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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光棍说话/锐眼撷花文丛

  • 定价: ¥39.8
  • ISBN:9787517132080
  • 开 本:32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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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中国言实
  • 页数:295页
  • 作者:晓苏|总主编:野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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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1-01 第1版
  • 2020-01-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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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晓苏创造了当代乡土小说的庸常之奇,实现了对乡土日常生活世界的创造,也让我们感受到一股不加矫饰拔高,却又自然成趣的清新之气。
    摇曳多情的黄色海洋里,生发着油菜坡的风土气息;纷繁复杂的世俗生活中,包容着一代人的悲喜情绪!

内容提要

  

    本书为“锐眼撷花”文丛之一,精选晓苏发表于《山花》的多部优秀中短篇小说,不乏获奖佳作和代表作。
    晓苏的小说讲究情节的传奇性,主题多为农村日常生活,犹如连环画,给我们展示了乡村题材小说中很少看到的凡人庸常之奇、日常生活之奇。在各种矛盾交错的时代,乡土上的主人公弥漫着欣喜、无奈、尴尬、惶惑、愤懑相交织的复杂情绪。这样的生活是希望与失望相交织,真情与冷酷相伴随。

媒体推荐

    晓苏的小说。浑然天成之中,我们能看出作家的本能所发挥的作用。这个本能是综合性的,其中有心理本能、情感本能、语言本能,还有肌体和器官本能。
    ——刘庆邦
    晓苏的叙述善于铺垫.善于营造氛围,善于制造悬念,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即使是日常化的生活矛盾,在他的笔下也变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贺绍俊

作者简介

    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现供职于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作家》《钟山》《花城》《天涯》《十月》《北京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刊发表小说五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集2部,短篇小说集15部,散文集1部。另有理论专著3部。曾获湖北省“文艺明星”奖、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湖北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屈原文艺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作家》金短篇小说奖等。《花被窝》《酒疯子》《三个乞丐》《泰斗》《老婆上树》五篇小说荣登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有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目录

生日歌
娘家风俗
老板还乡
无灯的元宵
黑箱
失踪者
书虹医生
姓孔的老头
平衡
寡妇年
伤心老家
镇长的弟弟
为一个光棍说话
春寒
松油灯
挽救豌豆
你们的大哥
我们应该感谢谁
后记  我的小说老师何锐

前言

  

