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集团官方授权传记《艰难的辉煌》续集，记录了中信集团过去十年的奋斗史。作者采访了大量当事人，重现了中信在进退之间，重大决策的决定性时刻，那些隐痛与逆袭，那些舍身救火，展示了近十年发展之路的激荡与潜沉，也呈现了中信作为改革开放坚定而闪光的骑兵，一路所遇的重创与坎坷，一以贯之的价值创造。怎样应对澳矿危机？为何收购麦当劳？在一带一路沿线如何布局？如何引领国民共进？四十年来，中信何以历久弥坚、生生不息？在书中作者试图探究“中信之谜”。

    中信是一个“谜”。她庞大、神秘。
    中信集团旗下2000多家企业，涉及包括金融和实业在内的60个行业，经营触角深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中信进入的几乎全是竞争性行业。  
    从1979年创立到2019年的40年间，中信总资产增长了3．1万倍，争资产增长了约1．500倍，为国家创造税收4450亿元。
    外人看不透中信。同类央企、政府研究机构诧异：如此大的经营跨度，如何避免管控失序、进退失度、取舍失当？经济学家也有疑惑：中信如何在多元化经营模式中保持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中信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商业上务实精进，精神上，国家使命和社会担当的意识深入骨髓，响应国家需要，超脱利益考量，由衷地、自豪地履行国家战略。这并不完全是付出，高站位也为中信精神带来了高能量。
    这本书聚焦2009-2019年。这是中信大发展的10年。2009年，中信在世界财富500强中排名第451位，2019年跃升至第137位。这也是艰难的lO年，从外部的金融危机到内部的三期叠加，中外经济发展环境剧烈变化，经营风险增大。
    书里记录的，是中信这10年间奋斗者的群像。既有惊心动魄的关键；央策、众志成城创造的经营奇迹，也有困顿时的彷徨、不甘和艰难抉择。中信的文化血脉决定了自己的商业哲学，创新不停留于号召，而是一种应变的本能。也唯有如此，才每每在难行处开山架桥，另辟蹊径。
    这本书像一只幽深的探头，沿着它，你会看到一个生动的国企，一个精彩纷呈的时代，一群个性斐然、可敬可爱的中信人。

    王伟群，记者、作家、资深媒体人。曾在中央媒体及市场化媒体担任记者、首席记者、制片人、总编辑等职，后转向财经、历史等领域的写作。

序言  钱颖一
开篇  中信之谜
第一部  上市
  第一章  谋定而后动
  第二章  方案之争
  第三章  小马拉大车
  第四章  一石三鸟
  第五章  联交所鸣锣
第二部  变局
  第六章  引领国民共进
  第七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八章  突破装备制造的天花板
  第九章  切割地产
  第十章  以退为进
  第十一章  银行：零售为王
  第十二章  “过山车”上的中信证券
  第十三章  从资产管理到财富管理
  第十四章  协同：中信的经营哲学
第三部  国家使命
  第十五章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十六章  走进哈萨克斯坦
  第十七章  海外联合舰队
  第十八章  到全球找资源
  第十九章  缅甸皎漂：开弓没有回头箭
第四部  新布局
  第二十章  农业的微笑曲线
  第二十一章  还一片碧水青山
  第二十二章  打开“金拱门”
  第二十三章  特种机器人出列
  第二十四章  云端中信
  第二十五章  指尖上的银行
  第二十六章  出版：文化战略的奇迹
  第二十七章  “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尾篇  中信密码
后记
鸣谢

    中信是一个“谜”
    钱颖一
    中信是一个“谜”。
    中信横跨近60个行业，旗下2000多家企业，20万员工，总资产7.5万亿元。这样的多元化经营模式是一个“谜”。
    早在10年前，记录中信前30年的《艰难的辉煌》即将问世，中信决定举办一场对话，邀请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作为对话嘉宾。威廉姆森之所以获奖，是他用交易费用方法研究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包括公司经营范围问题。在那次他与常振明和我的对话中，他就说到他一生的研究就是为了解释企业边界之“谜”，而面对中信这样的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形态，他还需要更多思考。
    10年之后，中信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同时也更加强大了。2009年，中信在世界财富500强的排名是第451位。到了2019年，中信的排名跃升到第137位。而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多元化经营的标杆的美国通用电气（GE），却在世界财富500强的“亏损公司”子榜单上位列榜首，被“踢出”了道指30只成分股——它在一百多年前创立时就是其中一员。结果GE不得不放弃它多年来的多元化经营模式，聚焦于少数业务。
    《艰难的辉煌2》呈现给读者的是中信成立40年以来的最近10年，即2009—2019年期间，它在多种业务板块——金融、资源能源、制造、建筑、农业、环保、消费互联网、医疗健康、出版等中是如何成长壮大的。多元化经营的成本是交易成本，而它的收益，至少是潜在收益，是“协同”。所以常振明说，“协同”是整个中信集团的经营哲学。中信在集团层面设有协同部，在实践中发展出六大协同模式：“走出去”协同、客户协同、产业链协同、区域业务和专题协同、综合金融服务协同，以及战略合作协同。“协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魔鬼在细节中，这本书讲述了很多有趣的细节。
