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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硕杰评传(其人及其经济学)

  • 定价: ¥45
  • ISBN:9787544391436
  • 开 本:32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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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海南
  • 页数:239页
  • 作者:吴惠林//彭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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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2-01 第1版
  • 2020-02-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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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蒋硕杰是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1982年),同时也是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弟子。本书回顾蒋硕杰的一生和他所提出的经济理念:从他求学时期、挑战经济权威,到发表“可贷资金理论”奠定他在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以及日后他为台湾经济发展效劳、在“蒋王论战”中为学界立下了就事论事的榜样。本书让读者除了深入认识这位传奇的经济大师,也了解台湾曾经拥有过这一位经济导师。

内容提要

  

    蒋硕杰是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弟子,同时也是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1982年),被誉为“奠定台湾经济奇迹的思想导师”。本书作者之一的吴惠林是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资深的、有十多年近距离观察且追随蒋硕杰作研究的学者,他与著名出版人彭慧明一道以时间为顺序,通俗易懂、甚至引人入胜地描述了蒋硕杰的一生,介绍了他所提出的经济理念:从他求学时期、挑战经济权威,到发表“可贷资金理论”奠定他在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以及日后为台湾经济发展效劳、在“蒋王论战”中为学界树立了就事论事的榜样。他的经历和理论既有助于我们向一个具有胆识和先知性、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勇士般的学者学习,又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历史与当下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乱象,更进一步地理解政府与市场的紧密关系,并为我们以后的路提供参考和借鉴。

媒体推荐

    我曾偶然看过一篇述评蒋硕杰教授经济理念的长文,系纪念蒋教授辞世六周年的专作,作者是吴惠林教授。此文对于蒋教授的学术思想及其在台湾的实践过程耙梳剖析、发微抉隐,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对蒋教授“单纯、无心机且言行如一的‘真正知识分子’”的赞誉更是让人动容。后来发现有关蒋硕杰教授著述的研究整理及其编辑出版在海峡对岸早已相当成熟与完备,有大量的论文集、建言集、时论集等次第面世,蔚为大观。不过,吸引我、我认为有价值的文献还是来自这位吴惠林教授。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蒋硕杰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师从哈耶克,又有在IMF工作的经验和在美国大学与同行交流的条件,在可贷资金问题等金融理论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创造。蒋硕杰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主导了其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政策。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既是对蒋硕杰理论的经验实证,又丰富了他自身的理论。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1946年,胡适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他给蒋硕杰签发了正式的教授聘书。蒋硕杰当时年仅28岁,是北大经济学系最年轻的一位教授(我就是他的学生)。他还是最年轻的一位院士候选人。1947年,胡适校长请周炳琳提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经济学学科等学科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周炳琳提的经济学院士中就有蒋硕杰。当时,只有29岁的蒋硕杰就与几位泰斗一起被提名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周炳琳特别强调,年轻的蒋硕杰等人是希望所在,是值得抬举的……有一年,蒋硕杰回到北大,在图书馆发表讲话,当时林毅夫也在,我们一起吃了饭,还照了一张照片,蒋硕杰在中间,林毅夫和我在旁边。林毅夫当时说,张友仁教授是我的老师,蒋硕杰教授是张友仁教授的老师,那我林毅夫就是蒋硕杰教授的“徒孙”。
    ——张发仁(北京大学教授)
    蒋硕杰是民国时期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留学期间,蒋硕杰就有论文发表在西方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上,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幕后功臣,也是第一位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透过蒋硕杰的人生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在中国被采纳的曲折而艰难的历程。
    ——林建刚(重庆文理学院教授)
    蒋老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对于公共利益与经济发展的执着令人动容,蒋老师一生并未任官,但对于讨论公共政策、研析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学者或是政策制定者而言,他都是最好的典范。我想就一位学者而言,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蒋老师应是我们经济学界的优秀典范。
    ——单骥(台湾“经建会”副主委)
    大师追根究底的精神,从未忘过。
    ——马英九(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目录

