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部有筋骨、有思想、有温度的口碑力作！
    作者温亚军青年时在新疆入伍，并在那里生活了16年，因而，大漠风烟浸入了他善感柔软的灵魂，并让他的文学气质沧桑强壮，别具气度与风骨。他笔下的小说短小精悍、情节曲折、故事新颖、文字优美，读来别有风味。他切入小人物的多舛命运，细腻叙写他们的婚恋悲欢，个别小说带有边疆地带的爱恨花语，西部风情浓郁。可谓以边塞风骨描摹人世悲欢，以硬汉柔情刻画尘世命运。尤其《身份》《给儿子娶个媳妇》《寻找大舅》三篇，那傻根样农村人的质朴执着，那祥林嫂般的卑微可怜以及寻找戈多一样荡气回肠的揪心期待，读完让人哽咽含泪、唏嘘同情、回味再三，慨叹不已！

    作品收录了部分在《山花》上发表过的小说以及作者温亚军先生其他时期的小说，以纪念编辑家、曾经的《山花》何锐先生，感谢他的知遇之恩以及对文学事业的热爱与贡献，对年轻作者的提点与提携。
    所选10篇小说各有特点，但都属于刻画描写小人物的生活、婚恋、前途、命运，细致入微，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他善于以独特的视角从边疆的人文地理中捕捉小说素材，再融入自己的青春感受和生命体验，常常在平淡中写出风韵，在朴实中蕴藏机巧。个别如《把式》《寻找大舅》等小说，具有西部传奇色彩，值得一读。

    读温亚军的小说就像走在洞穴中，在将要走出洞口的刹那间，迎面一缕阳光照亮了整个洞穴，那平淡无奇的过程突起波澜并惊心动魄，这就是绵里藏针不动声色。在敞开小说的瞬间，既出人意料又不可思议。温亚军不是那种暴得大名的作家，他是靠自己的韧性，以坚忍不拔的努力和探索获取对小说的理解和成就的，他从新疆一路走向北京，在红尘滚滚的文坛杀出重围，艰难可想而知，雄心叹为观止。他不是那种讨巧或哗众取宠的作家，所谓文如其人，只要你看到他诚恳的目光，一切都会了然于心。
    ——著名文学评论家  孟繁华
    温亚军善于以独特的视角从边疆的人文地理中捕捉小说素材，再融入自己的青春感受和生命体验，常常在平淡中写出风韵，在朴实中蕴藏机巧。由是，神圣、神秘、神话一般遥远的大漠边关变得可爱可亲，可触可摸，令人神往。
    ——著名文学评论家  朱向前
    我觉得温亚军的小说不耍花架子，不务玄虚，诚恳，有品质，温暖，富人性之美。和很多小说都似舶来品，散发着古怪的气息不同，他的小说都可谓是家乡沃土里长出来的健康的庄稼。真金纯银，童叟无欺。
    ——著名作家  石舒清

    温亚军，1967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岐山县，1984年底入伍至今，曾在新疆服役16年。现为北京某部队出版社副社长，大校。著有长篇小说《西风烈》《无岸之海》《伪生活》等七部，出版小说集《硬雪》《寻找大舅》《驮水的日子》等十五部；作品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首届柳青文学奖以及《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十月》《上海文学》等刊物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文。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