    中信是国企，是央企，而且还归中央直接领导。这又是一个“谜”。因为世界各国的数据都表明，国企不如民企和外企的经营效率高。
    常振明说，中信这个国企与发达国家的国企不是一个概念。其实，岂止是与国外的国企不同，中信与国内的绝大多数国企也很不一样。中信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但它诞生的目的就是冲破计划经济的重重障碍。因此它既没有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财务、人员、过时技术的包袱，也没有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的包袱。
    从它诞生的时间点和背景来看，中信就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共生的，这在上一本《艰难的辉煌》中已有记录：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开启改革开放。
    ——一个月后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会见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亲自点将其中最年轻的荣毅仁，让他主持一个单位，之后他还请大家吃午餐火锅。当时荣毅仁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也就是副主席。
    ——1979年7月8日，在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同一天，宣布中信公司筹备组成立。
    ——1979年10月4日，在建国30周年之际，中信第一届董事会会议召开。
    所以，中信在出生时就与中国的其他国企不同。从所有制和控制权上，中信的基因是国企，决策的出发点不只是商业，还有国家情怀；从创始过程和市场竞争角度看，中信敏锐、务实，讲效率，又有民企的特征；而在一些操作运作上，中信风格类似外企。
    《艰难的辉煌2》第一部“上市”讲的就是中信于2014年9月1日在香港整体上市的详细历程。中信上市选择的方案是借壳上市，借的“壳”是中信在香港的子公司中信泰富，这是港资企业。所以，上市后的中信股份实际上是一家香港公司，遵守香港的法律和法规。当时中信上市有多种方案，作为中资在香港IPO，发行H股，是另一种更为自然的上市方案，是其他中国国企在香港上市的通常做法。但是中信没有选择这个方案。与其他国企相比，中信的外企基因在这个重大商业决策上的作用显而易见。
    《艰难的辉煌2》第二部至第四部中讲述了中信下属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艰难奋斗、脱颖而出的各种案例。这里不仅有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有在海外市场的竞争。特别是中信澳矿的案例，历经十余年，起死回生，惊心动魄。有趣的是，正是在另一家国企没有能够完成合同而给项目带来巨大损失之后，中信超质量完成了，扭转了整个局面。没有非凡的创业者精神，中信澳矿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成就。
    通常这种创业精神是与民营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中信澳矿的创业中，我们也看到了。当然，这是与中信的民企基因分不开的，毕竟中信的创始人荣毅仁是曾经的“红色资本家”。
    不过，中信是一家国企，中信的最高层是由中央直接任免，由中央纪委直接监督的。《艰难的辉煌2》把中信的密码解读为三条：党的领导、国家的使命、市场的规则。国家的使命，这在第三部“国家使命”各章中有详细的描述和充分的体现。中信不是一个只为利润、只为投资者财务回报为导向的企业。作为一家国企，中信在努力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为国家的战略服务。这突出反映在中信在海外市场上的开拓，在亚太、在非洲、在欧洲、在美洲，都能见到中信的足迹，特别是在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所以，仅以财务回报衡量中信的业绩显然不是中信的初衷，当然，中信一直在努力以最小成本完成国家的使命。
    与之前的《艰难的辉煌》相比，《艰难的辉煌2》大幅增加记录了中信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方面的建树，特别是2015年中央巡视组对中信巡视之后中信的一系列举措。针对巡视组提出中信一段时间以来“商言商语多，党言党语少”的严肃批评，中信积极整改，推进党管企业，重筑“堡垒”。这在开篇和第二十七章中有具体描写。
    并不是所有的国企都能搞好，也有几乎同时起步的类似国企发展远不如中信。企业一把手的作用至关重要，这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一般规律。不过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对企业一把手，特别是国企一把手的要求更高。他们既要讲市场，也要讲政治；既要回报股东，也要服务国家。
    所以，在中信这样的国企中担任一把手，必须是全能手：既要贯彻党的领导，又要完成国家使命，还要能在市场上拼杀。中信40年中的五任董事长：荣毅仁、