    山花为什么这样红——“锐眼撷花”文丛总序
    在花开的日子用短句送别一株远方的落花,这是诗人吟于三月的葬花词,因这株落花最初是诗人和诗评家。小说家不这样。小说家要用他生前所钟爱的方式让他继续生在生前。我从很多的送别文章里也像他撷花一样,选出十位情深的作者,自然首先是我,将他生前一粒一粒摩挲过的文字结集成一套书,以此来作别样的纪念。
    这套书的名字叫“锐眼撷花”,锐是何锐,花是《山花》。如陆游说,开在驿外断桥边的这株花儿多年来寂寞无主,上世纪末的一个风雨黄昏是经了他的全新改版,方才蜚声海内,原因乃在他用好的眼力,将好的作家的好的作品不断引进这本一天天变好的文学期刊。
    回溯多年前,他正半夜三更催着我们写个好稿子的时候,我曾写过一次对他的印象,当时是好笑的,不料多年后却把一位名叫陈绍陟的资深牙医读得哭了。这位牙医自然也是余华式的诗人和作家:
    “野莽所写的这人前天躺到了冰冷的水晶棺材里,一会儿就要火化了……在这个时候,我读到这些文字,这的确就是他,这些故事让人忍不住发笑,也忍不住落泪……阿弥陀佛!”“他把荣誉和骄傲都给了别人,把沉默给了自己,乐此不疲。他走了,人们发现他是那么的不容易,那么的有趣,那么的可爱。”
    水晶棺材是牙医兼诗人为他镶嵌的童话。他的学生谢挺则用了纪实体:“一位殡仪工人扛来一副亮锃锃的不锈钢担架,我们四人将何老师的遗体抬上担架,抬出重症监护室,抬进电梯,抬上殡仪车。”另一名学生李晁接着叙述:“没想到,最后抬何老师一程的是寂荡老师、谢挺老师和我。谢老师说,这是缘。”
    我想起八十三年前的上海,抬着鲁迅的棺材去往万国公墓的胡风、巴金、聂绀弩和萧军们。
    他当然不是鲁迅,当今之世,谁又是呢?然而他们一定有着何其相似乃尔的珍稀的品质,诸如奉献与牺牲,还有冰冷的外壳里面那一腔烈火般疯狂的热情。同样地,抬棺者一定也有着胡风们的忠诚。
    一方高原、边塞、以阳光缺少为域名、当年李白被流放而未达的,历史上曾经有个叫夜郎国的僻壤,一位只会编稿的老爷子驾鹤西去,悲恸者虽不比追随演艺明星的亿万粉丝更多,但一个足以顶一万个。如此换算下来,这在全民娱乐时代已是传奇。
    这人一生不知何为娱乐,也未曾有过娱乐,抑或说他的娱乐是不舍昼夜地用含糊不清的男低音催促着被他看上的作家给他写稿子,写好稿子。催来了好稿子反复品咂,逢人就夸,凌晨便凌晨,半夜便半夜,随后迫不及待地编发进他执掌的新刊。
    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等可乐的事。在没有网络之前,在有了文学之后,书籍和期刊不知何时已成为写作者们的驿站,这群人暗怀托孤的悲壮,将灵魂寄存于此,让肉身继续旅行。而他为自己私定的终身,正是断桥边永远寂寞的驿站长。
    他有着别人所无的招魂术,点将台前所向披靡,被他盯上并登记在册者,几乎不会成为漏网之鱼。他真有一双锐眼,撷的也真是一朵朵好花,这些花儿甫一绽放,转眼便被选载,被收录,被上榜,被佳评,被奖赏,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被译成多种文字传播于全世界。
    人问文坛何为名编,明白人想一想会如此回答,所谓名编者,往往不会在有名的期刊和出版社里倚重门面坐享其成,而会仗着一己之力,使原本无名的社刊变得赫赫有名,让人闻香下马并给他而不给别人留下一件件优秀的作品。
    时下文坛,这样的角色舍何锐其谁?
    人又思量着,假使这位撷花使者年少时没有从四川天府去往贵州偏隅,却来到得天独厚的皇城根下,在这悠长的半个世纪里,他已浸淫出一座怎样的花园。
    在重要的日子里纪念作家和诗人,常常会忘了背后一些使其成为作家和诗人的人。说是作嫁的裁缝,其实也像拉船的纤夫,他们时而在前拖拽着,时而在后推搡着,文学的船队就这样在逆水的河滩上艰难行进,把他们累得狼狈不堪。
    没有这号人物的献身,多少只小船会搁浅在它们本没打算留在的滩头。
    我想起有一年的秋天,这人从北京的王府井书店抱了一摞西书出来,和我进一家店里吃有脸的鲽鱼,还喝他从贵州带来的茅台酒。因他比我年长十岁,我就喝了酒说,我从鲁迅那里知道,诗人死了上帝要请去吃糖果,你若是到了那一天,我将为你编一套书。
    此前我为他出版过一套“黄果树”丛书,名出支持《山花》的集团;一套“走遍中国”丛书,源于《山花》开创的栏目。他笑着看我,相信了我不是玩笑。他的笑没有声音,只把双唇向两边拉开,让人看出一种宽阔的幸福。
    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履行着这件重大的事,我们以这种方式纪念一具倒下的先驱,同时也鼓舞一批身后的来者。唯愿我们在梦中还能听到那个低沉而短促的声音,它以夜半三更的电话铃声唤醒我们,天亮了再写个好稿子。
    兴许他们一生没有太多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著在我们的著作中,他们为文学所做的奉献,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愿做和能做到的。
    有良心的写作者大抵会同意我的说法,而文学首先得有良心。
    野莽
    2019年9月

后记

  

