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有着多重身份和传奇的经历——生于俄国，犹太血统，英国学者。作为20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与各界的许多名人都有交往。
    这本根据大量资料和伯林自己口述写成《伯林传》，记述了他如何在复杂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走出自己的生活道路，并对自由和多元主义等重要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
    传记作者叶礼庭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度，欣赏伯林的思想，但对其弱点也不加回避。正是伯林身上这种人性的真实让这本书和这个人散发出永久的魅力。

    自1987年9月始的十年里，叶礼庭定期拜访伯林，同他一起回忆人生，重新经历他在俄国度过的童年、牛津的求学岁月、美国的外交生涯、对苏联的访问，以及不曾远离思想前线的学术生活。这不是一部用文献堆砌而成的人物评述，而是用伯林自己的回忆写成的思想传记。在本书中，你会看到伯林如何经历暴风骤雨的20世纪，度过诚实且负责任的一生，并且从这个世纪的灾难和成就中提炼出他回响至今的原创思想。

    叶礼庭奉献了一部思想家传记的典范之作。他在明晰解释伯林工作的同时，绘出一幅生动传神、活灵活现的重要人物肖像。
    ——《纽约时报》
    叶礼庭写出了一本有趣而迷人的传记，其主人公活出了有趣而迷人的一生。
    ——《洛杉矶时报周日书评》
    为一位堪称他那个世纪首屈一指的自由主义哲人造像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叶礼庭的描写不负使命。文笔流畅清晰，传记资料的权衡细致审慎。他与伯林合作十年之久，最终作品既没有吹捧美化的痕迹，也没有批判观点带来的扭曲变形。
    ——《波士顿环球报》

    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1947— ）当今世界具影响力、敏锐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一，乔治·奥威尔奖、汉娜·阿伦特奖得主。叶礼庭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于2009—2011年间出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魁。此前，他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顾问，提供人权、民主、公共安全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深刻洞见。其文章多见于《纽约书评》《金融时报》《新共和》等媒体，另著有《伯林传》《火与烬》《战士的荣耀》《陌生人的需求》等作品。1987年他的家族回忆录《俄罗斯相册》（The Russian Album）获得加拿大文学高荣誉——总督奖。

一  阿尔巴尼
二  里加， 1909—1915
三  彼得格勒， 1916—1920
四  伦敦， 1921—1928
五  牛津， 1928—1932
六  全灵学院
七  兄弟们， 1934—1940
八  以赛亚的战争：纽约， 1940—1941
九  以赛亚的战争：华盛顿， 1942—1945
十  莫斯科， 1945
十一  列宁格勒， 1945
十二  宗族， 1946—1948
十三  冷战， 1949—1953
十四  迟来的觉醒
十五  盛名， 1957—1963
十六  受困的自由主义者， 1963—1971
十七  沃尔夫森， 1966—1975
十八  回首， 1975—1977
十九  后记

    中译本序
    胡传胜
    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以赛亚·伯林可以说是既无做大师的抱负，也自认没有下过大师的苦功，却在有生之年成为当之无愧大师的人。对那些寻求以思想改变世界的思想家来说，伯林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卡尔·马克思》使他一举成名；50年代关于自由的几次讲演更使他名声大振；1979年，在他七十寿辰的时候，第一部纪念文集《自由的观念》编辑出版，内收哈特、泰勒、威廉斯等人的文章；1991年，第二部纪念文集《以赛亚·伯林：生日庆典》编辑出版，内收罗蒂、泰勒等人的文章；70年代以后，他几乎就是在不断的获奖与致辞中度过的。他的许多名篇竟是答谢词，如作为他一生思想总结的《理想的追求》。他一生共获英美二十三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还获得文学、道德、人权等方面的国际奖项。
    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实践哲学中，伯林的印记是明显的。在强调自由高于平等、个性高于群体的冷战式自由主义转向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一种时代精神；他是当代多元主义，特别是从价值多元主义到文化多元主义的最有力倡导者，而这种多元主义已经成为晚近实践哲学的纲领。特别是在英美，伯林的思想态度与思想方向已经深深融入潮流。格雷承认，他的思想受惠于伯林之处是不能尽言的；罗尔斯则承认，《正义论》的基本假定，即良序社会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方面形成共识的社会，之所以是不现实的，就是因为没有认真考虑伯林的学说。
