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非虚构的创作初衷是以温州金乡镇为样本，见中国近四十年巨变。在此之前，著名学者梁鸿创作的《中国在梁庄》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梁庄和梁庄人的生存状况，可是，梁庄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缩影，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需要有这么一本反映中国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非虚构作品，而在东部沿海地区中，温州，和这个地区涌现出来的温州商人，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符号，为什么是金乡？第一，金乡建制于明洪武二十年，是当时著名的抗倭古城，与天津卫、威海卫并立，至今已600多年，是座有历史沉淀的古镇；第二，金乡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区第一个年生产总值超亿的乡镇，是以商品经济发达闻名的乡镇，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回望与反思金乡的人事，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回望和梳理中国这四十年来的得与失。

    温州作家哲贵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金乡》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金乡人物和金乡风物两部分构成、共计20余万字，以温州苍南县金乡镇为原型，从经济的视角考察挖掘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全面展现金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人文精神和发展变迁。该书曾入选2017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和2018年度温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

    哲贵，作家1973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主要作品有《金属心》《责任人》《住酒店的人》《施耐德的一日三餐》《信河街传奇》《空心人》等。

人物篇（上）
  温州第一能人叶文贵
  金乡第一美女邓美玉
  武者白植富
  董事长陈逢友
  亦商亦儒杨介生
  苏维锋的大与小
  “易经大师”顾金勇
  教授夏敏
  对“胆大包天”王均瑶的想象
  郑恩仓和他的鱼豆腐
人物篇（下）
  金乡活字典金钦治
  与时代赛跑的陈觉因
  徽章大王陈加枢
  “金乡闲人”胡长润
  “天下第一盔”第七代传人夏法允
  税务官陈彦柏坚定而温暖的小理想
  市井奇人沈宝春
  小镇歌唱家史秀敏的现实与理想
  缪存钿面对失败的勇气
  缪存良的世界和缪新颖的格局
附录：金乡风物
后记

    我为什么写《金乡》
    1
    这是一本意外之书，可细想起来，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现在想来，当初答应写金乡，多少有点意气用事，有点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意思。属于不冷静行为。但是，我要说明的一点是，自始至终，我没有后悔，哪怕一刹那的念头都没有。如果有的话，大约是担心我的能力不足以承担这本书的书写，不能将那片神奇土地和那群性格各异的金乡人有效地表达出来，有愧于他们对我的信任。是的，这是我唯一担心的事。
    此事得从头讲起。2017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二傍晚，我和朋友吴家悻在茶室闲坐，偶遇苍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林森森。闲聊之间，他谈起想找人写一本关于金乡的书。他为何会有此念？说起来有一段因缘。大概五年前，他看了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萌生找人写一写金乡的念头。他当时的想法是：梁鸿写出一个真实的梁庄和梁庄人的生存状况，可是，梁庄或许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缩影。他觉得，应该有人来写一写中国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图像。他敏感地认为，金乡是个值得写的地方。金乡为什么值得写？他有他的理由和情怀：第一，金乡建制于明洪武二十年，是当时朝廷派信国公汤和筹建的全国五十九座抗倭卫城之一，与天津卫、威海卫并立，至今已六百多年，是座有历史沉淀的古镇；第二，金乡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区第一个年生产总值超亿的乡镇，是以商品经济发达闻名的乡镇，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回望与反思金乡的人事，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回望和梳理中国这四十年来的得与失。
