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孙歌最新作品集，带你进行一场跨文化的思想旅程。
    探寻小小的冲绳为何会产生影响世界的思想。
    理解自身与他者：在这个联结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是座孤岛，邻国发生的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相关。
    反思固有观察历史的方式：我们必须学习建立动态的分析习惯，而不是盲从于静态的结论。

    本书集合了作者对于冲绳、日本，乃至更大范围东亚和世界的思考。全书包含三个内在互相关联的部分，第一部分以2011年日本核泄漏作为引子，观察和分析了日本社会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中呈现的种种真实机制，并提出保持临界状态的意义。第二部分则将视野放在了更广阔的东亚，展现了作者对“东亚叙事”的求索与思考，从国家、主权、民众等角度出发探讨了这一范畴内的政治过程。第三部分重点关注跨文化的交流，向读者呈现了日本语境下对其自身以及对中国认识，可以帮助读者在更广泛、更深入的领域内了解日本文化，甚至中国自己的文化。

    冲绳人有一万个理由悲情，但是这片苦难的土地却不仅仅孕育了悲情。一直孤独地坚持着的冲绳人，并没有因为与强大的日、美国家势力对阵而放弃斗争，他们以热烈而冷静的态度保卫着自己的家园，以执着的精神克服着不断产生的内部分歧，并且以极其富于想象力的方式不断地生产着“大于冲绳”的思想。
    ——孙歌

    孙歌，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等。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台湾人间出版社2010年）、《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年）、《探寻历史的“基体”：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

临界的意义（代序）
在临界状态中生活
  东京停电
  “3·11”之后的日本
  冲绳 ：在临界状态中生活
  “常态偏执”与当今世界
  从那霸到上海
  观察日本的视角
我们为什么谈东亚
  东亚论述与人类历史叙述
  东亚启蒙历史过程中的民众
  走出主权的迷误——冲绳民众的实践及启示
  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致韩国读者
  内在于冲绳的东亚战后史
跨文化的政治学
  作为理念的和平与作为思想的和平
  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读川满信一《琉球共和社会宪法私（试）案》
  中国经验与日本战后思想建设
  竹内好两次关于翻译的论战——兼论翻译的主体性与政治性