    然而伯林本人出奇地低调，他说自己一直被过誉。越到晚年，他越有虚度年华的感觉。就像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一样，他一直为没有自己的鸿篇巨制而深有失败感—他一生篇幅最长的著作是他在三十岁时写下的《卡尔·马克思》，其余的都是文集。这些文集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谓的论文那样“做出来的”的，而是面对广大公众被激发出来的。在学术分工极端细致的今天，那些写作书斋式哲学论文的学者们羡慕伯林的才华，羡慕他信手拈来的妙语和灵光一闪的思想火花，伯林却无疑羡慕他们的材料功夫和严密论证。
    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别人眼里，伯林都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如果独创性意味着黑格尔和弗洛伊德式的发现世界，或意味着找到一个人类生活的至上原则，然后在所有的领域发挥这种原则的话；如果独创性意味着像维特根斯坦和胡塞尔那样，独出机杼发现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与哲学语言的话，那么，伯林的确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是一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如果我们处在他那种思考环境中，体会他的思考方向，我们也就会原谅甚至欣赏他对独创性的拒绝。独创性在纯粹理性中也许是一种美德，在实践理性中却可能是一种邪恶。伯林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于审视为什么独创性的、书斋式的哲学或社会思想，用于改造人类现实时，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用大观念的社会历史后果来检视大观念，暴露出大观念的残酷本性，揭示人的一种现代境遇，在这方面，伯林是无与伦比的。伯林不是在人类观念的疆域中向外开拓的思想家，而是对观念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发展的是一种关于观念的观念。
    鉴于深刻的、试图彻底解决人类根本问题的那些观念对人的生活是毁灭性的，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观念施以猛烈的压制也许是个好办法。但伯林说，这是最糟糕的方法。人的存在是观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压制所有的观念。所有对观念的压制，必然是用某一种绝对观念压制其他观念，从而让这种观念或者基于这种观念的某一生活方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在伯林看来，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危险、更有辱人类自由本性的了，因为这意味着关闭人类所有的选择，只留下一条出路。
    观念的冲突是价值的冲突，是人的本性的冲突。我们，或者说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天生就追求不一致的目标，有着不可通约的关于人生与社会的理想，这就是大观念的起源。对观念的压制，对以观念为媒介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压制，也就是对人性的压制。
    通过对观念的检视，通过将观念史与人类史对照，伯林给了我们不同于启蒙主义，也不同于19世纪主流思想家的关于人性与社会的想象。他是反启蒙的。在价值、善或生活方式上，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没有人比他更远离普遍性。没有确定的人性，人类没有确定的未来，历史并不是一种走向至善的进程；不存在全部的善都结合在一起的状态，当我们强调自由的时候，就有可能损害平等，反之亦然。用他自己的格言来说，“无所损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类注定要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可以说是典型的20世纪思想（与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大观念或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相对照）。伯林是把这种思想说得最深刻也最雄辩的人。
    在多元论的框架中，自由或解放受到了新的审视。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的社会运动，自由或彻底的解放都意味着达到一种真善美统一的境界。如果用19世纪保守主义者喜欢用的船、船员和目的地的比喻来说，启蒙主义的自由观是目的地的自由观。但是，如果所有问题得到解决、所有愿望得到满足、所有善和谐相处的状态无法实现的话，那么，自由该如何理解呢？如果你的理想状态与我的理想状态根本就不相容，你的天堂只是我的地狱，解放又应当如何理解呢？伯林说，这意味着解放的着眼点应从目的地转到船与船员身上。人类不会在全福状态中获救，而只能在审慎与平衡中获救；解放意味着在有限的、充满冲突与危机的世界中，通过节制与平衡而保持一种体面、人道的生活。
