍然是从“力比多的变形”开始的，然后述及“英雄的起源”，接着呈现“母亲和重生之象征”，以及“从母亲那里解脱的战争”、“二分的母亲”和“牺牲”(或者“献祭”)；冥冥之中，他似乎已预知其著作出版后必然的转变，包括与弗洛伊德的分裂；撰写这部著作的同时，他也为自己深入无意识，接触“深度精神”(spirit of the depths)做了准备。
    弗洛伊德在其《性学三论》中提出“力比多”概念——一种基于性力，性的本能欲望和能量的表达，并用其来解释神经症的形成及其背后的原因，几乎成为精神分析的信条。然而，在1911年，荣格撰写《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时，他便从文化的视野来扩展对力比多的理解，尤其是象征性的表达和意象的寓意。实际上，更早的时候，荣格在其《早发性痴呆病心理学》(1906)中，便尝试使用“心理能量”(psychic energy)作为近似于力比多的表达。荣格在其《回忆·梦·思考》中说：“我真正的科学研究开始于1903年所进行的联想测验的实验。我认为这是我在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第一次科学研究。《词语联想研究》写出后，我又写了两篇精神病学方面的论文：《早发性痴呆心理》和《精神病的内容》。1912年，我的著作《转变的象征》出版了，而我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也至此告终了，从那时候起，我便得单独去打天下了。”
    阅读《英雄与母亲》，以及《转化的象征》，我们有机会感受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基础上的分析心理学发展。荣格的导论，便是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开始，以“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象征与意义作为切入点，包括其中无意识深处的乱伦幻想和意象，力比多的变形及其影响。荣格坦言，弗洛伊德著述中所呈现的俄狄浦斯传奇是伟大的心理学创作，于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精神分析的“恋母情结”，尽管这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鼓起勇气才能面对和理解的心理学事实。在荣格看来，这当然不仅仅是神话传说，正如弗洛伊德对于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个案研究与分析，这也正是当代人的心结所在，不管是英雄还是母亲。
    与弗洛伊德有所不同，荣格不仅注重神话传说的文本及其象征，更注重象征背后的原型意象及其表达。于是，在《英雄与母亲》中，荣格深入解析俄狄浦斯的神话及其寓意。在荣格看来，俄狄浦斯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就以为自己已经战胜了大母神派来的挑战者，殊不知此时的他已然成为母系乱伦的牺牲品；他由此将要娶自己的母亲伊娥卡斯特为妻并与其生育子女。
    于是，作为恋母情结原型的俄狄浦斯神话固然十分重要，几乎是精神分析的核心神话，然而，神话形成的过程，心灵制造神话的事实则更为重要。这是荣格的基本观点。斯芬克斯的母亲厄喀德那本是大地母神盖亚的女儿。在斯芬克斯之外，海怪斯库拉、蛇发女怪戈耳工三姐妹(包括美杜莎)，还有地狱犬刻耳柏洛斯，以及啄食普罗米修斯肝脏的那只秃鹰，都与厄喀德那有所关联。于是，在荣格看来，俄狄浦斯所代表的恋母情结其实非常复杂，世人不能满足于俄狄浦斯猜出斯芬克斯小儿般的谜语，而应该鼓起勇气，继续探寻谜语背后的隐秘。在《英雄与母亲》中，荣格给出这样一种解读：所谓的斯芬克斯谜语，实际上是斯芬克斯为俄狄浦斯设下的陷阱；陷入陷阱的俄狄浦斯，就此犯下乱伦之罪。这千古谜语由斯芬克斯来传递，真正解谜的线索，正在于其自身，其作为厄喀德那的女儿，以及厄喀德那背后的大地母神盖亚。
    于是，在荣格的《英雄与母亲》中，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或者无意识中的内容，也总是与远古的神话遥相呼应。荣格在书中借用诸多神话传说与考古资料，以及原始文化的图画，来确认这种特殊的心理联结，同时也是在为其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做论证。