    林森森告诉我，为了写金乡，他找过苍南籍的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黄传会之前写过《中国一个县》，写的便是苍南县。他觉得再写金乡，难以写出新意。林森森后来又找苍南县作协主席陈革新，陈革新觉得不好写，他身在其中，左右为难，担心迷失其间。
    2
    我后来和黄传会、陈革新都有过交流，他们没有接手最大的原因，是认为金乡不好写，分寸难拿捏。
    当然，我答应写金乡也有我的想法。我深知这样的活不好干，这几乎算是一个半官方任务，而且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写这本书，束手束脚是肯定的，吃力不讨好是肯定的，干得不好，将自己这些年来苦心积攒的一点微薄声誉也赔进去，这点几乎也是肯定的。这不是自寻死路嘛。从这一点来讲，我几乎是知难而上了。
    所以，我当时便对林森森说，写金乡可以，但得答应我两个条件：一，你不能干涉我的写作，不能要求我写什么以及怎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我的事，写成什么样也是我的事。也就是说，这是我的一个作品，我负全责。而且，我还要求，作品出版之前不让他看，除非是我主动提供；二，这不是一本歌功颂德的书，肯定也不会是一本图谋不轨的书。我会以经济的视角写金乡，尽量不带偏见地书写金乡的人物与风物。我会真实反映经济发展给金乡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这本书里，体现的是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的是我对金乡这四十年来人事变迁的思考和判断。这些判断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你不能干涉甚至企图改变我的思考和判断。
    3
    我愿意写金乡，还有一个原因。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书写和建造一个叫“信河街”的地方，我关注和研究“信河街”上的富人，他们是中国富人，往小了讲是东部沿海城市的富人，如果直接一点，甚至可以将他们看作温州富人。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他们生活的变迁和精神裂变，我一直在分析他们和这个时代的隐秘关系。我关注和研究他们，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群被称为时代英雄的人，表面上是他们创造了财富，可实际上他们被财富吞噬了。表面上是他们推动了时代发展，实际上他们是被时代绑架前行。这是英雄们的悲哀，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谬？老实讲，我对这个“发现”信心不足，我犹豫，我怀疑，更准确的说法是，我希望这个“发现”是错的，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希望改变我的悲观主义。正是抱着这个目的，我答应写金乡，我想以金乡为样本，分析中国近四十年之变。也希望以金乡的实例来击碎我的“幻想”。
    我没有想到的是，林森森居然同意了我的“任性”要求，用他的话讲是，“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
    两周之后，也就是2017年2月13日，林森森带我去了趟金乡，和当时的镇委书记谢磊开了一个碰头会（三个多月后，谢调任，宜山镇委书记李传力转任金乡书记）。我的朋友吴家悻也在场，他是苍南县民政局副局长，那天正好在金乡调研。会上指定金乡宣传委员林华礼（后由宣传委员黄通帅负责）协调采写事宜，宣传办主任董能为联络人。林森森在碰头会上把话讲得很明白，金乡镇不能干涉我的采写，更不能对我的采写提任何要求。类似的话，他此后在金乡的不同场合多次提起，他甚至对被我采写的对象说，只有将一个人的优缺点都写出来，这个人才是立体的，才是丰满的，才是真实的，才是有生命力的。我当然知道，他场面话讲得很好，滴水不漏，他这样讲是在为我开路，为我“排雷”，为我“扫清障碍”，为我写金乡提供尽可能大的空间。他和我是“同伙”。
    我从林森森多次在金乡为我“排雷”的行为看出了两点：第一，他对我写的金乡充满期待，虽然他从来没有问过我采写进度，我觉得，正因为他从来没问，这种期待才可能更迫切；第二，他对金乡充满信心，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他对金乡的历史文化有信心，对金乡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同样“信心爆棚”。他没有回避金乡的不足，以及金乡在发展过程中滋生的问题。不回避正说明他的信心。
    4
