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格兰茨倾力推荐，二战盟军战役法研究的匠心之作。
    全新视角揭示西线战事未能提前结束的隐情。
    揭示了盟军高级指挥官层级的军事思想和利益分歧，如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布莱德利、巴顿等人在指挥方面的不同表现，为1944年夏季欧洲战区的盟军从胜利陷入僵局提供全新的分析角度。
    对比了英军、美军及德军的指挥层在军事思想上的差异和优缺点。

    1944年夏天，欧洲的战争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西方盟国和苏联都拥有主动权和力量，能够对德国发动战略进攻。军事分析家C.J.迪克撰写了两卷关于西线与东线作战的研究报告，他对两条战线上的指挥官的优缺点，特别是高级指挥官的判断、选择和妥协，进行了罕见的深刻洞察。同时，他也厘清了军事教条的缺陷、后勤物流，尤其是联合战争的性质，对领导层和行动施加的限制。
    《从胜利到僵局》聚焦于西线，特别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行动。迪克的整个视角在于战役法，它将个人的战术战斗与更广泛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他Z关心的是盟军指挥官对军、集团军和战区进攻行动的控制。
    迪克的分析表明，盟军司令部的思想受到了限制，这种思想根植于小规模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而由此产生的缓慢进攻，因盟军思想和利益的分歧，变得更加复杂。结果，盟军的进攻势头减弱，成为消耗战，错失了本可能大大提前的胜利，与苏联在东线的努力形成鲜明对比。

    C.J.迪克对盟军在1944年夏秋季所采用的战役法的敏锐分析，对我们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决定性战役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详细介绍了盟军主要部队的条令、组织、训练和领导，以及在战斗前和战斗中评估他们的优缺点。在关于作战概念的无休止的辩论中，迪克是机动作战的坚定拥护者。他对于战役层面上的指挥才能、同盟作战的难题、情报与后勤的影响所做的评价，令这本书成为专业军事读物列表的宝贵补充。
    ——彼得·曼苏尔，《美国大兵的欧洲攻势：美国步兵师的胜利，1941—1945》作者
    战役层级居于战术与战略之间。这一层级上的实际战斗方式被称为战役法。战术和战略几个世纪以来已广为人熟知，而战役法的主要原则较晚才出现。作为独特的作战实践与技巧，众多军队用了很长时间才能接受与理解，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盟军将领们在缺乏既有的战役法的原则下，发起了战役层级的会战。这些会战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不尽完美，也不尽如人意。对于盟军如何从诺曼底海滩前进到莱茵河畔，C.J.迪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大卫·T.扎贝克，美国陆军少将（退役），《1918年德国的攻势：一个战役层级战争的案例分析》作者
    查尔斯·迪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德军和苏军实施的战役和相关战役法进行了独到、深具见地的比较分析。这部详细而又有益的著作应成为每一位认真的战争研究者的标准教科书。
    ——蒙戈·梅尔文，三等巴斯勋章、官佐勋章获得者，退役少将，英国军事历史委员会前主席

序言
鸣谢
引言
第一章  稚嫩之师
  作战的概念
  指挥作战面临的挑战
  1944年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陆军
  结论
第二章  引爆点
  前7个星期，1944年6月6日—7月25日
  突破前夕的地面战场形势
  空中力量与地面战斗
  敌后行动
  战役层面的情报工作
  结论
第三章  7月：突破与突破前后
  “眼镜蛇”行动
  8月1—6日紧随“眼镜蛇”行动之后的作战
  “蓝衣”行动
  战役法及领导能力
第四章  8月：不完整的包围圈
  第12集团军群的作战：从“眼镜蛇”行动到法莱斯口袋
  第21集团军群的作战：从“蓝衣”行动到法莱斯口袋
  法莱斯口袋和纵深包围
  8月作战中的战役法及领导能力
  结论
第五章  9月：作战思想与地面战斗的演变
  对立的作战构思
  9月中旬之前盟军获得的情报与德军的实际情况
  从追击到终点
  重回僵局：秋季的作战
第六章  盟军后勤实际情况
  后勤体系
  运作中的后勤体系：越来越多的问题与过失
  后勤不利导致的作战恶果
  后勤实际情况与结论
第七章  指挥、战役法和用兵之道
  关于指挥
  作战构想，用兵之道和战役法
  9月作战中的战役法及领导能力
  结论
后记
参考文献