    《英雄与母亲》的最后部分，是作为附录的“米勒的幻想”。米勒小姐(Frank Miller)的幻想与创作，她在幻想与梦中创作的颂歌与诗篇，以及荣格的分析与阐释，其中的原型意象与象征意义，构成《转化的象征》第一部分。荣格是通过西奥多·弗卢努瓦(Theodore Flournoy)了解到有关米勒小姐的个案的，深受其幻想与梦中创作的吸引，投入精力进行研究，完成其《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或《无意识心理学》的探索。早期的荣格，充满激情和诗意，对米勒小姐的无意识创作多有共鸣，也常引用诗人的意象，比如荷尔德林。荣格说：“在力比多的所有象征中，最精妙的象征莫过于被构思为魔鬼或英雄的人物形象。在此构思中，象征离开了具体的客体，离开了浩瀚星空中的物质领域以及气象中的风云闪电的意象，呈现出了人的形式，并进而把他转化成为一个历经欢乐到悲伤、悲伤到欢乐的人。而且，其生命轨迹犹如一轮红日，历经高悬天顶、暗入地线，旋即又身披金色光芒再次跃上天际。人的生命亦如天上的太阳，凭着自身的旋转，依照自身内在的法则，自清晨开始上升，直到正午落在天穹之顶，随即转而向下直到黄昏，留下它的光辉，毅然投身到无边无际的黑夜；人的生命何曾不是如此？”这便是《英雄与母亲》中的荣格，富有诗意的心理分析师。犹如荷尔德林《在柔媚的湛蓝中》中的表达：“人生充满劳作，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荣格的早期著作，如《英雄与母亲》和《转化的象征》，以及《心理类型》(1921)等，都是如此充满诗意。荣格也为自己的这种风格做过特殊说明，就他所面对的无意识表达，幻想和意象，其背后的本质而言，诗人可作为导师，心理学家可以从诗中获得启示和指引。
    《转化的象征》由范红霞、张敏和高彬翻译，《英雄与母亲》主要是范红霞完成。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著作可以作为荣格分析心理学的专业入门书，我们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得荣格对精神分析经典问题的观点与发展，而且可以感受年轻荣格的情怀与志向。正如荣格1950年为《转化的象征》第四版撰写的序言中的表达，他1911年写作《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时三十六岁，遭遇一生极为关键的转折，面临与弗洛伊德分裂，以及几乎近于蜕变的心灵体验。从那以后，荣格开始创作《红书》，寻找灵魂，上穷碧落下黄泉，最终感悟自性，获得自在。此著作虽三易其名，从《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到《无意识心理学》到《转化的象征》，似乎已是包含荣格整体思想发展的轨迹，均具有重要的原型意象与启示，尤其是其中英雄与母亲的主题。
    申荷永
    2019年3月于洗心岛

    米勒小姐的幻想就这样告终了。其结果之所以令人悲哀，主要因为它们是在无意识入侵的威胁已然分明可辨的关键时刻突然地中断。米勒小姐显然没有提供任何可理解自己幻象的真正意义的线索（即使是对价值观感觉敏锐的弗鲁尔努瓦对此亦无从解释）。我们实在无法假定，米勒小姐能够应付得了这样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她能以正确的态度将这个英雄同化到她的意识人格之中。为此，她必须认清命运对自己的要求，了解那些突然闯入她意识当中的怪异形象意味着什么。显然，在她身上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人格分裂，因为她的无意识已是独立先行，源源不断地推出大量的并非出于她的意识且令她备感奇特怪异的意象。在客观的观察者眼中，这些幻象显而易见是一种不受意识控制的心理能量的产物。对于这些渴望、冲动和象征性事件，人的意识完全无能为力，难以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应对。本能冲动试图把做梦者从童年的沉睡中唤醒，却遭到显然已经失序的个人自尊的对抗。同时，我们必须假定，与此相对应的狭隘的道德视野亦是一种阻碍力量。因此，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她理解上述象征的心理含义。我们的文化早已忘记了如何象征地思考，就连神学家们也没有能力更进一步地对早期教父们的释经学加以运用。新教主义的心灵治疗更是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当今时代，还有谁情愿费心由“一堆乱糟糟的病态幻想”当中去努力拼凑出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当医生们开始认真看待这些幻想产物并帮助患者了解其中的喻义时，对于身处上述境遇的患者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是救命的福音。通过这种方式，患者有可能至少部分地吸收无意识，从而相应地部分修复危险的人格分裂。同时，上述吸收作用还可以帮助一个人抵御那种危险的孤立感，就是当人面对自身人格中令人费解的、非理性的侧面时所产生的孤立感。孤立感会带来恐慌，而太多时候，恐慌即是精神病的肇始。一个人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裂隙越宽，致命的人格分裂就离他越近，这会在有神经质倾向的个体身上导致神经症，而在具有精神病体质的个体身上导致精神分裂症和人格断裂。故而，心理治疗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将无意识倾向整合到意识头脑当中，从而缩小乃至最终弥合二者问的裂隙。