    接下来便是材料收集阶段。也就是“摸情况”。在这之前，我对金乡多少是有点了解的。知道金乡是抗倭古城，知道金乡包装印刷企业多，知道金乡人很早去上海办企业，知道金乡有一种城外人听不懂的城内话，知道金乡城内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豪感，或者叫骄傲。但是，我知道，这些认识都是一鳞半爪的，是一知半解的，是浮光掠影的，是不成体系的。我的前期任务便是将这些杂乱无章的认识理顺，将这些认识有机地串联起来。坏了，这里又碰到问题了。在“理顺”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体系的构建过程。也就是讲，我会将这些认识纳入我已经构建的“小宇宙”来，金乡便成了我的金乡。这是最可怕的事了。如果金乡成为我的金乡，那将是一座有序却单一的城邦，是一座只有我的标签和气息的城邦。我不要这样的金乡。那不是我理想中的金乡。我理想中的金乡是混乱而有序的，是庞杂而单一的，是人声鼎沸而又静水流深的，是风狂雨暴而又风和日丽的，是深藏不露而又生机勃勃的，是混沌而又清晰的。
    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将我僵硬而狭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加于金乡，我要做的只是发现和挖掘金乡，理解和呈现金乡。无论是金乡人物还是金乡事物。当然，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在于，如果这本书里缺少了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呈现出来的金乡将是混乱无序的，将是面目模糊的，没有精神高度和气质的。可是，如果将我的判断过多地体现在这本书中，又可能有失于对金乡整体性的认识，那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当然，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我将以何种形式来表现金乡。黄传会多次来电，询问采写进展。每一次，他都会谈到书写的结构问题。他甚至说，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书写金乡的成败。黄传会是前辈作家，他的善意提醒，是建议，也是担忧。我认为他的担忧切中要害，非常精准。
    5
    我前面讲过，我将以经济视角来了解金乡，深入金乡，挖掘金乡，剖析金乡。一方面，经济视角和领域是我这些年的研究切入点和关注方向，是我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视角和发展是深入了解和剖析近四十年中国进程的一把钥匙。我对此深信不疑。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在选择人物之时，首先想到的便是经济人物。我想到了研制电动汽车的叶文贵，想到了胆大包天的王均瑶，想到了徽章大王陈加枢，想到了连任两届上海温州商会会长的杨介生。他们属于成功人物，功成名就，被誉为时代英雄。他们是金乡人，更是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在走近并逐渐进入他们的人生时，是将他们放在当下中国的整体环境来考量的，而金乡只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他们成功或者失败的根源之一。譬如叶文贵，我在描写他前期的创业时，无论是场景还是数字，是客观的，是坚实的。那是一段已成定论的历史，我不作妄评。我将描写叶文贵这个人物的重心放在研制电动汽车上，因为我坚定地认为，这是叶文贵对当下中国最大的贡献，无论是科技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叶文贵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凭一己之力，将中国研制、生产电动汽车的历史整整提前了二十八年。这是叶文贵的成功之处，是他六十八年人生最为闪亮的一笔。我认为，有了这一笔，叶文贵便足以载入史册。可是，我同时也发现，叶文贵的悲剧也正来源于此，他的悲剧也正是“整整提前了二十八年”。如果叶文贵是在今天研制出电动汽车，因为国家政策的支持，因为市场的巨大需求，几乎可以肯定，叶文贵将会成为一个中国经济巨人，一个新时代的明星，享受他应该享受的光荣和荣誉。可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打量，可能成为经济巨人的叶文贵，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动物，或者说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将中国电动汽车的研制和生产的历史整整提前二十八年”的叶文贵，却成了一个倾家荡产的人，成了一个落寞者和失败者。而这正是叶文贵的可贵之处，也是叶文贵留给这段历史的价值和警示。再譬如王均瑶，这个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承包飞机和航班的农村青年，他从湖南长沙承包飞抵温州航线的那一年，才二十五岁。