把式
男人和刀子
身份
蚊帐
回门礼
斜眼的吉利
幸福只要一点点
宝贝儿
第一百零九将
给儿子娶个媳妇
寻找大舅
后记  纪念

    山花为什么这样红
    ——“锐眼撷花”文丛总序
    在花开的日子用短句送别一株远方的落花，这是诗人吟于三月的葬花词，因这株落花最初是诗人和诗评家。小说家不这样，小说家要用他生前所钟爱的方式让他继续生在生前。我从很多的送别文章里也像他撷花一样，选出十位情深的作者，自然首先是我，将他生前一粒一粒摩挲过的文字结集成一套书，以此来作别样的纪念。
    这套书的名字叫“锐眼撷花”，锐是何锐，花是《山花》。如陆游说，开在驿外断桥边的这株花儿多年来寂寞无主，上世纪末的一个风雨黄昏是经了他的全新改版，方才蜚声海内，原因乃在他用好的眼力，将好的作家的好的作品不断引进这本一天天变好的文学期刊。
    回溯多年前，他正半夜三更催着我们写个好稿子的时候，我曾写过一次对他的印象，当时是好笑的，不料多年后却把一位名叫陈绍陟的资深牙医读得哭了。这位牙医自然也是余华式的诗人和作家：
    “野莽所写的这人前天躺到了冰冷的水晶棺材里，一会儿就要火化了……在这个时候，我读到这些文字，这的确就是他，这些故事让人忍不住发笑，也忍不住落泪……阿弥陀佛！”“他把荣誉和骄傲都给了别人，把沉默给了自己，乐此不疲。他走了，人们发现他是那么的不容易，那么的有趣，那么的可爱。”
    水晶棺材是牙医兼诗人为他镶嵌的童话。他的学生谢挺则用了纪实体：“一位殡仪工人扛来一副亮锃锃的不锈钢担架，我们四人将何老师的遗体抬上担架，抬出重症监护室，抬进电梯，抬上殡仪车。”另一名学生李晁接着叙述：“没想到，最后抬何老师一程的是寂荡老师、谢挺老师和我。谢老师说，这是缘。”
    我想起八十三年前的上海，抬着鲁迅的棺材去往万国公墓的胡风、巴金、聂绀弩和萧军们。
    他当然不是鲁迅，当今之世，谁又是呢？然而他们一定有着何其相似乃尔的珍稀的品质，诸如奉献与牺牲，还有冰冷的外壳里面那一腔烈火般疯狂的热情。同样地，抬棺者一定也有着胡风们的忠诚。
    一方高原、边塞、以阳光缺少为域名、当年李白被流放而未达的，历史上曾经有个叫夜郎国的僻壤，一位只会编稿的老爷子驾鹤西去，悲恸者虽不比追随演艺明星的亿万粉丝更多，但一个足以顶一万个。如此换算下来，这在全民娱乐时代已是传奇。
    这人一生不知何为娱乐，也未曾有过娱乐，抑或说他的娱乐是不舍昼夜地用含糊不清的男低音催促着被他看上的作家给他写稿子，写好稿子。催来了好稿子反复品咂，逢人就夸，凌晨便凌晨，半夜便半夜，随后迫不及待地编发进他执掌的新刊。
    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等可乐的事。在没有网络之前，在有了文学之后，书籍和期刊不知何时已成为写作者们的驿站，这群人暗怀托孤的悲壮，将灵魂寄存于此，让肉身继续旅行。而他为自己私定的终身，正是断桥边永远寂寞的驿站长。
    他有着别人所无的招魂术，点将台前所向披靡，被他盯上并登记在册者，几乎不会成为漏网之鱼。他真有一双锐眼，撷的也真是一朵朵好花，这些花儿甫一绽放，转眼便被选载，被收录，被上榜，被佳评，被奖赏，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被译成多种文字传播于全世界。
    人问文坛何为名编，明白人想一想会如此回答，所谓名编者，往往不会在有名的期刊和出版社里倚重门面坐享其成，而会仗着一己之力，使原本无名的社刊变得赫赫有名，让人闻香下马并给他而不给别人留下一件件优秀的作品。
    时下文坛，这样的角色舍何锐其谁？
    人又思量着，假使这位撷花使者年少时没有从四川天府去往贵州偏隅，却来到得天独厚的皇城根下，在这悠长的半个世纪里，他已浸淫出一座怎样的花园。
    在重要的日子里纪念作家和诗人，常常会忘了背后一些使其成为作家和诗人的人。说是作嫁的裁缝，其实也像拉船的纤夫，他们时而在前拖拽着，时而在后推搡着，文学的船队就这样在逆水的河滩上艰难行进，把他们累得狼狈不堪。
    没有这号人物的献身，多少只小船会搁浅在它们本没打算留在的滩头。
    我想起有一年的秋天，这人从北京的王府井书店抱了一摞西书出来，和我进一家店里吃有脸的鲽鱼，还喝他从贵州带来的茅台酒。因他比我年长十岁，我就喝了酒说，我从鲁迅那里知道，诗人死了上帝要请去吃糖果，你若是到了那一天，我将为你编一套书。
    此前我为他出版过一套“黄果树”丛书，名出支持《山花》的集团；一套“走遍中国”丛书，源于《山花》开创的栏目。他笑着看我，相信了我不是玩笑。他的笑没有声音，只把双唇向两边拉开，让人看出一种宽阔的幸福。
    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履行着这件重大的事，我们以这种方式纪念一具倒下的先驱，同时也鼓舞一批身后的来者。唯愿我们在梦中还能听到那个低沉而短促的声音，它以夜半三更的电话铃声唤醒我们，天亮了再写个好稿子。
    兴许他们一生没有太多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著在我们的著作中，他们为文学所做的奉献，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愿做和能做到的。
    有良心的写作者大抵会同意我的说法，而文学首先得有良心。
    野莽
    2019年9月

