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神秘的自我潜意识，揭示人类行为与思维的真正动机。认识我们人类自己的大脑、思维和局限，更好地做出决策、灵活应对变化。
    所谓的信念、欲望、偏好、态度甚至记忆等根本不存在，因为思维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内心深处——思维是平的，表面就是全部。
    如果思维是平的，那我们就可以在思维、生活和文化方面想象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并使之成真！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越来越多的行为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类行为中存在很多非理性的表现，比如我们自认为坚定的喜好、浪漫爱情就常常被证明前后不一、变化莫测。在《思维是平的》这本书中，英国行为科学家尼克·查特从经典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主人公跳下站台后的心理动机入手，通过对21点错觉、大脑解读者操纵实验等视觉案例和反直觉实验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大脑在解释某一事物时的过程以及局限。
    他基于神经科学和行为心理学方面的全新发现，认为潜意识和心理深度只是一场骗局；我们的想法、动机和思维只不过是即兴发挥的结果。查特认为，意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解放，因为它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出改变，缓解被机器取代的焦虑，从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关于自己的一切，更好地做出决策。

    了不起的成果！尼克·查特让我知道我的大脑并非我想象的那样运作，很让我受益。书里的一些想法真的让我欲罢不能。
    ——蒂姆·哈福德  《卧底经济学》的作者
    一本绝妙的书！大部分关于心智思维的书不是在解释你很愚笨，就是在解释你很聪明，这本书则同时解释了两者：为什么即使我们会失望、会困惑，机器构造的智能仍不能与人类思维相媲美。
    ——乔什·特南鲍姆  麻省理工学院的认知科学和算法专业教授
    这本书对于理解人类决策具有深远影响。喜欢《思考，快与慢》的读者都应该阅读一下。
    ——格斯·奥唐奈  英国内阁前秘书长、行为观察小组咨询委员会主席

    尼克·查特（Nick Chater），华威商学院行为科学教授、华威商学院行为科学小组创始人、研究咨询机构英国决策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此外，查特还是英国行为观察小组的顾问和BBC系列节目《人类动物园》的客座科学家。他也是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委员、认知科学协会和英国科学院的会员。

前言  文学布线与心理真相
第一部分  心理深度的错觉
  1  虚构的智慧
  2  从“不可能物体”到21点错觉
  3  大脑的骗术
  4  赫伯特·格拉夫警示录
  5  高桥上的爱情
  6  操纵选择
第二部分  即兴思维
  7  思维循环
  8  狭窄的意识通道
  9  无意识思维的神话
  10  意识的界限
  11  惯例而非原则
  12  智能的秘密
后记  重新创造自我
注释