    我的小说老师何锐
    何锐老师有很多头衔,既是编辑家,又是评论家,还是一位文学活动家。当然,他最响亮的名头,应该说是《山花》主编。众所周知,《山花》是在他接手之后才声名鹊起的。然而,我从来没把何锐老师叫过主编,而是始终称他为老师。要说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何锐老师一直把我当作学生关爱,对我有传授,有开导,有表扬,有批评,有宽容,有苛求;二是,我一直把他当作老师敬重,逢年过节总要问候他一声,碰到构思上的困惑总要找他请教一番,发表了满意的作品总要跟他汇报一下。虽然何锐老师没在学校课堂上教过我,但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小说创作的理念与技巧,却丝毫不比学校课堂上少。在内心深处,我一直认为何锐是我的小说老师。
    在何锐老师出任《山花》主编之前,我已经在该刊发了三篇小说,最早的一篇题为《无灯的元宵》,发表于一九九。年第十期,另外两篇叫《黑箱》和《平衡》,分别发表于一九九二年第四期和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在我的印象中,何锐老师是一九九四年担任主编的,此前他在《山花》负责编诗歌。甫一走马上任,何锐老师便大刀阔斧地对刊物进行改版。据说,他对稿件的质量要求特别高,所以我有好几年没给《山花》投稿。一九九七年秋天,何锐老师突然来到了武汉,并且还专门到华中师范大学找我约稿。这让我十分意外,同时也受宠若惊。因为在此之前,我和何锐老师从没联系过。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他边走边问,费尽周折,直到傍晚才在文学院找到我。何锐老师说,他是来武汉组稿的,想找我约一篇小说。我听了激动不已,简直是心花怒放。当天晚上,我在学校宾馆招待了何锐老师,请他吃武昌鱼。刚在餐桌上坐下来,何锐老师就跟我谈到了小说。他心直口快地说,你以前在《山花》上发的那三个小说,我都看过,觉得《无灯的元宵》很不错,另外两篇都不怎么样。我愣了一下问,您能具体指点一下吗?他说,《无灯的元宵》很有个性,无论是取材还是剪裁,都有你自己的特点,特别是语言,断断续续的,吞吞吐吐的,还有很多半截子话,读起来很有味道。而另外两篇,构思和表达都有模仿的痕迹。何锐老师的这番比较对我触动很大,可以说让我大吃一惊。《无灯的元宵》写的是农村生活,故事、场景和语言都土得掉渣;《黑箱》和《平衡》写的是大学生活,结构和叙述都比较新潮。见到何锐老师之前,我一直认为后面两篇要比《无灯的元宵》好,没想到他的看法却恰恰相反。那顿晚餐吃了将近两个小时,何锐老师边吃边说,小说一定要写出自己的个性,怎么独特怎么写,千万不能跟风,一跟风就会迷失自我。我渐渐地听懂了他的意思,仿佛突然之间对小说有了新的认识。与何锐老师的那次交谈,真让我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受。那天分手的时候,何锐老师认真地跟我说,再给《山花》写个小说吧,就按《无灯的元宵》那个路子写。年底,我按照何锐老师的要求写了一篇,当成作业寄给了他。不久,他便回复了我两个字:不错。这就是发表于《山花》一九九八年第三期的《失踪者》。
    从那以后,我与何锐老师的联系就多了起来。他有时还主动从贵州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创作近况,还给我推荐他新近读到的好小说,并具体告诉我好在哪里。至今,我还记得当时他提到过的许多作品,比如韩东的《艳遇》,刘庆邦的《起塘》,迟子建的《雪窗帘》,范小青的《茉莉花开满枝桠》,东西的《一个不劳动的下午》。这些作品都发表在《山花》上,何锐老师如数家珍。我随后逐一找来细读,果然篇篇精彩,不同凡响,让我爱不释手,获益匪浅。何锐老师打电话的时间都比较长,经常要打到电话发烫才结束。每次接他的电话,我都像是听了一堂让人脑洞大开的小说课。二〇〇〇年第六期,《山花》在小说栏目的头条位置发表我的中篇小说《伤心老家》。为了感谢何锐老师对我这个学生的厚爱与栽培,更为了当面聆听他的教诲,我决定专程去一趟贵阳。我那次是坐飞机去的,还买了一大堆武汉特产。出发之前,我跟何锐老师打过电话,告诉了我乘坐的航班。我这么做,压根儿没奢求何锐老师派车去机场接我,只是希望他那两天不要外出,以免我千里迢迢扑个空。然而,我在贵阳龙洞堡机场下了飞机,拉着行李箱刚到出口,就看见一位年轻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接机牌在那等我了。这太让我意外了,同时更让我感动。前来接我的年轻人是一位小车司机,他说是何锐老师派他来的,还说何锐老师正在单位等我。那天,我到达《山花》编辑部已是傍晚了,何锐老师果真还没回家。他一直在编辑部等我,还为我准备了晚餐,帮我安排了住宿。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晚餐吃的是地道的贵州菜,其中最好吃的是花江狗肉。