在这里请允许我套用一句老话：他的一小步，是历史的一大步。没错，这句话是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1969年讲的，那一年，王均瑶才三岁。二十二年后，王均瑶用他的行动证明，他的一小步，也是历史一大步。他成了中国包机第一人，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人，他因此举而载入史册，更因此进入民营航空领域。要知道，在他之前，在中国，这个领域一直操控在国有机构手中。这是王均瑶的历史意义，更是现实意义。遗憾的是，王均瑶三十八岁英年早逝，令人神伤。可是，我在书写王均瑶的时候，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正是：一个人创造的历史和他寿命关系之有无。再再譬如陈加枢，这个徽章大王，他并不是金乡最早做徽章的人，最早做徽章的人叫林永志。可是，陈加枢用近四十年的不懈坚持，从一个退伍文艺兵演变成中国徽章大王。在陈加枢身上，我看到了坚持的力量，看到了文艺无穷的作用，看到精益求精的意义，看到特立独行如何影响和改变世界。一枚徽章何其微小，相反，世界何其庞大。在走进和深入观察陈加枢之时，我有力而又辩证地看到小与大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和谐统一，神奇美妙。再再再譬如杨介生，这个二十岁便立足上海滩的金乡人，他是金乡在外最为知名的成功人士之一，有一度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在外金乡人。走近杨介生之后，我深刻体会什么叫人如其名，从某种意义来讲，杨介生就是一介书生。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当商会会长，无论是个人爱好还是人生追求，文化一直是杨介生思考和表达的核心主题。我在杨介生身上看到文化如何植根于一个人的内心，又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微妙而巨大的作用。杨介生说，如果让他再做一次选择，在商人和文化人之间，他一定选择做一个文化人。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可是，时势弄人，杨介生为世人所知的却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然而，这也正是杨介生身上最为迷人也最有张力的地方，如何将文和商融为一体，是杨介生一生的命题，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大命题。
    叶、王、陈、杨是金乡名人，他们大都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从某个方面来讲，他们代表金乡，从更大的方面来讲，他们代表某个时期的中国。
    当然，我清晰地知道，他们只是金乡的一部分，他们只是金乡的某一个层次。金乡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各个层次的人物是组成金乡的重要部分。
    6
    从大的方面来分，我所写的金乡人主要由两类人物组成：一类是在外的金乡人；另一类是在内的金乡人。
    在外的金乡人还有武者白植富、金乡第一美女邓美玉、教授夏敏、上市公司老总苏维锋、“易经大师”顾金勇、做鱼豆腐的郑恩仓等人。在内的金乡人有：金乡活字典金钦治、与时代赛跑的陈觉因、金乡闲人胡长润、小镇歌唱家史秀敏、70后税务官陈彦柏、“天下第一盔”京剧盔头制作传承人夏法允、市井奇人沈宝春等人。
    必须说一说缪存钿，他曾经是金乡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个慈善家。现在是个破产者，身负巨债，寄身养老院。我觉得他是金乡的一面镜子，是金乡的历史和现实，是金乡硬币的另一面，是金乡组成的重要部分，是必须正视和反思的重要内容。在金乡近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像缪存钿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曾经辉煌过，失落过，崛起又跌落。正是因为有他们，才组成一个完整的金乡。
    我还写了缪存良和缪新颖父子，缪存良和缪存钿是堂兄弟。缪存良从十三岁开始当学徒，学习发业务信和印刷技术。他从“信”起家，以“纸”打天下，通过四十多年的稳步发展，将企业做到全国龙头。更为难得的是，无论在业界还是社会缪存良都拥有良好口碑。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缪新颖，他是个“80后”，留学归来，满怀理想，锋芒毕露。缪新颖的人生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有一个比普通人高的起点，能做成普通人做不成的事。可是，他也有他命中注定的责任和义务，他必须接班父亲创办的企业。更主要的是，他必须在父亲的基础上，做出属于他的景象和格局。一对父子，两个时代。其实，他们面对的问题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将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世界，完成一个大写的人。对缪存良来讲，他已经书写了过去和现在的传奇，而留给缪新颖的，是一个坚实的现在和未知的未来，这个未来将取决于缪新颖对未来世界的判断、进取和把握。