    魏鸣一、王军、孔丹、常振明，都是这样的全能手。“艰难的辉煌”中的艰难，首先是他们的艰难。他们的不易，在这本书中有所展现，当然局限于书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书的尾篇中对这五位董事长的身世都有一些记述，这很有趣。他们都来自非凡的家庭，尽管非凡的路径很不相同。阅读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成长经历，对解读中信之谜很有启发。
    其实，中信之“谜”也是中国之“谜”。中国经济主体中有国企、民企、外企，而中信就兼具这三类企业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中信可以被看作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中信的40年是艰难的辉煌，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艰难的辉煌。中信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克时艰，也共享辉煌。
    在成为百年老店的征途上，40岁还很年轻。也许未来中信的征途会更艰难，但也会更辉煌。
    《艰难的辉煌2》为帮助我们解开中信之“谜”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素材。
    2020年2月

    2020年2月19日，我在家里对着电脑屏幕写此书的“后记”。
    微信里有朋友发的文章提醒我，今天是小平同志的忌日。
    中国人讲究纪生不纪死。但是，今天却有那么多的人再一次翻出并四处转发了他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再一次重温41年前那个冬日里小平同志回响在历史时空中的讲话，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滚滚春雷一般的轰鸣，它撬动了整个中国历史性的巨变。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信。
    十年前，写《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一书时，我尽力去找寻了邓小平与中信的诸多交集，这样的交集从中国改革的序幕刚刚拉开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此刻，坐在窗前，对着茫茫夜空，我不用去翻书，那本书中的许多片段都在我的脑海里一一浮现出来。
    1979年1月17日的“五老火锅宴”上，63岁的荣毅仁受命组建中信公司。
    1984年中信5周年纪念日，邓小平特别题字相赠——“勇于创新  多作贡献”。
    5周年的纪念活动延续到了当年的10月6日，中信举办了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邓小平对全体中外代表发表讲话说：“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9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正是在这一场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1989年，中信希望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权，但是几次上报都未能得到批准。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话，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中国的国有公司加入香港基础设施领域，应该受到鼓励。这也为国有公司进入香港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
    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还有很多，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因为有了邓小平，才有了荣毅仁最值得骄傲的人生际遇，有了中信人绵延40年始终如一的奋斗的勇气和动力。我在想，什么是不忘初心？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
    这个冬天北京下了七场雪，今天已是“七九”的第六天，燕子该回来了。但是此刻，窗外草坪上的白雪依然没有化尽。人们被病毒封闭在各自逼仄的空间里。在这个时刻抚今追昔，更期待暖春的阳光和肆意奔走的自由。
    通过两本书对中信不同阶段历史的书写，我与中信人一同体验着不同的时代氛围。今天，评价中信的发展，常振明董事长坚持在书名中继续使用“艰难”二字，他说：“我们更加艰难……”
    这本书的诞生也格外艰难。