陪我一起吃饭的,除了何锐老师,还有时任副主编黄祖康先生和现任主编李寂荡先生。在饭桌上,何锐老师照例讲到了小说。他虽说偏居西南一隅,但对全国的小说态势却了如指掌,对各种小说现象都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并且是真知灼见。他还列举了不少作家和作品,有称赞,有不满。偶尔,我也会提几个问题,想听听何锐老师的意见。比如,您觉得走红作家某某某的小说怎么样?他马上皱起眉头说,不行,连语言都没过关,像中学生作文。又比如,您喜欢某某的小说吗?他马上又眉开眼笑说,不错,地域风情写得特别好,骨子里充满诗意。很显然,关于小说,何锐老师有着自己明确而独特的审美标准。从他的好恶中,我逐步领悟到了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写作方向。我那次去贵阳,虽然停留时间不长,但却是满载而归。在此之后的几年里,我陆续在《山花》上发表了九篇小说,其中的《老板还乡》《娘家风俗》《为一个光棍说话》等作品,都受到了何锐老师的好评。 二〇〇四年初秋的一个中午,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仔细一听,打电话的居然是何锐老师。他打的是公用电话,环境听上去十分喧闹,好像还有车水马龙的声音。电话刚一接通,何锐老师就兴奋地对我说,我来北京了,现在刚从王府井新华书店出来。逛书店时,我发现了吴义勤编选的《2003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其中收了你的《娘家风俗》。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也兴奋起来,连忙说,太好了,我要想办法去买一本。何锐老师说,我已经给你买了一本,待会儿就去邮寄,直接从北京邮到武汉,以免我背回贵阳耽误时间。我万分感激地说,谢谢您!随即又问,多少钱?我从邮局寄给您。何锐老师说,要什么钱?是我送给你的。那一次,何锐老师只说了两分钟就挂了电话,无疑是我们通话史上最短的一次。我想,肯定是公共电话亭排队打电话的人太多,否则他是不会这么快结束通话的。何锐老师挂了电话以后,我握着话筒迟迟没有放下,感到意犹未尽,十分遗憾。当时,我不禁回想起了之前把《娘家风俗》寄给何锐老师的情景。稿子寄出去只有一个星期,何锐老师就给我回了话。他说,稿子不错,下期就发。我得到喜讯,高兴不已,正打算说几句感谢的话,何锐老师又说起来了。他说,你这篇小说的伏笔用得特别好,看上去很随意,实际上别有用心。他紧接着又说,我最近读了不少来稿,妈的,没几个像样的,读了头疼。他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我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到头来也没把感谢他的话说出口。何锐老师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不久,过了七八天吧,我收到了来自北京的邮件。开始我以为只有一本书,打开才发现有两本,除了吴义勤先生编选的《2003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外,还有一本《后现代叙事理论》,作者是英国的马克·柯里,由宁一中先生翻译。这两本书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在那以前,我只知道吴义勤先生是位著名评论家,但和他没有任何交往,因为《2003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这本书,我才与他建立了联系。此后,吴义勤先生对我的写作更加关注,并多次为我写评论文章,还为我的小说集《金米》写了序。老实说,我早期的小说受传统叙事理论的影响较深,所以缺乏现代意识。读了《后现代叙事理论》这本书,我开始了对小说现代性的思考,并认真研究了后现代叙事技巧,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我想,这也许正是何锐老师送我这本书的良苦用心吧。 万分不幸的是,何锐老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得知噩耗,我如遭雷击,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水长流。当时,我多想写一篇文字悼念我这位小说老师,但在悲痛中怎么也动不了笔。衷心感谢野莽先生主编这套“锐眼撷花”丛书,让我有机会能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缅怀恩师。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于武汉南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