    7
    现在来讲讲风物。
    金乡是一座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抗倭古镇，历史是一部活着的书本，在不断沉淀和延伸。明朝之后，金乡作为抗倭的作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遥想当年，整座金乡城内应该是座大兵营。当作为战略意义的金乡丧失之后，有一部分军人撤离了金乡，有一部分军人留了下来，生根、发芽并且繁衍生息。
    现在许多金乡的大族，据说都是当年金乡军人的后裔。他们身体里流淌着各自祖先的血液，那些南腔北调的先祖汇聚在金乡，首先形成了独特的金乡城内话，出了金乡四个城门，城外人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其次是慢慢形成了独特的金乡风俗，这些风俗有的是生活需要，有的是精神需求，但无不刻上浓重的金乡印记和气息。
    我想先讲讲玄坛庙。为什么要先讲玄坛庙？在我看来，玄坛庙之于金乡人，近乎一种精神上的皈依地。从地图看，玄坛庙位于卫前大街，处于金乡城中心位置，这是地理位置。其实，从精神层面来考察，金乡虽然有各种宗教信仰，可是，民间信仰最盛者，乃是玄坛庙所供奉的财神爷。各地多有供奉财神爷，所供奉财神爷也各有不同，大多有关羽、范蠡、比干和赵公明等，金乡供奉的是赵公明。我不知道金乡为什么供奉赵公明，但我知道，金乡建城之前便有玄坛庙。据说建城之际，官兵将金乡所有原住民迁出城外，原来的玄坛庙一分为二，跟随原住民前往南门外和西门外。而官兵在玄坛庙的原址上修建了新的玄坛庙，依然供奉赵公明。可见即使是职业军人，也没能脱离民间信仰。金乡城内玄坛庙香火虽然多次中断，但从没有熄灭，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信仰的力量，更是民间的力量。玄坛庙的意义对金乡的意义在于历史，更在于当下，当下的金乡人将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将民间行为提升为文化学术行为。并且，与台湾地区的财神文化联合、互动。这便不单单是事关信仰的问题了，而是如何面对世界的问题，更是如何面对未来的问题。
    8
    金乡有许多童谣，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一亭二阁三牌坊，四门五所六庵堂，七井八巷九顶轿，十字街口大仓桥。望文生义，这是一首关于金乡卫城古貌的童谣。以前，每一个金乡的孩子都会用城内方言念唱这首童谣，远方的游子念童谣以解思乡之苦。可是，我问过许多年轻金乡人，他们大多记不全这首童谣了。是他们记忆生锈了？还是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变淡了？现实的原因应该是，亭还在，桥也还在，可是，亭已不是原来那个亭，桥也不是原来那座桥。为何？我想，时间突然之间变得无限巨大和开阔，在某种程度上将故乡压缩得无影无踪。更主要的原因，或许是故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和环境受到不可修复的摧毁，巨大地伤害游子的感情，也让生活在故土的金乡人变得力不从心。是的，逝去的图景已无法挽回，重建和修复体现的更多是力挽狂澜的决心以及美好的愿景。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乡的独特性应该归功于当年那座城墙和城墙下面深而阔的护城河。城墙和护城河在形式上保护了金乡人，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城墙和护城河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金乡人的性格和精神蓝图。城墙已经不见了，在上世纪大炼钢铁年代已被毁灭性地拆除。城墙拆了，同时拆掉了金乡人的安全感，更拆掉金乡人的精神屏障。现在，古城墙的重建已被提到议事日程，甚至已经破土动工。但是，我可以武断地预判，那座金乡人记忆中的城墙再也回不来了，那座植根在金乡人精神深处的屏障已然坍塌。谢天谢地，护城河还在，护城河的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现在的护城河已经不仅仅是护城河了，她已经成为金乡人灵魂的寄托处。金乡人以前便是通过护城河与外部世界连接，通过护城河走向世界。现在以及以后，护城河更是金乡人和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有护城河在，金乡人的心灵不会枯竭，有护城河在，金乡人和外部世界的沟通不会中断。
    护城河是金乡城的外河，鲤河是金乡城的内河。金乡人以前出门远行，先从自家门前的鲤河坐船，小船从鲤河划出，到达护城河，再从护城河驶向外部宽阔的世界。遗憾的是，鲤河在上世纪80年代被填埋了，现在的金乡城内已经难觅鲤河踪迹。当年金乡第一美女邓美玉的镜头留下了鲤河最美的身影，那也是鲤河最后的身影。没有了鲤河的金乡城，像一位丢失了灵气的美人，同时也失去了风采和妖娆。我可以想象以前有鲤河的金乡城，那是一座花草丰美之城，是一座人与自然交融的和谐之城。古城氤氲，生机勃勃。我相信，那也是所有金乡人向往的一座城池。