    临界的意义（代序）
    本书是我近几年写作的部分评论文章的结集。
    由于研究对象的原因，我几乎每年都要在日本和韩国出入。在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和其后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之后，我也得以在日本生活一段时期，近距离地感受了日本社会在灾难之后最初的反应。
    灾难是人类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事件。但是，在灾难中付出昂贵代价的人类，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残酷的机会，得以省查自己所生存的环境。那些平时被有意或者无意地遮蔽起来的真实状况，只有在灾难突然降临时，才会突然展示它的样态。没有人喜欢灾难，思想史研究者也是一样。然而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思想史研究者有一份责任，就是观察和分析“正常社会”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中不得已撕去外包装时的真实机制。
    2011年，我不期然地受到了这样的训练。借助于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后续效应，我观察到了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观察到了日本国家体制的真实操作机制。当然，最直接的收获是借助于雨后春笋般占领了各个大小书店的核问题出版物专架，我找到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专业书籍，初步了解了核电站与核事故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且了解到一个基本事实 ：对于核电开发的投资和对于核废料处理的投资的严重不均衡，使得核电站即使在正常运转的时候也是一个没有修建厕所的高级公寓 ；所以，对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以“稀释”的方式悄悄地把放射性物质重新送回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在核事故爆发之后，善后处理的庞大开支不能为电力公司带来盈利，更何况对于核污染的后续调查与研究还会损害公司利益，所以 其并无动力对核污染进行规制。即使是在污染最为严重的2011年，日本人能够得到的关于食物和水源污染的数据，也仅仅涵盖了辐射物中的几种而已。
    在信息严重失衡的状态下，我在那段日子里把注意力集中到人们的社会心理层面。本书第一部分的写作，基本是这一观察的记录。人们多么渴望回归正常的生活，哪怕是避重就轻，甚至是自我欺骗，也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动力。我和日本人一样，在网上查阅农林水产省每天发布的污染信息，购买看上去安全些的食品。在那段日子里，我真实地体会到了鲁迅在《我要骗人》里描绘的那种沉重的无奈—除了这样做，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时过境迁，一晃儿五年过去了。五年，对于半衰期要几百上千年的核辐射物质而言，几乎不具有任何意义；然而，日本社会却已经度过了那段危机时刻，如今恢复了平静。2016年夏天访问东京，回国在机场排队办理登机手续时，我很小心地询问身后一位在日本定居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现在污染的情况怎么样？她几乎是嗔怒地瞪着我说：“东京有什么污染，东京很安全！”
    我知道自己犯了忌讳。按照2011年检测的结果，当时东京的污染不是可以忽略的程度，而五年之后即使被稀释，也不可能消失，只不过现在已经不再有媒体报道污染状况，可能也不再有科学家有条件进行监测，所以，似乎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尽管福岛核电站废墟中的燃料棒如何取出的问题还在被探讨中，尽管时不时还有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放射性污水流入海里的报道，但社会关注的热点却早就转移了。我不该如此唐突地对一个平静生活的人提这种冒犯性的问题，这种问题有点像当年鲁迅描写的那个故事：一家人生了孩子，满月时收获了前来祝贺者的吉祥话；虽然这些吉祥话不一定实现，但是祝贺者们都得到了感谢；只有一个人，说的是实话：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他被众人赶走了。
    作为生活在雾霾重灾区的人，我当然理解那位同胞的心情。人不能旷日持久地生活在非常状态里，这需要超人的意志力。其实我与那位同胞没有什么两样，我虽然写过讨论“常态偏执”的评论，但自己在现实中也常常偏执于常态。
    ……
    本书的内容并非全部讨论冲绳的思想实践与现实处境，但是，我希望可以用“冲绳”来为本书命名。或许，在东亚乃至世界上，到处都存在着如何确立主体性、如何确立自由意志、如何理解历史的问题，然而像冲绳思想家这样，在临界状态中审视被固化的价值观念，从而不断破除思想惰性的努力，却是鲜见的。在李静和与冲绳艺术家的合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于语言和观念的背叛性格的警惕：当李静和强调不依靠语词的意义而依靠音声的韵律时，当她强调最低限度地关涉人的时候，她希望表达的是如何避开语词定义带来的固定化，以及流俗人道主义的干扰；这也是她反复强调音声不同于人的声音的意义所在。然而，恰恰是这种“最低限度”的关涉，却可能呈现最大限度的人类关怀，它直接指向了人类生死的根本状态。川满信一也同样不信任语言，他在川满《宪法》的基本理念中阐述道：“慈悲的戒律是不立文字的，须自己来裁断自身是否打破了戒律。法庭设在每一位人民的心中。”突破固定化的实体想象，川满为琉球共和社会规定的涵盖面，超出了现实中的实体边界意识：“赞同这部宪法的基本理念并愿意遵守宪法的人，无论其人种、民族、性别、国籍，他的资格均可在其所在地获得承认。”
    冲绳因此成为以临界状态为特征的开放性场域，在这个场域里，任何人都可以主体性地思考人类最基本的问题。这也正是我希望用冲绳来为本书命名的理由。在与川满信一、李静和等朋友的交往中，我不断地学习着如何保持临界感觉，并把它用于思想史研究。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和同情冲绳人的遭遇，也有东北亚不同地区的知识分子试图以冲绳为媒介，讨论东亚的历史。冲绳思想家们的临界感觉，确实使得这个在东北亚看似处于最弱势地位的社会，不断地产生出最具创造能量的思想。现实中尖锐的矛盾冲突，使得那些在其他相对缓冲的地区被遮蔽的政治、经济结构关系，在冲绳显示出它真实的样态，这为我们思考自身的处境提供了有效的媒介。在临界状态中生活，或许并不仅仅是不得已之举，而是一种拒绝自我欺骗、勇于直面人生的态度。
    2016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