    C.J.迪克这部分两卷的著作，对同盟国在1944年夏季期间，在东欧和西欧与纳粹德国国防军进行作战时所采用的不同作战方法进行了比较和批判。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采用对比的方式。它没有像之前很多书籍一样详细介绍军事行动的过程，重点关注战斗和领导人，迪克更多的是从战略上，更重要的是从战役上，分析和对比同盟国进行作战的方式。正如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我的目的在于提出在战役层级进行作战的广泛论点，即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在同时期进行的战争中是如何运用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迪克以一个职业陆军军官，一个优秀的军事历史学者的“珠宝商之眼”，和一个很有建树的军事理论家的分析工具，很客观地达成了这一目的，虽然偶尔刻薄，但是一直很深刻。
    迪克的背景给予了他非同寻常的帮助，使他能从事其他军事历史学家从未踏足的研究。他曾在英国陆军先后担任空降兵和情报军官，又成了很有建树的军事历史教师，并在英国陆军和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时，组织过数不胜数的前往欧洲旧战场的参谋骑乘作业。这些经历使他获得了新的角度看待二战最后两年盟军在法国的作战行动。同样地，在冷战期间及之后，他担任声誉卓著的苏联（之后更名为“冲突”）学说研究中心主任的经历，使他能深入洞察苏联红军历史上是如何进行作战的以及其中的缘由。因此这部著作采用的独特的对比方法，得到了他以往这些经历的支持。
    本书的第一卷命名为《从胜利到僵局》，关注点在于西线盟军——具体来说是美军、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在1944年7月到9月间，是为何及如何进行作战的。尽管迪克涉及了形成和管理一个战略联盟所要面对的困难任务的话题，他在本卷中的重点还是在于同盟作战是如何必然影响到后续战役，或者更具体的是，如何阻碍所谓的“战役法”——为及时达成战略目的而相继执行必要的作战任务的能力——的发展。因此，正如本卷指出的，1944年8月盟军突破诺曼底的“胜利”却以1944年秋季的“僵局”而告终。
    第一卷各章节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以戏剧性而又代价极大地建立诺曼底滩头阵地作为序曲，贯穿在圣·洛周边的树篱地带中经历的艰苦战斗，到“眼镜蛇”行动中实现向东的令人振奋的突破，再到冲向巴黎的希望落空，以及最终在9月底于前往莱茵河的路上迅速陷入僵局。最后，迪克深入思考了这一切的影响，尤其是同盟作战的形态（以及不同国家的军事传统），对于所采用的战略和战役思想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于盟军能否高效地开展作战达成战略目标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他领悟到了下面这句话中的真理：“战术为战役的跃进提供了阶梯，战略则指明了跃进的方向。”未来考虑进行同盟战争的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将本卷当作警示和管理预期的指南。
    戴维·M.格兰茨
    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

