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作家陈希我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个人突破之作——他对男性/女性身体及性的“极端”认识，他在日本游学六年的背景，他对日本民族内部关系的深切认知……都在这部小说中获得了充分展现。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讲述互相缠绕、互相矛盾，但又互相交汇，最终编织了日籍华人林修身的人生故事：林修身出生于福州，家境卑微，随父母偷渡到横滨。父母双亡后被日本料理店长收留，遇到性格乖张的长谷川香织，他看起来更像是这位日本小姐的性玩具。太平洋战争中他进入远洋船运“光”号，主动为日本人卖命，后成为追击中国游击队员的间谍，可是在追击时又放走了游击队员香草……与长谷川香织结婚后进入长谷川家，由此发迹成为富商。上世纪80年代，作为日籍华人代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他诚恳表达了希望将财产“裸捐”的愿望，但是不幸很快便“心碎”而死。

    林修身，日本长谷川商会会长，作为日籍华人代表回到中国时，离奇地因“心脏破碎”而去世。因此，记者开始了对林修身生前故事的探询与追踪。然而，经过各个不同人物的讲述之后，林修身的形象却越来越难以辨认，被构建起来的个体历史同时也在被解构。
    在民族国家、性别政治、道德伦理、情爱欲望的种种重负之下，一个“剥洋葱”式的故事逐层呈现。“我于是分明地意识着那心的消失过程。它确凿地存在，然后渐渐地化为尘埃”。

    陈希我致力于了解人心的构造，了解人心的沟壑起伏；他不仅要画出这些沟壑的细微，还要追问为何会有这样的沟壑，为何会有这样的起伏；他要追问一个人的心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人因何心碎又如何去修补……人心叵测。人心莫测。人心黑暗。人心柔软。人心敏感。人心残忍。人心反复无常。人心无处归依。
    ——文学评论家 张莉

    陈希我，著名先锋作家。曾留学日本，现任教于国内某大学，硕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大势》《移民》《我疼》，随笔集《真日本》，学术专著《文学中享虐现象》等。曾获人民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多次上排行榜。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日等文字。

第一章
  心碎
第二章
  盖棺
  林北方嘴里的他
  “呦”（“U”）
  长谷川小姐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第三章
  遗体里的秘密
  佐伯照子嘴里的他
  背负着“背叛者”之名
  他的耻，小姐的癖好
第四章
  坂本胜三嘴里的他
  “光”号
  他的身份
  “帝国精良武器”
  “好”的哲学
第五章
  我的“一觉”
  他儿子林太郎说
  森达矢笔下的他
  “蛇”
  香草
第六章
  老了的李香草嘴里的他
  “色鬼”
  最后只有爱这个舍利子
  迈克尔·佩恩嘴里的他
  无耻的人
第七章
  绞肉机
  中国式“心”探索
  我终于听到他自己说
  如果生在好世道
  谁天生愿意“吃软饭”？
第八章
  我消化了自己
  你还要怎样啊？
  他的心说
  都说自己是被逼的
  比太阳更不可直视的是人心
  心混蛋到强大
  自阉之诡
  这下真的忏悔了
第九章
  你有什么可忏悔的？
第十章
  但
后记