序言
出版缘起
原序“不怕虎”的学者风范
导读  路遥知马力——缅怀蒋硕杰院士
第一章  成长历程
  一生尽心国事的父亲
  启蒙教育
  为官清廉的父亲
  手足之情
第二章  求学英国
  受歧视的环境
  打工也能为船员争福利
  对“五鬼搬运法”的初次启示
  重回校园
  当面批评凯恩斯的人口理论
  学术成就大受肯定
  自由经济观点的建立和坚持
第三章  关心政策的北大学者
  不顺遂的公务员生活
  潜心学术的北大生活
  批金圆券政策,与蒋中正结缘
  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
  短暂的台大教书时光
  自由主义在经济制度上的应用
第四章  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岁月
  不欢而散的初相见
  尹仲容推动的经济自由化运动
  不同的道路:重轻轻重
  汇率自由化
  利率升高抑制通货膨胀
  发展货币理论思路
  重视利率与汇率的自由化
第五章  美国教学岁月与梨山论坛
  进入大学任教
  深思熟虑、观察入微的老师
  梨山会谈
  参与第一届“台湾赋改会”,提出增值税观念
  院士联合建议,预见汇率风险
  批驳瓦尔拉斯法则
  女儿发生意外
  尽力为培养经济人才奔走
第六章  成立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蒋硕杰力邀于宗先参与筹备
  培养经济学人才
  在艰难环境中研究大陆经济
  政策与学术的配合与互相修正
  在抨击中苦心经营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早建议加强两岸交流
第七章  蒋王论战
  蒋王之争:货币流量观点的不同
  蒋王之争引发经济政策的公开讨论
  媒体对蒋硕杰的抨击
  再度放宽货币,蒋王之争再起
  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
第八章  台湾经济自由化的推手
  改革税制
  积极建议汇率自由化、反对宽松货币
  对台湾经济自由化的见解
  知识分子的风骨
后记  历史的教训是“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附录  蒋硕杰先生大事年表

前言

  