    纪念
    第一次见何锐老师，应该是2000年的春天。我那时还在新疆，来鲁院学习，何锐老师当时来北京住在鲁院的招待所，我们几个同学去找他，房间门锁着，他出去了，没见着。晚上我准备休息时，突然接到传呼，是何锐老师打的，让我回电话。我出鲁院大门，用对面小商店的公用电话打通何锐老师的电话，他让我到房间一叙。我又进入鲁院，来他住的房间。刚上楼梯，看到过道里有个精瘦的中年人站在房门外边，想必这是何老师了，鲁院的招待所很少住其他人。我试探性叫了一声，果然是他。进到屋子，我俩没说几句话，不时有电话打进来找他，那时还不知道何老师是夜猫子，怕打扰到他，我便起身告辞。匆匆一面，那时通讯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从鲁院回到乌鲁木齐后，与何锐老师再没联系过。那时候的《山花》风头正劲，每期都是名家云集，我身在边疆只有观看的份。每到月初，我会去乌鲁木齐红旗路口的市图书馆期刊部，翻看一下文学杂志，《山花》必看，但没想过给它投稿。
    2001年春节刚过，我调到北京，经常去美术馆旁边的三联书店，必去期刊专柜看文学杂志。那时候的《山花》先锋气息浓郁，封面有大小不一的洞孔，里面的插页全是抽象画，文本极具先锋性，对我这种相对传统的写作者来说，《山花》是道难进的门。我在门外徘徊了好久，一直到2004年，我才第一次在《山花》上发表小说，之前是否投过稿，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直至现在，我在《山花》上共发表过七部中短篇小说，还有两篇散文。在我的文学“发表史”上，《山花》无疑是最多的。
    大约是2005年还是2006年，好像是秋天吧，有天上午，突然接到盘索的电话，说何锐老师在北京，马上要回贵州了，想与几个年轻的朋友见面。我那时还算青年，便如约去北京站前面的地下街，在一个小饭馆见到了何锐老师，他看上去依然清瘦、精神，与陆续赶来的李云雷、徐则臣（他俩与盘索三人把左岸文化网弄得正风生水起）、李浩……忘记还有谁了，几个人相谈甚欢。但那次没谈文学，几乎都是聊小道消息。我们坐在小饭馆的一个折叠桌旁，已过了饭点，周围没几个食客，我们毫无顾忌地谈论着国内国际形势，差点误了何锐老师的火车，不知是谁提醒该进站了，才慌乱地离开饭馆，经过地下通道，将意犹未尽的何老师送到北京站检票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面。
    像所有与《山花》接触的作家一样，我也经常夜里接到何锐老师的电话，他要稿子或者谈稿子。何老师要稿子的贵州普通话我还能听懂一些，谈稿子时很难听明白他的意见，比如我的中篇小说《身份》，他在电话里谈了好长时问，我没听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我还是揣摸着修改了，发过去没几天，何老师半夜打电话来说，按他说的意思改了，就这样吧。我还没来得及说句感谢的话，他已将电话挂断。
    后来，何老师退休了，他给一些出版社编书，依然半夜会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发稿子给他。我们的交往仅限于这样短暂而无关其他的电话，或者逢年过节时的一句短信问候。2019年3月15日，是春天了，正是山花烂漫的季节，突然间听到何锐老师去世，当时我愣了，难以置信，这么精神的一个人，怎么会？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那个精瘦、干练，曾经的《山花》掌门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钟情的文学事业。我们没办法挽留住何锐老师的生命，却能编一本书，把在《山花》上发表过的部分小说辑在一起，以示纪念。 2019．4．29于苏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