    陈希我
    那时候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东京，我读到了一本书，《日本的华侨》（《日本の华儒》，著者：菅原幸助。凳行所：朝日新闻社），里面一些内容匪夷所思：
    一个叫薛来宏的华侨，战后是日本德富企业的社长，太平洋战争期间曾行商于太平洋诸岛。他在东海汽船“樱花号”上与日本商人相处甚笃，还组成了“同船会”。日本军队不断占领东南亚，他们的行商范围也不断扩大。战争末期，随着日军节节败退，他们也步步退缩，最后缩回日本本土。
    一个叫周朝宗的同发会会长，回忆战争后期在横滨跟日本人一样恐惧美军轰炸，家宅被烧毁，他跟日本人一道共克时艰。“那时候，我们和日本人一样，得到町内会发给的毛布和粮食等救灾补助品，至今还感恩不尽啊！”他说。
    一个叫吴正男的台湾人，战时是日军特攻队队员。他十四岁只身去东京求学，然后与日本同学一道“爱国”，报考日本航空通讯学校。当他告诉在台湾的父亲，父亲对他说：“你作为日本人，忠诚之心是可嘉的，但台湾的地位毕竟特殊，凡事要多加考虑。”
    这话是什么意思？身为中国人，他们怎么会这样？当时我虽然跑出国外，但从小养成的价值观底色其实还在。（其实至今也仍然在。）再加上身处日本，“爱国”之心被倒逼出来了。我实在不能认同这样的描述。也许是因为他们毕竟要在异国他乡讨生活、求生存？这是在中日作为敌对国的敏感时期。一个例子也支持了我的判断：一个叫周筱笙的华侨企业家，事业发展得不错，但就因为跟日本人闲谈时说了句“蒋介石是了不起的人物”，被日本人告到宪兵队。他被当“抗日分子”逮捕，定罪为“奸细”。可见当时在日华侨处境之难。
    其实还有更近的例子，就在我身边。我的妻子，当时还是我的女友，她告诉我，她的外祖父母当时都是从日本回国的。他们出生在日本，从小玩伴是日本人，觉得自己跟日本人无异。但中日交恶了，他们家变卖了家业回到中国。
    几十年后他们的后代嫁给了我。那时候我妻子的外祖母还活着，老人家有句口头禅：“人就像小鸟一样飞来飞去。”我开始写《一个日本华侨的太平洋战争》，一个战争中滑来滑去的在日华侨。按说我可以立意于对人的理解与同情，人道主义。但我天生爱折腾，没这么写。我不认为人道主义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几年后我还怼过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拿人道主义批评中国当下文学，我问：“靠人道主义能够写作吗？”我很尊敬他们的姿态，但文学毕竟是文学。后来这些人中一个人在回答媒体时反问：“不讲人道主义，难道要讲‘狗道主义’？”鸡同鸭讲。
    但我也意识到就文学谈文学是谈不好的，我同行里有大量在就文学谈文学，他们谈出的只是平庸，或王顾左右。那究竟怎么理解文学？拒绝“假大空”，当时很正确的观点。于我，就是下坠！
    把人还原为人，肉身的人。人就是人，多么具有正当性。那时候流行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也是在宣扬一种正当性。我们要活得真实。这小说里，虽然用各知情人的嘴来描述主人公，但作为记者的“我”，最终并没有探寻出主人公完整的形象。《罗生门》？但采访一无所获却别有所获：这么多人所以不说真相，是因为他们都在晚年成功了的主人公面前抬不起头。比如“我祖母”（即现在《心！》里的香草），战后回国，饱经挫折几十年，理想主义被磕得破破烂烂，再回头想呦，她读出了呦的成功哲学：一个人一定要有本钱，有本钱，哪个朝代都吃香！ 这小说没有得到发表。 …… 下坠，下坠……咿！咿！呀……像个小姑娘，被囚禁在地下室。 但你真是被囚禁吗？也未必。但我必须声明：这不是在理解人的难处，“理解万岁”？不，这个口号太“鸡贼”，至少是“鸡汤”，我的写作才不这么浅薄。我要下坠。 下坠，下坠……小说里有核心情节：抽自己耳光。我的写作靠某种因素刺激。 但抽耳光是忏悔吗？忏悔都是可疑的。即使放自己生殖器在绞肉机里阉除，就觉得自己是耶稣所称赞的“阉人”了？“为天国的缘故自阉”（《马太福音》），崇高起来了。萨德笔下的圣丰说：“某些放纵行为中的屈辱充当着骄傲的借口。” 下坠，下坠……下坠到地下。有人说我是“斯德哥尔摩”，疯了。是的。但这世界上有理性这种劳什子吗？有客观真理这种劳什子吗？你们姑且相信去吧，但对我这个“地下人”，没有！坚决闭上眼睛：没有！“地下人”的价值观跟“地上人”是不搭界的。或者说，“地下人”压根儿就没有价值观。在绝对黑暗中，什么也没有。 我把《心》推翻了，重写。这时候名叫“心！”，有感叹号。这是我的《地下室手记》。小说家陈永和看后说：“希我，不幸成就了你！” 但成就？成就是基于理性的说法。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遁入地下室时，仍然在反抗世理的同时标榜着自己一套道理，他仍在据理。反理也正是言理。直到《罪与罚》里写到纳博科夫所摇头的（其实他是没能力看懂）杀人犯与妓女共读《圣经》，才真的胡说八道了。陀氏他压根儿不信理的存在，上帝只是随意设置的尿壶（一如我《心！》里的“容器”）。他压根儿不跟你们“地上人”多嘴：跟你们说不明白，我们压根儿就不在一个时空！ 但问题又来了：不在一个时空，你用什么语言说刚才这话？不仍是人家时空的语言？人类语言一开始就带上了思维逻辑、价值取向。 我承认，这两年来我处于说不了话的状态。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发现说的全不是我的话。包括这后记，我也不知都扯了什么。 踏空？ 我正在写的新长篇，就是踏空。 还写个毛线啊！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