    与18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书斋学者不同，伯林是一个在公众中思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产生于对话，一般意义上的对话。在这方面，伯林与康德形成对比。当接受名牌大学或公众的讲演邀请以后，他就花上一段时间阅读，然后即兴发挥。他的那些深刻的思想并非产生于书桌前，而是产生于会场中。他是灵感型的思想家。当有人说他是沙龙学者时，这个刺伤他自尊心的判断还是部分符合实际的。
    这是一本根据伯林自己的回忆，以及与伯林长达十年的交谈写成的伯林生活传记。在晚年，与不同的仰慕者共同追忆自己的一生，几乎成了伯林的生活。他也从中体会到某些乐趣。这里呈现出的是个活生生的伯林。纪实性是本书的特点。它既不是门徒对大师言行的追忆，也不是从文献中重建出来的伯林，而是伯林所回忆的伯林。我们看到的是一生没有克服自卑感的伯林，一个极有女人缘却因自卑而逃避并对她们造成伤害的伯林，一个通过与朋友的妻子私通才恢复自己在性方面自信的伯林，一个喜欢交响乐到了“实在没办法”的地步的伯林。有的地方显得像喜剧，有的地方却像传奇。他的苏联之行，他与阿赫玛托娃的彻夜长谈，她对他的期待，他的造访给她的生活乃至她的家庭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因他从她的生活中消失而产生的怨恨—这个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向的人生插曲，被描述得极富悲剧性和传奇色彩。
    伯林是个公众人物。他与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有交往。在这方面，他的生活传记具有不同的含义。有的人的生活属于思想传记，有的人的思想却属于生活传记。伯林是后一种人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弗洛伊德的拜访，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不成功沟通以及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不算高的评价，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他极其准确的描述（“上帝让伯林只成为这个世界的旁观者”），看到他与凯恩斯夫妇的友谊，他与艾略特的争论，他与牛津哲学同仁艾耶尔的暗中较劲，他对施特劳斯的恶感，他对阿伦特的攻击，他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带有情怨的误会与冷淡，等等。因此，这本书已不单纯是伯林的个人传记，而是以伯林的生活串连起来的20世纪思想大师的群像。
    这位生于1909年、卒于1997年的伟人，是20世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英国的情报部门任职，深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信任（虽然他与后者从未谋面）；在他享有盛名的晚年，他是女王与唐宁街10号的常客；他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以及不列颠学会主席之职，使他更有机会接触知识界的人物；此外，与爱因斯坦一样，他还是20世纪最热切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者。这些极其广泛的阅历，加之他非凡的社交本领，特别发达的倾听与观察能力，使得这部按时间顺序描述生平的传记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记述。

    他从来没有写过日记，也不愿意考虑自传的问题。他觉得专注于自身是一种无聊的行为。他的座右铭是“在我身后任凭洪水滔天”。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是在1987年作为他的传记作者进入他的生活的，我的职责是在他回忆往昔的时候对他加以协助。一开始他保持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只是用老套的办法讲着那些老故事，几年之后，他才脱离了那些陈腐的习惯，开始进入他始终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话题。在阿尔巴尼他的房间里那些漫长的录音过程中，我曾经向他提出了关于他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这一中心问题：一个并没有体验过生活悲剧的人怎么会如此强调悲剧性选择，又怎么会对那些深受内在矛盾折磨的人们表现出如此惊人的移情能力。他的回答十分轻快：“我的生活与我的观点是相反的……我相信所有的选择都是痛苦的，而不是说选择对我个人而言是痛苦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作品所显示的东西就不应当归功于他的生活，而应当归功于他对他人生活的想象力。
    当我问起他平静、神秘的幸福生活时，他镇定而淡然地回答说，他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是一个肤浅的人。“我的生活方式比别人想象的要浅薄得多。”因此，他想让我明白，他的生活证明了活得轻松的好处。