    9
    我必须得讲一讲金乡南门外的义冢和钱仓的布施冢。我想，写金乡的风物，南门外的义冢是无法忽略的，也是不应该忽略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金乡在当今中国的特别之处，除了经济意义，同样重要的是金乡悠久而浓厚的慈善风气。南门外的义冢和钱仓的布施冢是金乡慈善义举一个典型代表，是由金乡袁家出资建造，收葬抗倭将士和无人认领的遗骸。袁家一共建造了义冢一千圹，金乡南门外四百六十五圹，另外五百三十五圹建在平阳钱仓。袁家也是金乡一个大家族，经商为主，为人低调。更加难得的是，在建造义冢之时，袁家已是家道中落。袁家只是金乡千家万户中的一分子，袁家的慈善义举也只是金乡慈善义举中的一个代表。但这个代表很重要，它是标杆，是旗帜，是召唤，是一股温暖人心的无穷力量。这力量也是金乡的力量。
    我写金乡风物的目的，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金乡风物和金乡人物的关系。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金乡人物是从金乡风物生长出来的，当然，金乡风物又是金乡人物在生活中催生的，两者是相互关系，是一体。话也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人物就会催生什么样的风物，同样，有什么样的风物便会产生什么样的人物。说白了，就是土壤和植物的关系，沙漠和戈壁长不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道理谁都懂。
    10
    在这里，请允许我表扬一下我的朋友吴家悻，每次去金乡“蹲点”，他总会想方设法跑去陪我喝一次酒，有时不止一次。他还多次陪我去上海和杭州，多次帮我搜寻有代表性的金乡人，甚至动用私人关系让金乡人接受我的采访。如果从更早的源头算起，也可以这么讲，写金乡是因他而起，他是云朵，如果没有他，雨是下不起来的。我第一次和林森森去金乡开碰头会时就说过，写《金乡》这本书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金乡人，包括金乡镇委镇政府的人。现在看来，更包括林森森和吴家悻。他们俩和我一样，都是原始作者。
    我写的在外金乡人中，除了邓美玉和夏敏，大多是商人，绝大部分是成功商人。我知道，他们不能完全代表金乡，他们只是金乡的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正是我想表达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四十年金乡的成就，也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四十年中国的成就。话也可以反过来讲，金乡或者中国的不足之处也在他们身上展露无遗。
    在两年里，我接触了近百位金乡人，有的写进书中，有的还没来得及写。譬如种田能人杨维鲁。在小商品经济还没有席卷金乡之前，农业是这里的主业，解决温饱是金乡人遇到的最大问题。1940年生的杨维鲁是个种田能手，后来在老城公社农科站当农技员，指导农民种田。杨维鲁一辈子与农田打交道，退休以后依然在家卖种子、化肥和农药。他这辈子最担心的事是粮食不够吃。他看到日渐荒废的农田，忧心忡忡。或许有人会觉得杨维鲁的担忧是杞人忧天，可我觉得他的担心正是他存在的独特理由。还有企业搬迁到上海的史训国、同春酒厂的张春、面包车主陈法庆、包装厂厂长刘维钢、阿程排档的老板娘、殷家后裔殷春微、退休教师林华忠，等等。他们身上无不烙着近四十年中国发展的历史印记，他们是组成金乡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他们虽然不是这本《金乡》的主要人物，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和他们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甚至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种影响将让我此生受益。
    我写《金乡》的缘起和理由大致如此。

    1
    年轻时，总觉得故乡太小，温州太小，小到装不下自己的肉身。故乡如一副枷锁，是阻碍身体和灵魂翱翔的沉重包裹和累赘。人到中年，才慢慢发现故乡之大，才发觉温州之深厚，这种大与厚．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文化血脉和精神意义上的。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是，不管承认与否，一个人的生养之地，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宽度和高度。