    对盟军来说，比起在诺曼底登陆之前的期望，1944年夏季作战可以说收获了辉煌的胜利。1944年5月，蒙哥马利在伦敦的圣保罗中学做任务简报时，设想盟军将在9月份抵达卢瓦尔河与塞纳河畔。实际上，他们后来在渡过这两条河流之后，又前进了250到300公里（155到185英里），形成了一条从安特卫普到马斯河畔科尔梅西的弧形前线。但是比起对诺曼底作战之后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即渡过莱茵河，现实却又令人失望。正如第七章所述，错误的和充满争议的判断导致这一希望落空，正如盟军以往的其他作战一样，不管是胜利还是其他的结果。不过站在事后的角度来看，很明显盟军自身的系统性问题也是盟军未能取得更大战果的原因之一。以下还有另外三个更为致命的因素。
    首先是几次在关键时刻出现的情报失误，间接导致盟军指挥官做出了错误决定。不过这些失误与决定大部分也要归咎于指挥官自身的因素。德军在法莱斯口袋里遭受的巨大失败，以及之后被盟军穷追不舍都引发了“胜利病”在盟军内部蔓延，其主要特征是盟军指挥官和情报人员互相鼓动对方关注那些显示出德军即将崩溃的积极信号，忽略甚至怀疑与之相反的信息。群体性思维压倒了客观冷静的分析。例如，艾森豪威尔没有发现盟军战斗部队中存在的危险（包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力部队和缺乏预备队），如在多个不同的方向上进攻，以及日益不稳定的补给情况蒙哥马利则对于“超密”提供的，有关德军决心守住斯海尔德河河口，加强荷兰南部的防线，以及党卫军第2装甲军出现在安恒地区的重要情报置之不理；巴顿则不顾他的情报主官提醒德军有可能也有能力为了保卫洛林而打一场恶仗。在上述的每个例子中，最终都是因为盟军指挥官的决定或不做决定导致了作战的失利。很显然，情报的收集以及情报的采用，在现实中比在理论上更受主观因素影响。
    导致盟军失利的另外一大因素则是军事学说上的缺陷。1944年英美军队将领的军事思想广度，有一部分受到1914—1918年的战争经历的限制，大部分则是于问战期间在参谋学院学习时形成的。另外，英国和美国军队经常从各自的历史经验中吸取了与对方不相容的教训。由此产生的作战思想，并不能很好地帮助他们应对德军的挑战。在与1944年的德军交战时，大多数盟军将领的想法还是深深根植于小规模作战和一战时期的线性消耗战的经验。问战期间，英美军队没有充分领悟当时正在发生的军事变革的意义，他们只是使用新的军事技术对现有的军事学说进行改进，而不是尝试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全新的作战方式。他们倾向于把大编队作战看作是战术作战的稍微放大版本，而不是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战斗，并为此寻求不同的解决办法。盟军的命令通常没有指定作战的主力，也从不解释背后的作战思想，以及指挥官的意图；相反，它们常常指定了战斗的地面目标，并划分了战斗的各个阶段。这些命令为下级行使主动权留下了很小的空间，控制被看作与指挥同等重要，而且为了保持对部队的控制不惜以牺牲前进的速度和灵活性为代价。盟军强调寻求交战并利用战斗的机会，通过部署优势的火力来获胜，而不是通过机动将敌人置于劣势地位并因此无需进行战斗。盟军的行动目的通常很有限。相应地，盟军很少组织具有深度的攻势，不会把大量的部队留在战斗之外直到可以将他们投入敌军纵深进行扩大作战，以使敌军的前线出现大面积的崩溃。盟军在打开敌军防线的突破口后，通常只会谨慎地继续行动，而不是克服顾虑努力形成攻击势头，逐渐瘫痪敌军防线，并在敌军恢复过来之前抢先控制纵深防线，使得敌军无法通过重新部署或利用预备队重新建立防线。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巴顿作为机动作战的拥护者视速度为胜利的关键，尽管有时战斗没有按照计划的走向发展时，他也会倒退回线性作战的想法，例如第3集团军在洛林被挡在摩泽尔河边时。其他多数平庸的指挥官偶尔也有不同寻常的表现。例如布莱德利的“眼镜蛇”行动就是创造性地背离了美国军队的标准打法，以及英美军队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在面对陌生的追击作战时，在更需要勇气和速度来对付快速后撤之敌时，都能很快地调整作战方法。诺曼底之后的追击作战整体上进行得非常顺畅，但是德军的抵抗从9月底开始变得顽强又使盟军回归了保守而谨慎的作战方式，许特根森林战役仅仅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 而最后则是，多个国家结盟参加作战会不可避免产生的问题，也部分导致了盟军最后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尤其是考虑到盟军拥有的资源总量有限。英美盟军在集团军群一级很少进行思想交流，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利益与观点日趋背离。由于两者追求不同的目标，因此导致了各自的作战缺乏协同，并忽略了对于盟军整体作战最为关键的任务（尤其是打通安特卫普港）。而各自国家的政客和媒体则以民族主义煽动着对彼此的误解和憎恨。当然，设立盟军最高统帅一职就是为了解决盟军内部的分歧，确保他下达的指令清晰而坚定，并符合他收到的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最高统帅的任务就是保持同盟的团结，并通过执行他的作战计划来确保盟军对于作战目标具有统一的思想。不管理论上应当如何，在实际行动中盟军并没有具有战区意义上的主攻方向，艾森豪威尔的摇摆和表述含糊证明了这点。相反，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妥协，而且连盟军表面上的团结也越来越难以维持。艾森豪威尔为了维护同盟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连英国媒体都称赞这点。但是不可避免地他的另一项任务却没有完成。因为本质上两者几乎是相互冲突的。一方面他需要成为精明、敏感和灵活的政治家，拥有宽容、外向和富有魅力的性格，另一方面他又需要成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军事专业人士，同时能够驾驭布莱德利、蒙哥马利这类刺头的下属。正如布鲁克所指出的，能做到这点的人还不存在。即便他真的做到了，他也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部队中的三分之一只对另外一个政府绝对忠诚，而这个政府对于局势的看法以及因此要采取的行动，并不总是与他和他的政府保持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是国家问的偏见——总是使联盟的关系复杂化，并导致作战计划总是充满令人厌恶的各种妥协。这些计划几乎总是能让联盟中的一员或更多人对作战结果感到失望。 在本系列第二卷将研究同时期的苏军在1944年发起的战役。苏联红军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不包括影响到盟军的那些。苏军的作战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它在二战之前创立的学说把握住了当时正在加速进行的军事变革，至少在陆战方面如此。但这并没有使其免受1941一1942年的灾难性失败，但是它确实为苏军发展出一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军事理论提供了基础，而这一理论可以由在最为艰苦的战争学校里得到教育和锻炼的军事干部们进行实践。苏军在1944年收获了军事理论结出的丰硕果实。通过这种方式，苏军没有受到同盟的掣肘，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顾虑和期望对苏军没有多大影响，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影响反而刺激苏军向西更快更深入地推进，以便在德国崩溃之前占领更多的欧洲领土。为此，苏联政府及其将领们不必调整计划来满足竞选的需要，也不必考虑为胜利付出的代价（除了坦克和飞机等资产的消耗）。由于不存在制约盟军的系统性的问题，苏军能发展出更加激进的作战思想，并以民主国家不能企及的胆量和冷酷来将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