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文人传记巨制“民国清流”系列作者汪兆骞重磅新作，一部当代版的“民国清流”。
    重现80年代的光芒与梦想，追述大时代下人性与文学的无限可能。
    聂绀弩、王蒙、蒋子龙、陈忠实、冯骥才、路遥、梁晓声、张抗抗、莫言、铁凝、王朔、阿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的当代中国文人群像刻画，展示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学和文化气象。
    汪兆骞先生与这些文学大家、文化大家打了一辈子交道，熟悉其作品，又熟稔其人。本书中他通过与这些文化大家的相识、相知的亲身经历，对他们的人生与创作进行有血有肉、细节丰富的讲述，展示了他们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的文心与人格。汪兆骞的私人话语，为文化史提供了一些证词。

内容提要

  

    当时代从迷茫中回归人性，中国迎来了百花齐放的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认识自我、解放个性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自由、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朗朗星空，星斗灿烂。在这一时代背景中的中国文人辛苦耕耘，反思过去，思考当下，展望未来，其作品折射出复兴中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了一组宏大的叙事，对中国社会影响既深刻又深远，共同促成了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化气象。
    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汪兆骞先生，在本书中通过记述与聂绀弩、王蒙、蒋子龙、陈忠实、冯骥才、路遥、梁晓声、张抗抗、莫言、铁凝、王朔、阿来等二十二位文学大家相识、相知的过程，以及他们的代表作诞生的故事，呈现了他们在给中国当代文学贡献浓墨重彩的厚重画卷其间创作悲欢的点点滴滴，展示了他们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的文心与人格。

    汪兆骞，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香盈碧莲花》《春明门内容》《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近出版有《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深受读者好评。

梦得池塘生春草——古华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
天恐文章浑断绝——莫应丰冒死写出《将军吟》
纵横正有凌云笔——李国文和他的反思小说《冬天里的春天》
欲问孤鸿向何处——张炜与命运多蹇的《古船》
阳春召我以烟景——张贤亮与引起争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另一种生活
青云不及白云高——江南名士陆文夫《美食家》与酒趣茶道
独自掩卷默无声——陈忠实与为传统文化唱挽歌之《白鹿原》
桃李无言一队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遭退稿及其他
青山有意留人住——冯骥才的“津味小说”与《一百个人的十年》
古来青史谁不见——蒋子龙与改革文学
万事翻复如浮云——柯云路的《新星》让他名满天下
青山明月不曾空——两种语言间流浪的阿来与《尘埃落定》
老去诗篇浑漫与——王蒙“季节系列”长篇与《这边风景》
东风知我欲山行——获茅盾文学奖，又摘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莫言
时来天地皆同力——严肃作家王朔
笔阵独扫千人军——邓贤与他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
浪花有意千里雪——王跃文的《国画》被误读及《大清相国》受推崇
牡丹拒绝著繁花——张抗抗以温婉和哀愁的美学情感捍卫人的尊严
直挂云帆济沧海——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与写普通人的《人世间》
洛水嵩云恣意看——铁凝从《哦，香雪》到《玫瑰门》
自有云霄万里高——严文井的童话及与我的交往
热肠倚枕写文章——聂绀弩的文人风骨与沉浮人生
羁旅文学，看到的风景（代跋）

后记

  