    我第一次接触蒋硕杰教授的观点是因为撰写《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制度金融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在该书撰写过程中,有关货币性质、货币演进逻辑诸问题的讨论一度陷入困局,于是乎我开始遍寻可能看到的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献,以期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此过程中,我偶然问发现蒋硕杰教授的一本文集《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筹资约束与货币理论》(Finance Constraints andthe Theory of Money:SelectedPapers)。这是1989年美国学术出版社(Academic Press)编辑出版的英文论文集的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翻译出版(范家骧,译)。粗略翻阅,我虽然对书名中“financeconstraints”的中文翻译存有异议,但还是被其中有关货币问题的独到分析吸引。数年来一直缠绕脑际的货币合成谬误问题在此得到某种关键启发,他的思想也进一步开启了我对货币本身宏微观以重属性的深入理解。
    从此,我开始特别关注蒋硕杰教授的著作及其人其事。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走遍京城各大图书馆和大小书店,搜寻有关蒋硕杰教授著述及其评介的蛛丝马迹,结果自然是不如人意的,因为一直以来大陆学术界对蒋教授的关注不多,记述和研究蒋教授的文献更是寥若晨星。群众出版社于1989年3月出版过一本《走出通货膨胀的战略选择:台湾经济学界大论战》的集子,其中荟萃了蒋教授的基本经济政策主张与见解,但学界关注有限。可以说,对于蒋教授,大陆经济学界整体上处于一种漠视乃至遗忘的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前述范家骧教授翻译蒋教授文集的“译后记”几乎是大陆学术界能够得到的有关蒋教授生平与学术信息的全部。不仅如此,随着所掌握信息的逐渐增多,我发现,对于蒋教授理论贡献的轻视其实是一种“世界现象”。关于这种状况,我曾在前述的那本著作《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制度金融学导论》(pp.289-290)中做过描述与评论,不妨转录如下:
    若浏览既有文献,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似乎是货币金融理论史上最早阐释货币供给“合成谬误”现象并据此揭示货币本身宏微观矛盾的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大多数行至理论半途而进退维谷的货币经济学家而言,这不啻沉沉暗夜遇到的一缕“救命”亮光。蒋硕杰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敏锐地发现,“瓦尔拉斯定律”、流动性偏好理论以及资产组合均衡分析都不适宜作为货币理论的真正基础。围绕于此,他与分属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学豪展开了长期论战,创立了“基于金融约束的货币理论”(thetheory of money based on finance constraints)新框架,极大地推进了货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迄今几乎所有的欧美主流货币金融学教科书和专门论著,都未涉及蒋硕杰的观点。以研究货币需求理论著称于世的加拿大经济学家莱德勒(D.E.W.Laidler)在述及“现金预留约束”或者“金融约束”命题时,只说这是克洛尔(R.W.Clower)于1967年首先引入现代货币理论的,对蒋硕杰的贡献只字未提。后来在一篇阐述蒋硕杰货币理论脉络的专文,才对蒋硕杰的相关创见做出较为系统的阐发,但对有关“货币需求金融约束”的理论首创权却未加界定和强调。其实,从相关论著的正式发表日期看,蒋硕杰(1966)提出“金融约束”的时间要比克洛尔(1967)早一年(其实前者的论文早在1964年业已成稿并投送学术期刊)。因此,前述“货币需求金融约束”的首创权无论如何都不能由克洛尔独享,即便退让一步,也应当称作“蒋硕杰一克洛尔约束”(T-C constraint)为妥。希克斯晚年在谈及蒋硕杰的货币流量分析时带有明显的礼节性质甚或敷衍性质,他只是认为蒋硕杰“把我带回到可贷资金与流动性偏好这两种利率理论之间的过往争论”,除此之外,在其字里行间竟然难寻与蒋硕杰进行正面学术讨论的任何交集。相比之下,斯托克曼(A.C.Stockman)的描述则比较客观,他认为货币需求的“金融约束”命题是蒋硕杰和克洛尔“首创”的,这一命题“已经成为近年来货币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诸多进展的关键成分”。
    ……
    我向来喜欢读名人传记,记得早年有一次从书店购得林语堂先生撰写的《苏东坡传》,没翻几页便爱不释手,竟然废寝忘食般一口气读完。后来经济学成为我“养家糊口”的专业,我便开始搜集和研读经济学家的传记。曾经“聊发少年狂”,矢志遍览业已面世的经济学大师传记。如今屈指算来,虽然“壮志未酬”,但也有所涉猎,其中不乏扛鼎者,诸如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彼得·格罗尼维根的《翱翔的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托马斯·麦克劳的《创新的先知——约瑟夫·熊彼特传》、阿兰·艾伯斯坦的《哈耶克传》、兰尼·埃布斯泰因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传》等,不一而足。阅读名人传记,不仅仅是为了领略斯人的成长境况与人生轨迹,也非完全出于好奇心的满足,而是借由传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追溯其理论源流的基本脉络,以领悟其此后的学术长河何以如此波澜壮阔地流向天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深感品读经济学家传记是经济学从业者的一门必修功课,是深刻体悟经济学演进机理及其逻辑的必要阶梯。不了解经济学家的心路历程,就难以理解经济学家绚烂多姿、跌宕起伏的生命状态;缺失了对经济学家心路历程的深度领悟,经济学的传承与鼎新机制就会锈蚀与失灵,经济学研究本身也会逐步丧失掉其应有的感知如火如荼现实经济运行的能力,相关研究成果极易堕落为一具具由冰冷数理模型与计量检验精心包裹着的学术僵尸。
    正因如此,我一直对经济学家传记的作者们深怀敬意。自然地,我要将这份敬意送给吴惠林教授和彭慧明女士,感谢他们将蒋硕杰教授这位华人经济学家中的翘楚平凡而又非凡的学术人生如此真实生动地展示于世人面前,让海内外广大读者有机会通过这本传记获得学术与人生的双重启迪与激励。数年前拜读这本书的繁体中文版,切切然徜徉于字里行间,是为了探寻蒋教授的理论高妙与逻辑玄机;数年后再读简体中文版,还是那些质朴无华的文字,却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
    应海南出版社之约,说了上面的话,与各位同人共勉,不妥之处,恭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张杰
    2018年11月18日,北京西郊寓所

后记

  

