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是当代知名作家野莽的一部短篇小说集。野莽和他所看到的人与事之间保持着富于张力的距离，他不冷漠，有一种正常的同情心和好奇心，但他又不太热情，他不会大規模、无保留地投入事物的內部，所以他不会大惊小怪、痛心疾首，他总是得体地、适可而止地感触、嘲讽、微笑或者蹙眉头。

    《痛苦》是当代知名作家野莽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录《恩仇》《义子》《挥泪》《血雨》《不能没有你》《突围》《死去活来》《大火》《鱼祸》等25篇短篇小说作品。作者以幽默的语言，戏剧化的冲突，或讲述家国情怀、忠诚信义，或描绘市井平凡小人物的挣扎与生存状态，或讲述当下社会各阶层人们各样的生活态度，或讲述人情的冷暖或人性的光辉……小说取材广泛，主题鲜明，结构完满，作者讲的是故事，更是在现实层面、隐喻层面、精神层面展现复杂的社会关系，人间世态和人情世故。

    野莽的小說不搞突出，不搞強調，不搞波澜起伏，只是平平常常地，如实地，如数地把生活写出来。作者不泄露感情，甚至看不出对这种生活的态度，而态度自在其中，可以意会。
    ——汪曾祺
    较之《围城》中笑声的轻松和愉悦，野莽的幽默是沉重的，即契诃夫所谓的含泪的笑，一种痛苦的思索因无法排解而化作的无奈。
    ——雷达

    野莽，中国当代作家，祖籍湖北竹溪，武汉大学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纸厦》《寻找汪革命》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窥视》《死去活来》等十七部，散文随笔集《墨客》《竹影听风》等七部，系列方志小说《庸国》五卷，长篇传记《刘道玉传》两卷，学术著作《诗说新语》《诗经选译》等五部，外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打你五十大板》《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三部，以及电影电视作品《祝你好运》《高爸再见》等，共计五十余部，一千多万字。获国内文学奖二十多次，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

恩仇
浑河
义子
挥泪
反骨
血雨
观柳
红泥
不能没有你
突围
大火
教授与狗
死去活来
领掌者
鱼祸
怪球
洗手间
优秀
痛苦
皇城奇遇
好大一棵树
臭嘴
黑夜里的老拳击手
后记何锐

    山花为什么这样红
    在花开的日子用短句送别一株远方的落花，这是诗人吟于三月的葬花词，因这株落花最初是诗人和诗评家。小说家不这样，小说家要用他生前所钟爱的方式让他继续生在生前。我从很多的送别文章里也像他撷花一样，选出十位情深的作者，自然首先是我，将他生前一粒一粒摩挲过的文字结集成一套书，以此来作别样的纪念。这套书的名字叫“锐眼撷花”，锐是何锐，花是《山花》。如陆游说，开在驿外断桥边的这株花儿多年来寂寞无主，上世纪末的一个风雨黄昏是经了他的全新改版，方才蜚声海内，原因乃在他用好的眼力，将好的作家的好的作品不断引进这本一天天变好的文学期刊。回溯多年前，他正半夜三更催着我们写个好稿子的时候，我曾写过一次对他的印象，当时是好笑的，不料多年后却把一位名叫陈绍陟的资深牙医读得哭了。这位牙医自然也是余华式的诗人和作家：
    “野莽所写的这人前天躺到了冰冷的水晶棺材里，一会儿就要火化了……在这个时候，我读到这些文字，这的确就是他，这些故事让人忍不住发笑，也忍不住落泪……阿弥陀佛！”“他把荣誉和骄傲都给了别人，把沉默给了自己，乐此不疲。他走了，人们发现他是那么的不容易，那么的有趣，那么的可爱。”
    水晶棺材是牙医兼诗人为他镶嵌的童话。他的学生谢挺则用了纪实体：“一位殡仪工人扛来一副亮锃锃的不锈钢担架，我们四人将何老师的遗体抬上担架，抬出重症监护室，抬进电梯，抬上殡仪车。”另一名学生李晁接着叙述：“没想到，最后抬何老师一程的是寂荡老师、谢挺老师和我。谢老师说，这是缘。”我想起八十三年前的上海，抬着鲁迅的棺材去往万国公墓的胡风、巴金、聂绀弩和萧军们。
    他当然不是鲁迅，当今之世，谁又是呢？然而他们一定有着何其相似乃尔的珍稀的品质，诸如奉献与牺牲，还有冰冷的外壳里面那一腔烈火般疯狂的热情。同样地，抬棺者一定也有着胡风们的忠诚。
    一方高原、边塞、以阳光缺少为域名、当年李白被流放而未达的，历史上曾经有个叫夜郎国的僻壤，一位只会编稿的老爷子驾鹤西去，悲恸者虽不比追随演艺明星的亿万粉丝更多，但一个足以顶一万个。如此换算下来，这在全民娱乐时代已是传奇。
    这人一生不知何为娱乐，也未曾有过娱乐，抑或说他的娱乐是不舍昼夜地用含糊不清的男低音催促着被他看上的作家给他写稿子，写好稿子。催来了好稿子反复品咂，逢人就夸，凌晨便凌晨，半夜便半夜，随后迫不及待地编发进他执掌的新刊。
    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等可乐的事。在没有网络之前，在有了文学之后，书籍和期刊不知何时已成为写作者们的驿站，这群人暗怀托孤的悲壮，将灵魂寄存于此，让肉身继续旅行。而他为自己私定的终身，正是断桥边永远寂寞的驿站长。