    羁旅文学，看到的风景（代跋）
    当了一辈子为人做嫁衣的编辑，天天徜徉于文字海洋，与各路文界好汉和侠女成了朋友，便有了与作家、作品相知对晤的日日夜夜。高山仰止，鉴德知来，终身受益。退休之前，除了写发稿笺，月明星稀之时，偶尔也随手写些同作品及友人问答交谈、扯闲篇儿式的文字，聊以自悦，也愿悦人。
    英国史学家爱·霍·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家跟他的事实之问，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套用他的话，我经历的文学之路，是我与作家、作品连续不断的问答交谈的过程。
    岁月之旅，消磨而且沉积，一切都变得淡然，唯与文学的对语或可长久地继续下去。因为此生即已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虽“一事无成人渐老”，但内心里燃烧的那簇文学之火，却依然灼灼如炬。
    “白发书生寂寞心”，为对文学的那份坚守，为一个有良知者痴痴的精神守望，我于2012年春接受北京电视台为我作的专访节目。文坛的朋友说，有点意思。你与那么多作家打了一辈子交道，熟悉其作品，又熟稔其人，何不如实道来，弄成一本书，让我们与那些值得结识而并不相识的作家，变为有一面之识，你功莫大焉。况且，你的私人话语，或可为文学史提供一份证词，搂草打兔子，也算让你捡个便宜。受到鼓励，我就真的弄成这本小书。先是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五年过去，又经认真补充整理，再度出版，以飨读者。但它带有那段历史时期的话语痕迹，或让年轻读者感到陌生。
    我有幸亲历并参与了新时期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文学变迁。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眺望文坛和参与新时期文学建设的平台。
    我把新时期文学视为中国文学长河中，最为汹涌澎湃的流段。有人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域名。新时期文学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乐章，一开始它就呈现了悲壮苍凉的情怀，而拉开的却是辉煌的序幕。接下来，便是一出出好戏粉墨登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
    所谓伤痕文学是“诉说历史伤痛”，重在揭伤疤，诉苦难。写的是阶级斗争给民族和国家心灵深处留下的巨大伤痛。作为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苦难叙事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总是指向过去，又总是试图通过讲述来让人们铭记苦难，甚至避免苦难再次发生。苦难叙事也并不只是历史发生后的文字记载，它还是一种文学“追忆”。文学叙事超越于历史记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可以以丰富的方式解释历史，还可使不同的人参与到对苦难的集体性体验之中。
    卢新华的《伤痕》写“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刘心武的《班主任》突破政治禁区，写文化专制主义对青少年的残害。这些作品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直接呼应。《当代》发表并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将军吟》及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等长篇小说，应该说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 这类作品呈现个体和家庭悲剧，知识分子苦难史，老干部在苦难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忠诚……但多因着眼政治层面，议论多、批判多，故事简单，缺少丰盈的文学血肉，读者并不满足。 这里，需要对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做个澄清：曾在南京工作过的美籍华人作家陈若曦于1976年，在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尹县长》，早于《伤痕》《班主任》。 所谓反思文学，利用文学作品，对中国社会进行形象回顾和总结。一个长期沉浸并咀嚼苦难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中国作家从来不缺少思考，在他们有了话语权的时候，他们就不失时机地对中国社会进行反思。举国的作家都用文学进行反思，这是历史的独特风景。是本该成为代表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作家的觉醒，是作家的责任和担当。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是反思文学的收获。1981年在《当代》发表并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以及在1986年第五期《当代》上发表的张炜的《古船》，更是被视为新时期文学重要成果。 经历了回眸民族的伤痛，又经历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一部分敏感的作家把目光投向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大变革，于是催生了“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浩然正气，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种宏大气象。首开风气之先者，是天津工人作家蒋子龙，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揭示了改革大潮下都市工业群落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景观，并较深刻地反映了工业建设中的种种矛盾。这些作品还塑造了一群有高度历史责任感、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拉开了改革文学的大幕。我们《当代》也推出了蒋子龙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苏叔阳的《故土》、张锲的《改革者》及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京都纪事》等小说，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但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所谓的“改革文学”时，会发现有些以改革示人的作品多抓住生活的表象，来充当生活的本来面貌，以暗度陈仓，故不久，“改革文学”风光不再。 有意思的是，“改革文学”与“伤痕文学”都产生过极大的社会性轰动效应。但轰动是因读者关注社会变革而不是文学本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作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文化的寻根问题，如韩少功写《文学的根》，郑万隆写《我的根》，阿城作《文化制约人类》，在《当代》杂志发表小说《远村》的郑义作《跨越文化断裂带》，另一位在《当代》发表小说《最后一个渔佬》的李杭育写《理一理我们的根》。他们与不少作家、批评家关于文学寻根的论述，掀起一股文化寻根的浪潮，尽管文化“寻根”没有宣言，但提出文学继承并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倡议，却得到作家们的广泛支持。 作家们意识到，我们国家在经历严酷政治斗争之后，中国文化已经断裂，其结果使文学失去了根基。所以后来，陈忠实创作了《白鹿原》，为传统文化的失守，唱了一曲挽歌，以毁灭的方式，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文学想要发展，必须接上传统的文化源流，并将文学之根深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 文学的文化寻根潮流中，又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像王安忆的《小鲍庄》、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莫言的《红高梁》系列、陆天明的《泥日》等。他们的作品，突破了文学作品只局限于“社会”意义的话语，使文化语境走进文学更广阔的天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到西方留学的诗人作家，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施蛰存等，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创作了不少与中国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诗和小说，人们称这类舶来作品为现代派或先锋派。其实，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20世纪初出现的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精神，如意象、象征、反讽、意识流动、黑色幽默等，其真正的源头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新时期文学之王蒙的《蝴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小说，所具有的现代主义写作形态及所表现的浓重现代性，是与当代世界文学接轨的。 就小说而言，又可分为新写实、新乡土、新现实主义，它们曾依次亮相。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特别是第十届获奖的作品看，现实主义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随着中国社会变化，中国社会和人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文学也发生了嬗变。这种变化动摇了文学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于是文学加快了“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分流，逐步形成雅俗共享文坛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主流文学话语权受到挑战，精英文学表现出文学的生命力，大众文学满足文学的消费性。人道主义的悲悯，人性精神的张扬，书写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已是中国文学不可逆转的潮流。 我的这种表述是否科学，待考，但大体脉络，自以为是清楚的。退休之后，便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对文学的认识。我潜心研究，以十九年的磨砺，写出关于民国大师的集体传记七卷本《民国清流》，以及一部关于世界文学的四十七万字的长卷《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这些是对文学及文人的学术思考，濯去旧见，不委流俗，论必有据，以求新意。自知水平有限，做不到“世事洞明”，却有“亲临现场”的真实经历和切身体验。我的只言片语、鸡零狗碎，或可给“新时期文学”留下一种可资参考的证词。毕竟，多人阐述的历史，才有可能最接近历史的真相。 此外，我的回顾，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学领域中许多混沌的概念，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目的、如何评价文学作品等。对此，尽管我有自己的观点，但与此文的目的相抵牾，故搁置不谈。“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学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取决于文学自身审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推动着这种变化。 文学是人类生存历史的写照。“新时期文学”以来的文学，也恰恰是粉碎了“四人帮”，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冲破闭关自守的新政治局面下，社会生活和人们生存状态的写照。它的诞生象征正义、善良、人性的回归，因此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广泛的人民性。就文本而言，它是一种自由状态，题材、方法、语言、风格、流派空前丰富多彩。 这本小书，力求呈现我熟稔的作家朋友给中国文学奉献厚重文学画卷其间创作悲欢的点点滴滴，及他们在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所表现的文心和人格。 他们的作品折射复兴中的古老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了一部宏大的叙事。 我的这些朋友都是“高居塔顶”，风吹草动就叮当有响（张中行语）的人物。这本小书如能使读者与这些值得结识而并不相识的人变为有一面之识，就让我有大喜过望的成就感，而欢呼雀跃了，然而或因我的水平有限，达不到这一目的，只好说声惭愧，抱歉了。  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和现代出版社的厚爱，先后倾力推出这本小书。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暖于棉毛布帛，给全民阅读，捧柴添薪，功德无量。 是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