    历史的教训是“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吴惠林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编完《蒋硕杰评传》的当儿,正好是台湾证所税风波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刻,台湾当局打的是“公平正义”旗帜。不过,课征证所税充其量只能说是“税制不公”的小小一环,根本之道是让“税收”还其本质。那么,“税收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应是人民交付给当局的“服务费”,因为当局是因人民的需要和执行人民委托的事务而存在的,可如今却是本末倒置,换成其主动提出要帮人民做什么,进而强迫人民缴税,而且还演化为将税收作为“政策工具”,为了“特定目的”而征税。这也就是如今甚为普遍的“功能性财政”,而最不堪的局面是所谓的“苛政猛于虎”,可以说历史上无数的“横征暴敛”事件,都是税收被扭曲的鲜活写照。
    公平、简单、效率的全盘税制改革
    蒋硕杰院士早在1968年第一届“台湾赋改会”时就力主消费性的增值税,并与好友刘大中院士激辩;1985年在台湾经济革新委员会担任财税组召集人时,更提出全盘赋税改革,主张不要抱着刺激经济的目的改革赋税制度,应制定一套永久制度,应积极建立以消费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不以所得税为重点。可惜的是,蒋先生的主张未被采纳,也不被重视,迄今仍以所得税为主,也还是将税收作为工具使用。但愿2012年台湾证所税风波,能激发全盘的赋税改革,而且能重拾蒋先生当年的建议。
    在台湾证所税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国际上欧债问题更是风雨飘摇,其焦点转变成厉行撙节或追求经济增长的论战。两派阵营都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支持,双方各持己见。
    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为首的阵营,力倡解决欧债得透过增长与刺激经济措施,成员包括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以及美国前财政部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等,而2012年-2017年任法国总统的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本身就是克鲁格曼的忠实读者。
    另一派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强调只有更严格的财政纪律才能防止由严重负债国家引爆的金融危机扩散,且只有改革整顿财政秩序后,才能吸引投资人与恢复竞争力。曾因提倡“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而名噪一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2006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皆属此阵营。两派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克鲁格曼认为,削减公共预算只会导致民间投资不足,并产生支出缩减阵痛。他估计,政府预算每削减1欧元,短期只减掉债务约0.4欧元,生产额却丧失1.25欧元。同样地,美国前财政部部长萨默斯使用IMF数据计算,当需求疲软、利率接近零时,政府支出每削减约GDP的1%,将使经济增长率减少1.5%。克鲁格曼提出,欧洲央行应下调利率鼓励通货膨胀,随时准备购买更多政府公债,像德国这样财政健全且有较强预算与贸易地位的国家,应该刺激经济以提高需求与相对价格。 但默克尔阵营认为,现实是欧元区政府总债务在2011年已达8.2兆欧元,创该单一货币区最高的纪录。默克尔反对增加开支,因为IMF预测西班牙2012年的赤字将达GDP的6%、意大利债务将达GDP的123%,两者都超过欧元区规范。同阵营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更是直言,克鲁格曼的分析“稍微短浅”,忽略造成财政赤字的原因以及为何欧洲国家要对抗它。他认为欧洲一旦放松紧缩措施,将导致经济更为虚弱。 …… 一般人之所以储蓄,可能是为了预防失业,可能是为伤残疾病做准备,也可能是为了使老年时的消费水平不至于下降太多。若这些事情由个人的储蓄来承担,就会有相应资产的增加,对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利;如果有了政府建立的社会安全制度,不管是来自“强制征税”还是“强迫储蓄”,都会使各个人的“自愿储蓄”意愿降低或消失,当然也会使民间投资资金来源无着,而资金运用效率降低及税源缩减又会使政府财政赤字像滚雪球一样膨胀。防治之道在于回归个人自由选择,以及让资金市场更加富有竞争性,而政府也应停止干预。 至于政府指导民间投资的所谓“产业政策”问题,由于市场诡谲多变,充满风险,让无数的个别投资者依自己的最佳判断从事投资,是让风险分散的最佳之道。这样也可以使市场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知识不断积累,提供的信息也可以更加丰富。若由政府主导,则风险会更集中,失败概率会加大,商业周期的幅度也会加大。何况政府也须利用资源才能指导,而这又会产生扭曲效果。 综上所述,政府放弃“创造有效需求”,并且重新让市场扮演主角,政府回归其应该从事的国防、治安、法制等事务,以维持公平、公正、安全和高生活质量的整体环境,这才是正道,这也才是“真正的”自由经济学者的主张,更是蒋硕杰与其老师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的一贯思想。此外,亚当·斯密所提的“维持正义”的政府职能,容易被误认为是流行的改变收入分配或所谓“公平正义”“经济公平”的主张。恰恰相反,斯密的“维持正义”指的是尊重“市场秩序”,而不是政府干预收入再分配。 返本归真让凯恩斯安息吧 说到底,政府有其该扮演的适当角色,做该做的“对的事”,而且把“对的事”做好,而凯恩斯的“创造有效需求”绝对是“不应该做的事”,只有回归古典的萨伊法则(Say's Law),即“供给创造需求”,将“需求创造供给”抛弃,才不会一再出现“错误政策比贪污更可怕”的事。 2012年是人类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金融风暴、大萧条、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不断袭来,接受蒋硕杰、哈耶克的观点,以及放弃凯恩斯的主张和政策,才是冲破枷锁、重获新生、迈向永续发展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