    他有着别人所无的招魂术，点将台前所向披靡，被他盯上并登记在册者，几乎不会成为漏网之鱼。他真有一双锐眼，撷的也真是一朵朵好花，这些花儿甫一绽放，转眼便被选载，被收录，被上榜，被佳评，被奖赏，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被译成多种文字传播于全世界。
    人问文坛何为名编，明白人想一想会如此回答，所谓名编者，往往不会在有名的期刊和出版社里倚重门面坐享其成，而会仗着一己之力，使原本无名的社刊变得赫赫有名，让人闻香下马并给他而不给别人留下一件件优秀的作品。
    时下文坛，这样的角色舍何锐其谁？
    人又思量着，假使这位撷花使者年少时没有从四川天府去往贵州偏隅，却来到得天独厚的皇城根下，在这悠长的半个世纪里，他已浸淫出一座怎样的花园。在重要的日子里纪念作家和诗人，常常会忘了背后一些使其成为作家和诗人的人。说是作嫁的裁缝，其实也像拉船的纤夫，他们时而在前拖拽着，时而在后推搡着，文学的船队就这样在逆水的河滩上艰难行进，把他们累得狼狈不堪。没有这号人物的献身，多少只小船会搁浅在它们本没打算留在的滩头。
    我想起有一年的秋天，这人从北京的王府井书店抱了一摞西书出来，和我进一家店里吃有脸的鲽鱼，还喝他从贵州带来的茅台酒。因他比我年长十岁，我就喝了酒说，我从鲁迅那里知道，诗人死了上帝要请去吃糖果，你若是到了那一天，我将为你编一套书。
    此前我为他出版过一套“黄果树”丛书，名出支持《山花》的集团；一套“走遍中国”丛书，源于《山花》开创的栏目。他笑着看我，相信了我不是玩笑。他的笑没有声音，只把双唇向两边拉开，让人看出一种宽阔的幸福。
    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履行着这件重大的事，我们以这种方式纪念一具倒下的先驱，同时也鼓舞一批身后的来者。唯愿我们在梦中还能听到那个低沉而短促的声音，它以夜半三更的电话铃声唤醒我们，天亮了再写个好稿子。
    兴许他们一生没有太多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著在我们的著作中，他们为文学所做的奉献，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愿做和能做到的。
    有良心的写作者大抵会同意我的说法，而文学首先得有良心。

    公元二○○○年，中国文学出版社解体前的最后一套书，是由我策划，何锐主编的“黄果树丛书”。那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何锐执编的名刊《山花》又没钱了，半夜十二点许，他一个电话打了过来，忧心忡忡地说明年怎么办呢?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把几年来的《山花》整理一下，根据栏目，编成十本书，取名就叫“黄果树丛书”，我给他出版，我再找个人给他投资印制发行，他的任务是写个总序，感谢一下黄果树集团，把这套丛书献给他们，明年办刊的钱就找他们要。何锐说，好嘛好嘛，就把电话挂了。
    何锐打电话不同于全世界任何一个人，主要有两点，第一，开头没有问候语，结尾没有客气话，直接说事，妈的给我搞个稿子，搞个好稿子。或者就是，这期某某某有个稿子，妈的是个好稿子。然后就讲这个好稿子写的什么，为什么好，讲完就挂了，给人的感觉，他一天到晚，一年四季，一生一世都在外面搞好稿子，而不搞别的事情。第二，搞好稿子没有时间约束，半夜就半夜，凌晨就凌晨，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搞，声音低沉而又短促，给人一种神秘虚幻的感觉。有次我妻子一觉醒来，忽听我在客厅跟人说话，她问，谁呀?我说，贵州的何锐。她说，就是上次你俩在黄果树瀑布下面合影，长得像小泉纯一郎的那个老爷子?我放下电话说，下巴没小泉尖，像《渡江侦察记》里的陈述。
    我要“黄果树丛书”的投资人无论如何赶在年底之前印出此书，以便何锐新年向人献礼。紧锣密鼓，这套丛书如期印了出来，但是给我惹了一个不小的麻烦，投资人为了节省成本，离开北京，在河北高碑店的印刷厂进行印刷，因为没开出境准印证，版权页上的印刷单位，就随便安了一个人民印刷厂。
    谁知人民印刷厂是专门印人民币的，从不印书，  “黄果树丛书”刚一问世，立刻有人揭发检举，新闻出版局就派人找我来了，气冲冲的，一人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话筒。我请他们坐下，关上门说，你们别搞这个，要搞这个我就走，看样子你们都是读书读刊的人，你们知道出书办刊有多么难吗?你们知道中国期刊界有个名叫何锐的工作狂吗?他自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离开可爱的家乡天府之国，去到多民族的边远贵州扎根落户，如今都白了少年头，为了给你们弄点儿精神食粮吃一吃，儿女没有工作他也不管，老婆生病他也不顾，到处求人赞助，出书向人献礼，北京的价太高，印书的钱不够，这才铤而走一次险，我帮这位老爷子跟你们私了，让他以后在刊物里歌颂你们行不行?