通常情况下，来自医生的这种暗示性激励在患者方面是被无意识所认知的，或者如我们所说，是一种“本能”的领会，其精神内涵尽管未被察觉，但它却悄无声息地潜入患者精神生活的意识层面，多半是以经过伪装的形式，发生在他自己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传递都发生得水到渠成，毫无障碍，只要患者的意识里含有某些象征性的意念——“对于拥有象征符的人，通过是容易的”，炼金术士如是说。另一方面，假如分裂的倾向已然存在，或许是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的，那么无意识每前进一步，都只能拉大它与意识之间本已存在的裂隙。要想架起一道跨越这条裂隙的桥梁，通常都需要外来的帮助。假使先前我有机会为米勒小姐提供治疗，我会将我写在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告诉她，从而强化她的意识头脑，使之能够理解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如若没有这些“集体表征”（representationscol lectives）（即便是对于未开化的土著，他们也同样具有心理治疗价值），人就不可能理解这些无意识创造物的原型联想意义。上述的尝试，如果单单从以个人人格为取向的心理学角度来进行还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个有志于治疗严重分裂症的医者，必须对他准备治疗的解剖学和精神进化史有所了解。精神病医师必须具备解剖学、心理学、胚胎学及生物进化学的相关知识。在一定程度上，神经症患者心理上的分裂可以通过单纯的人格心理学疗法得以纠正，但这种方法并不能够解决移情问题，而后一问题在大多数病例中都会出现，并且其中总是潜藏着集体内容。 米勒小姐的情况属于典型的严重精神失常的前兆性的无意识表现。它们的出现并不代表此种精神失常必定出现。正如我先前说过的，这要取决于意识头脑对它们的态度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米勒小姐的案例用在本书中非常恰当，因为我个人与这个案例毫无瓜葛，这样应可避免那种屡见不鲜的指责——说我为立论而“影响”了该患者。假如米勒小姐在她的自发幻想创作初露苗头之时便开始延医诊治，那么，打个比方说，Chi-wan-to-pel这出戏后半部分的情节发展就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其结局亦可能如我们所愿，不至于落到如此灾难性的下场。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研讨工作。我们设定的任务目标是：审视一个具体的个体幻想的体系及其来源。在分析探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众多问题犹如拦路虎一般，令我们这一全景式的理解和参透其复杂性的努力不免有些流于浮泛。有人提出，由于某些工作假说未必具有永久的正确性，甚或存在谬误，因此不应将之公诸于众，但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当然，我已尽一己所能严防错误的出现，时刻警醒自己要充分意识到此类研究中处处潜伏的危险。因为在这个诡秘的领域中，一旦出现错误，其危害性将尤其巨大。它和其他行业不同，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并不十分情愿被置于研究者的位置之上。我们无法自主选择要完成的任务，也不能自主划定研究探索的领域，因为患者们总是带着形形色色的、不可预见的问题到我们这里求诊，期望我们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这不免令我们产生力不胜任之感。对我来说，促使我不断研究下去的最强大的动力永远来自我的临床实践，而这种力量包含在一个简简单单又无人能够忽视的问题之中：“你怎么能治好一种连你自己都不了解的病呢？”梦境、幻觉、幻想和妄想都是特定情况的表达。如果我不理解那些梦境，也不理解患者身处的境况，那么我的治疗又能有什么用处？我向来无意利用我的病人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全面透彻地理解病人的境况，其中自然包括其无意识的补偿活动，这要比证明自己的理论重要得多。在米勒小姐一案中也是如此。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尝试着理解她的境况，并把自己努力的结果作为一个实例写在这里，用以阐明一些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对于这些问题，任何一个有意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都应加以科学的了解。身为这样的医生，需要的是一种关于心理的科学，而不是一套这方面的理论。我以为对科学的追求不在于孰是孰非的争吵，而在于努力扩充并加深人类的知识。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对科学抱着同样想法和感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