    当然，生养之地并不能决定一个人能够看多深，更不能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因为，对于中国来讲，无论哪个地方有多么深厚而强大的文化力量，都只是中国浩瀚文化中的一条支流，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更多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会迷失在中国文化之中不能自拔，失去了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鲜明个性。
    所以，从文化角度来讲，生养之地和整个中国既是一体，又相对独立。只有分清两者的辩证关系之后，才是真正认识自己的开始。
    2
    对于金乡的书写，也是我探寻和认识自己的一次难得机会，我对这座东南沿海古镇的认识和梳理，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梳理，甚至是对自身未来的可能的规划和期望。书中所写的每一种风物，都是形成我性格的综合因素，那是我的另一个胎记。书中所写的每一个人物，无论是他们的优点还是缺点，或多或少都能在我身上找到印记，特别是缺点，在我身上会展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我在书写他们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书写的是我自身，我会不断自问，认识是否中肯7书写是否准确？我必须对书中的每一个人心怀体恤，可是，也必须对每一个人保持警惕。
    其实，整个过程，最需要警惕的是我：首先，我对自己能否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没有把握。我这么讲是真诚的。活到这个岁数，我对这个时代和世界当然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可是，我深深地知道，我的认识和理解更多时候是主观的，是固执的，是偏颇的，是一意孤行的。我必须承认，我的认识和理解是以温州为出发点，带有浓郁的温州气息和我个人的判断。那么，问题出现了，既然对时代的认识和理解不客观，又如何记录和判断这些时代洪流中的人物？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其次，我曾经说过，尽量用不带偏见的眼光来打量和审视这个时代的人物，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他们。可是，真正的问题是，我能否真正做到不带偏见的眼光来打量和审视他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疑问；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我的书写和表达是否准确、有力。是的，我不能保证书中每个人物都满意我对他们的书写，但我必须通过自己这一关：我对他们的书写必须是相对客观和公正的，至少，这种客观和公正是文学意义上的。那么，我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吗？我并不能保证，我所能做的，只是时刻警惕，时刻用平视的眼光打探他们，进入他们的内心，挖掘他们自己也还没有察觉到的隐秘部分。我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3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金乡行走和探寻的时间、与金乡人相处和交流的岁月，将会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在去金乡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活便是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我以为自己一直是在“生活之中”，我是“在场”的。可是，去了金乡之后，我对这个认识产生了怀疑，我发现，我以前的生活，可能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生活，是一种漂浮在想象表面的生活，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是一种对历史、现实、土地、人类缺少敬畏的生活。也可以这么讲，我以前的生活可能是一种虚假的生活，而我一直打着“在场”的幌子，既蒙蔽了别人，更欺骗了自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应该感谢金乡，金乡让我认识到中国之大和中国之小，在金乡，大和小是辩证而统一的。是金乡，让我认识到历史和现实的相互促进，以及历史如何有效地照应着现实．现实又如何传承着历史。是金乡，让我认识到人如何深入而开阔地生活在时代之中，更深切而热烈地生活在土地之上，如蚯蚓一样耕耘和发光。是金乡，让我认识到人类如何在现实和理想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并为此坚持不懈。是金乡，让我认识到可能被蒙蔽的自己，让我懂得如何认识生活，并及时纠正生活态度。作为一个作家，金乡对我的意义更在于，她让我尝试着以一种新的姿态去书写，书写自己，以及自己与历史、现实和时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