    但愿这两位青年是文学的爱好者，作家的知心人，未来的编辑家，他们把可怕的行头放了下来，他们起身走了，他们还跟我握手道别。我怀着万般复杂的心情，给何锐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十本书出版了，要他马上来一下。很快，何锐乘坐飞机来了，我没对他说这件事，时至今天也没有说，对他说除了让他不安，让他有负疚感，让他用低沉而短促的声音说“妈的”，别的都是枉然。何锐跟投资人见了个面，喝了他带的茅台(他跟茅台酒厂有一种神秘的关系，经常都有茅台酒喝)，提了一捆样书，又坐飞机走了。过了几天，依然是半夜十二点许，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贵州传来，这次异常的洪亮，妈的，二十五万，分两次给，一年够了! 何锐请我去贵州，参加《山花》《大家》《作家》《钟山》四小名旦联网作品讨论会，以及女性文学研究会的学术报告会。我开会是假，看黄果树瀑布是真，吃花江狗肉是真。贵阳有一座吃城，名叫鼎罐城，为苗人所开，城中全是饭庄酒家，清一色的古式建筑，中心一个露天竞技场，有绝色女子倾情献艺，来此的客官可以吃一吃，喝一喝，出去看一看，听一听，还可以趁着醉意与优伶同台吼唱。 何锐将我等请到这里，刚一入座，两个苗女立刻抱着竹筒碎步跑来，竹筒内是城中自酿的好酒，只供客饮，绝不外销。苗女问过众位客官的尊姓和职位，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即兴编出劝客饮酒歌，又生动，又押韵，赛过中国某个时期的著名诗人，第一个对准的是何士光。 何士光于上世纪末皈依了佛门，不吃生灵身上的肉，仅吃少许清油炒的鸡蛋，酒也尽量喝得斯文。苗女不知就里，尖着嗓子唱：  “喜盈盈来笑盈盈，何主席来到鼎罐城，阿妹敬酒何主席尝，一筒酒来一筒情。”何士光瞪着海碗粗细、一尺多长的竹筒，苦巴着脸不敢下口，苗女便一个揪住他的耳朵，一个把竹筒往他嘴里灌。临到何锐，苗女问过姓氏身份，齐声又唱：  “喜连天来笑连天，鼎罐城来了何主编，阿妹敬酒何主编尝，筒如海来情如山。”何锐害怕揪耳朵，赶快就喝，小宝宝似的听阿姨话。 当晚何锐喝得兴起，不回府了，陪我睡在一个房间，大谈如何地搞稿子，谈到半夜方才睡下。刚刚入梦，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只见何锐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纵身而起，摸着话筒，问了几句川黔混语，面皮紧张起来，说声好嘛好嘛，挂了电话，对我说，妈的，家里发现了老鼠，要我回去打。我说，嫂夫人是用隐语，不要你钻到别人洞里去了，半夜三更回去打什么老鼠!何锐立志要走，我只好为他放行，趴在窗口，目送着一位夜不归宿的老主编，弓着个背，一边慌乱地扣着扣子，一边快步奔向夜色下的街头。贵阳十月的午夜不像通宵达旦车水马龙的北京，出租车很少出没，老主编步行往家奔去，去给夫人打老鼠，宁可自己不睡，也要让她放心地睡个好觉。 何锐到北京来，晚上可以尽情地睡觉，养足精神，翌日凌晨起来去逛书店。何锐来北京的第一件事，上世纪是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本世纪是到西单北京图书大厦，直奔一层大厅的西方哲学专架，一去两眼贼亮，双腿不移，用老舍的话说，种在那里了。 我们每次都在那里约会，整整一个上午，一人怀里抱一摞书出来，去旁边的火锅店里吃自助火锅。坐在桌边，他迫不及待地看他买来的书，努力睁大一双近视的眼睛，像做面膜一样，把书贴着脸皮，一行一行地看，也不夹菜在锅里煮。说是自助，还是要让小姐一样一样地伺候，羊肉都涮黑了，汤底都煮干了，蜡烛都烧熄了，他还在看书，需要大声地催促他吃，他才说好嘛好嘛，把书换成筷子。 其实何锐并非不懂美食，毕竟是从贵阳的鼎罐城里培养出来的刁钻角色，有一次只有我们两人，他拎着自带的茅台酒，找到一个去处，把菜谱像做面膜一样贴着脸皮，挪上挪下好一阵子，最后点了—个鱼头。