    终于到了要写后记的时候。我曾经以为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时刻，不止我一个人有此担心。 因为完成这本书的难度，大大超出了每一位策划者和参与者的想象。究其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记得十年前，我写《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写什么呀？ 我当时在那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中信是一头大象，我是一只蚂蚁，比印度那几个摸象的盲人还茫然地打量着这头大象。”没想到的是，十年后，中信已经裂变成了一个或者n个象群，而我还是那只蚂蚁。 我惴惴地向常振明表达了我的不安：写中信30年，以我的知识储备和常识，我大致能够比较清晰地表达。但是今天的中信，它的高度、它的深度和广度已经不是我凭借现有的知识和能力就能够轻松驾驭的。我首先要看，其次要能看明白，看明白它的与众不同、它的关键点和它在多变环境中的那条主旋律，然后才能尝试去描述它。 于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我的面前。这个世界上，像中信那样广泛地渗入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企业，不再有第二家。我需要恶补的东西太多。 不像上一本书，因为时代久远，已经有一些公开出版的相关著述可以供我参考。这十年，距离太近，内容太庞杂，我除了访问一个又一个公司，采访一个又一个人，一次、两次、三次……别无他途。 200多人，至少乘以1-3倍系数的采访次数，保守地估算也有六七百小时的采访录音，如果再算上大量实地调研参观的时间应该超过1 000小时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几次想打退堂鼓。 但这或许是我被选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中信太大，再找个旁人来看，看一年估计才能看出点儿门道。可是中信在这个时点上，没有时间再让一个陌生人来看一年。 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斌说，选中我还有一个原因——我对中信有感情。 我很荣幸！这是我的心里话。 在写了上一本《艰难的辉煌》之后，我差不多有十年没有跟中信集团打交道。因为那本书的机缘，我一直在一旁关注着这家企业。但凡听到好消息我会莫名其妙地心情很好，听到不好的声音我也会黯然。 我始终认为中信是一家与众不同的公司，在经过了一年半的采访写作后，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认识。 这些年，我写过好几家企业，每一家的经营模式、企业文化、领导人的个人风格各不相同。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企业也在迅速地嬗变，有的往上走，有的被甩出了时代的战车，甚至有一些在我看来非常出色的企业领导人走向了另一种结局。 但是中信却一直在向前走，稳健而坚定，且保持着相当快的速度。 为什么？ 中信因为其庞大，因为其特殊的架构，确实不容易被外人一下看明白。中信低调，很少邀请别人来看它，它给人的印象总是神秘的。神秘总是让人猜疑，中信同时又被莫名安上了各种印记或符号。 这些印记符号可能是粗暴的。 …… 还有罗朝文，这个从解放军报社刚刚到中信报到不久的年轻人，在我的采访、写作以及编辑过程中，帮我做了许多细碎的工作。我自己也是记者出身，充分体验过记者作为“无冕之王”的骄傲，现在让他帮我做这么多服务性工作，我真是既感激又不安。 感谢毛益民，一年多来，我不断地向她索要各种财务数据，而她给予我的数据常常让我感到惊喜，因为其中的信息远比我期待的更多更强大。 中信办公厅的段甲强在看了全书之后，非常认真地撰写了一个意见书。我很遗憾没有能够更早一点儿与他交流，向他请教，那样或许我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只是他的许多改进意见已来不及调整，只能期待再版的时候来完成这一愿望。 还有我的编辑曹雪萍，她拿到的是这本书的第五稿，读后她给我发来了特别热情洋溢的赞誉，说这部书“像史诗一般”，读起来“惊心动魄”。在我极为消沉的时候，这样的声音犹如春雨一样珍贵。 在后续的编辑过程中，作为作者，我与编辑们在一些细节的表达上有过不少矛盾，我坚持着自己的坚持，他们也严守着编辑的职业规范。非常感谢那几位比我年轻得多的编辑对我的包容，也要感谢杨林、方希在其中的各种耐心而专业的协调。 感谢肖欢从各方面对我工作的支持和保障。 感谢梁丹主任刚刚到任第一天即许下的慷慨承诺：“努力做好服务！” 感谢王芳给予我的许多帮助。那些帮助细微而无处不在，找人、整理录音、查找资料、订会议室订机票订车位订工作餐等各种琐事，但因为安排得如此周密，我几乎忽略了这些帮助的辛劳。实在惭愧！ 感谢常振明的秘书吕靖纬对此书的贡献，他周到而顺畅的衔接，让我的疑惑得到了最及时的解答，他的帮助是别人难以替代的。 感谢崔玉开，作为我们项目组最早的成员之一，虽然变换了不同岗位，但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项目。 感谢肖梦大姐，与中信结缘是因为肖梦大姐的穿针引线。此书第一稿的审读也是她。后来请钱颖一老师写序言，钱老师几乎要推辞的时候，肖梦跟他说：“你把书看完了再决定。” 所幸钱颖一老师把书看完了，他说他非常感动，然后他一章一章地与肖梦在电话里讨论其中的内容与得失。 我已经从不止一个人口中听到了“感动”这个词，我把它当作对我工作的最大褒奖。 钱颖一在为本书写序言的时候，谈及了中信的“谜”，中信是一家国企，它的40年的表现却超越了中外观察家对中国国企的普遍认知。钱颖一说这是个“谜”。 如何来解这个“谜”？ 无论是上一本书还是眼前这一本书，我自认为都没有完成“解谜”的工作。我最多只是记录和展现了中信发展过程中的几段轨迹，这种记录依然是点状的、片面的。 我想，真正的“解谜”还得仰仗时间，仰仗时代的继续前行。等到距离拉得再远一些，我们的视野再宽广一些，等到有一天，我们拥有更加从容、更加宽松、更加理性的心态，再来回望中信的历史，再来解读中信的过往，那时候，谜底或许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想，你们——亲爱的读者——或许和我一样，期待着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