    他为自己在七十大寿前获得的耶路撒冷奖所写的文章，结果成了他在广义的学术自传方面所做的唯一一次大胆尝试，这篇文章详细地描述了拧成他的生活之绳的三条主线——俄国的、英国的和犹太的——他将这三者融为一体，形成了他独特的身份。他所热爱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和屠格涅夫使他对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且让他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毫不逊色于自然或是社会制度的征服力量。同样来自俄国传统的还有对知识分子本质上所具备的劝诫和道德功能的认识。他从英国方面获得的则是经验主义，亦即深信世界就是我们的感官认为它所是的那种样子。那些对英国托管有着痛苦记忆的耶路撒冷听众对此或许会觉得不高兴一一他同时又将自身政治信仰的全部内容归因于英国对他的影响：宽容、自由讨论以及对他人意见的尊重。至于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主线，他对他的耶路撒冷听众们说，他的自由主义为人类寻求归属的需要提供了如此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应当归功于犹太教。启蒙哲学家们认为人们可以按照抽象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以及他称之为“理想但空洞的教条国际主义”来生活的想法是错误的。他接着说：“对于自然形成的关系的否定在我看来虽然高贵，却是不正确的。当人们抱怨自己孤独时，他们的意思是说没有人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理解需要有着共同的过去、共同的感受和语言、共同的设想以及进行亲密交流的可能性——简而言之，就是要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他说，做一个犹太人就意味着对这种孤独有着一种特殊的理解，同时也意味着了解人们是多么深切地需要属于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归属不仅仅是对于土地和国家政权的占有；它其实是被人理解这一状态本身。
    他对获益于本民族的东西进行了理所应当的颂扬，但是他知道自己在以色列未必就会比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得到更真切的理解；甚至他本人未必就能特别理解以色列。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遭遇的一切让他的心情越来越困惑、愤怒和沮丧。自从1937年的皮尔委员会成立以来，他就一直相信分治是有利的，到临终时，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两国制复国主义者，既承担着对以色列国的责任，又致力于与巴勒斯坦人共享土地。实际上，这种状况恰恰体现了他本人的哲学观点：相互竞争的善之间的冲突是道德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在双方具有同等效力的自决权的冲突中，除了以色列将被占领土的相当大一部分割让给巴勒斯坦政府以外，他想不出什么其他的办法。这种始终如一的信念让他站到了反对贝京和沙米尔政府一边。在采访中，在写给以色列朋友们的信里，他温和地表示赞成“目前的平静”，但是采取激烈的公开立场并非他的天性，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始终相信凡是来自外界的意见，哪怕是由一个犹太人提出来，也必定会遭到拒绝。尽管如此，觉得自己并没有明确表示立场的想法仍然让他觉得问心有愧。 ……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的音乐是从他过去听过的各种各样乐曲中选出来的，唱诗班领唱者的挽歌、伊萨克·斯特恩演奏的一首巴赫的萨拉班德舞曲、选自贝多芬的四重奏(作品第130号)的行板以及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在寂静的汉普斯特德犹太教堂演奏的舒伯特B小调奏鸣曲里的中速行板。钢琴家对这位他曾经希望是自己父亲的人的赞美饱含着那些爱他的人们在对他的哀悼中无法表达的一切。当余音袅袅散去，教堂里的人们鱼贯走上北伦敦冬日的大街时，许多人的心都被一种共同的不祥之感攫住了——没有以赛亚对他们所作的评价，这样的事件就永远不会变得完整。我们在离开一个重大场合的时候，第一次享受不到过去在这类场合结束时必不可少的听到他的耳语声的乐趣。做出所有那些重要评判的那个人已经与世长辞了。 以赛亚八十五岁那年，我曾经问过他，生活中什么事情最让他感到吃惊。“在这么多的恐怖当中，我居然如此平静而幸福地活过来了，这一点是最让我吃惊的。”身为幸存者的罪恶感始终是他幸福生活中的阴影。他怎么能够忘掉黑暗呢?它就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野蛮破坏了无辜者的生活，杀人犯的疯狂行为披上了理性的外衣。正是对包围着他的黑暗的这种认识赋予了他最好的作品以一种带着忧郁感的雄辩，并且使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充满热情。但是他并没有允许这个时代对自己的天性发号施令。传记是独一无二的人的艺术，而他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声音和头脑以及这两者的戏谑和顽皮，他生存方式的轻松还有他最优秀的那些思想的严肃，都是那么与众不同。在一个黑暗的世纪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才智的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充满怀疑精神与讽刺意味，不偏不倚，并且无拘无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