放下菜谱，f也又寸我说，这是蝶鱼，有脸，脸最好吃。我听着一愣，可叹我今生吃了无数条鱼，还没有尝过鱼脸的味道。 到了新的世纪，我们再度合作，经我策划，他任主编，出版了一套“走遍中国丛书”，其中一卷《走遍名城》，全是曾在《山花》发表的名城游记。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想不到我们中国的事情像水缸里的葫芦，这里按下去，那里冒起来。书出来后，按照合同，样书与稿酬由主编统一寄付作者，有作者却说没收到书，也没收到稿费，出版社得知此情，紧急追究。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告诉何锐不行，就打电话告诉了他。何锐大惊，觉得十分对不起我，说，还有这事?让我问他!俄顷，何锐电话打过来道，说清楚了，样书是什么时间寄的，稿费是什么时候寄的，他听着不回答，默认了! 说完这事，三句话不离本行，他又开始说稿子。他说，搞个稿子，要好稿子，短一点的。 本世纪初，何锐终于到了耳顺之年，终于要离开他的那朵用好稿子扎成的山花了。但他好像是在做垂死的挣扎，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年越发疯狂地抓了一批好稿子，其中有江苏女作家范小青的《城乡简史》，这个短稿子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颁奖会在鲁迅的故乡绍兴举行，何锐应邀而去，就在这次颁奖会上，看稿子要把眼睛贴在纸上的何锐，夜色中在返回宾馆的小路边一脚踩空，瘦骨嶙峋的身子摔到坎下，多皱的前额摔掉了一块颅骨，佝偻着的后背骨头也摔断了。当我在北京得到这一噩耗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很久没有人接，后来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问我是哪里，我说我是北京的野莽，年轻人“哦”了一下，说他是何锐的学生，知道我也知道我与何老师的关系。我就抓紧时问了解情况，何锐的学生告诉我说，鲁迅故乡的医生已经把他垂危的生命抢救过来了，并且还把那块颅骨保留好了，放在一瓶药水里泡着，计划在危险期过了以后安回原处。 但是等他的危险期过了以后，第二年要实施安回颅骨的手术，那块药水里的颅骨已收缩变形，不能圆满地盖回去了，最后医生在他的前额装进了一块从美国进口的钛，那东西据说比钢板还结实，还能透气。我想起在他年轻时中国流行的一首歌，是歌唱革命者的：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我想这比钢铁还要强硬的东西，不就是钛，不就是何锐吗? 脑袋里安装了钛的何锐半夜里又给我打电话了，还是要给他一个稿子，一个好稿子，他说他就编这一期就不再编了。我说你的脑袋都摔成那样了还要看稿子，还能看稿子吗?他说妈的，比原来还管用，稿子只看一遍就能记住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清醒得很，夜里一点瞌睡也没有了。这话让我听着害怕，想起上个世纪曾经使用的电灯泡，里面的钨丝被烧断以后，通过摇晃搭接起来，重新装上去比过去更亮。 我给了他一篇稿子，是个好稿子。不过不算短，有两万多字，名叫《枪毙》。这个稿子直到他退休也没有发出来。我以为他那摔破以后用钛补起来的脑袋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好使，不是记忆力摔弱了，就是鉴赏力摔差了，一定是把我的好稿子《枪毙》给枪毙了。 但是，几个月后，我收到一本《山花》杂志，《枪毙》二字排在小说栏目的头题。接着，鲁院毕业回到单位的冉正万从网上给我发来一封信，问野莽老师，杂志收到了吗?我立即回信说收到了，正万代我向老爷子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