    文学布线与心理真相
    ……当我们声称自己在使用内在的观察力时，我们其实是在进行某种即兴的理论概括。不仅如此，我们还是极易上当的理论家，因为可以“观察”的对象实在太少，我们完全可以夸夸其谈而不必担心前后矛盾。
    ——丹尼尔·丹尼特
    莫斯科的郊外，一辆火车正驶出车站，主人公从站台一跃而下。这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高潮。但是安娜真的想死吗？对于这部杰作中的这一关键情节可能有各种解读。她是不是厌倦了俄国的贵族生活，又害怕失去自己的爱人渥伦斯基，所以死亡成了唯一的出路？或者，这一举动只是一时兴起，是绝望至极的一种戏剧化流露，此前她甚至没想过自杀？
    我们可以这样提问，但是能得到答案吗？如果托尔斯泰说安娜的头发是黑色的，那么她的头发就是黑色的。但是如果他没有提到安娜为什么自杀，那么她的动机只能是个谜。我们当然可以做出自己的解读，还可以争论各种解读的可行性。但是对于安娜到底想要什么，并没有一个潜藏的真相，因为安娜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假设安娜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托尔斯泰的作品是根据真实事件进行改编的，那么有关其动机的问题就和文学解读无关，而是一个历史问题。但这不会改变我们探究这个问题的方式，我们还是会从同一个文本中找出有关人物心理状态的线索（有可能不可靠），只不过这个“有关人物”是真实人物而不是虚构的角色，至于提出各种解读并争论不休的人，则从批评家和文学学者变成了律师、记者和历史学家。
    现在，我们想象自己可以直接采访安娜。假设托尔斯泰的小说是根据真实事件进行描述的，火车的庞大蒸汽机恰好及时刹住了车。安娜受了重伤，被匿名送到莫斯科的一家医院，经过抢救得以脱险，但是她为了逃避过去，决定从莫斯科消失。我们在瑞士一家疗养院见到了康复中的安娜，可是她像其他人一样，没有说明自己的真正动机。她尝试回忆自己的过去（注意，这不是托尔斯泰的文稿），并将自己的行为拼凑到一起。即使她对过去的描述十分严谨，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她的解读不一定比其他人的解读更具说服力。诚然，她可能有一些局外人无法获取的“数据”，比如她可能会想起，自己在走向命运的站台时，脑海中掠过的那句绝望的“渥伦斯基永远离开了我”。然而，这类优势也可能因自我知觉的扭曲而丧失，因为我们在解读自己的行为时总要赋予自己比旁观者更多的睿智。自传的真实性总是要被人们打个问号。
    如果我们不事后追问，而是当场提问，那么我们能否更接近安娜的真正动机？假如受雇于莫斯科某家报社的记者正迫切地搜寻着八卦新闻，他凭着自己的职业嗅觉，密切地跟踪安娜的一举一动。他在安娜即将跳下去的时候“施以援手”，挥舞着笔杆子问道：“卡列尼娜小姐，请你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走向死亡。”这个策略好像不太可能成功，好，那就更谨慎点儿：“卡列尼娜小姐，我察觉到您要走向死亡了，可否请您填一下这个调查问卷？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这样提问恐怕也不会奏效。
    从上文可以得出两个对立的结论。其中一个是：我们的思维具有难以测定的“潜藏深度”。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就无法指望人们反观自身，进而就自己的信念和动机做出完整而真实的描述。对行为的解释，不管是来自旁观者还是当局者，不管在事前、事情发生的过程中还是事后，最多只能揭示部分动机，而且是值得怀疑的。
    ……
    我抗拒本书所持激进观点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不仅与常识冲突，还与有关知觉、推理、范畴化、决策等方面的理论冲突，而后者是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语言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核心。在这些学科中，许多最为精妙的思考都是由一些有关思维的直觉概念扩展、修正和细化而来的——当然，这些直觉概念都建立在错觉之上。我与这些学科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现在公然抛弃大部分观点，好像是在故意捣乱。
    最后一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然而随着“人脑模式”计算的精进和机器学习水平的进步，我认为一种好的替代方案已经开始成形。研究者逐渐发现，要想让计算机表现出智能行为，最好的方法不是从人们的话中抽取知识和信念，而是设计一种擅长从经验中学习的机器。比如我们想设计一个具有顶尖对弈（双陆棋、象棋或围棋）水平的计算机程序，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们玩大量的游戏，从这些经验中进行深度学习，因为仅仅把高手使用的知识、灵感和策略“写进程序”并没有什么用——事实上，机器学习程序已经可以在很多游戏中打败最好的人类玩家了。
    写这本书固然欣喜，但也令人不安。作为一个学者，我目前在华威商学院行为科学组工作，一直专注于那些具体而多样的思维问题，如推理、决策、知觉和语言等。除此之外，我还在和决策技术有限公司的同事合作，承担一些广泛而实用的行为科学项目。不管是和学术相关还是和实用相关，谨小慎微和待在舒适区都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本书将反其道而行之。我将把谨小慎微扔到一边，尽我所能地告诉你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关于思维如何运作的故事。事实上，我不仅想把它讲给读者，更想讲给自己，我要从过去充斥我日常生活的观察、数据和理论中走出来，问自己：“这些大杂烩意味着什么？”为此，我需要把点连成线，从具体推出一般，并进行大量彻底的猜测。当把一个多世纪的心理学、哲学和神经科学的数据和洞见整合之后，我得到了上述怪异、激进而具有颠覆性的结论。我认为，这种视角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在认知科学、脑科学等领域中壮大，尽管这些领域还是“老样子”，但“老样子”再也行不通了。当我们严肃地对待有关思维和大脑的科学发现时，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有关自身的一切知识。这需要对大部分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重新做出系统的思考，同时也需要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有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我在写这本书时得到了很多帮助。我的想法之成形得益于和迈克·奥克斯福以及莫滕·克里斯琴森持续几十年的谈话，还有与约翰·安德森、戈登·布朗、乌尔丽克·哈恩、杰夫·辛顿、理查德·霍尔顿、乔治·勒文施泰因、杰伊·麦克里兰、亚当·桑伯恩、杰瑞·塞利格曼、尼尔·斯图尔特、乔什·特南鲍姆和詹姆斯·特雷斯利安等经年累月的讨论。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好友和同事，就不一一列举了。这本书也得到了诸多项目的慷慨资助，包括ERC（英国经济研究理事会）、ESRC（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整合行为科学网络和利弗休姆基金会。我的来自华威商学院行为科学组的同事为许多探索性的项目（包括本书）提供了完美的学术氛围，华威大学的跨学科精神和创新精神也为本书提供了灵感来源。此外，我的来自费莉西蒂·布赖恩联合公司的助理凯瑟琳·克拉克和来自企鹅公司的编辑亚历克西斯·柯什巴曼及劳拉·斯蒂克尼也为本书提出了很多意见、建议和鼓励。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路易·富克斯、我的女儿玛雅和凯特琳·富克斯，她们在本书艰难而长期的酝酿中为我提供了无私的支持，也就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罗伯特·查特和多萝西·查特，没有他们的信任、爱与支持，我的研究生涯不可能持续到现在，更别提完成这本书了。

    重新创造自我
    我们都是自己大脑所施骗局的牺牲品。大脑就像一个擅长即兴表演的超级引擎，可以临时创造出颜色、物体、记忆、信念或偏好，可以随即编出一个故事或一条理由。并且编造起来头头是道、有条有理，人们甚至相信这不是它“临时”创造的，而是从一个充满了现成颜色、物体、记忆、信念或偏好的内心深海里钓上来的——我们的有意识思维不过是深海的表面。然而，这些都是错觉！我们的心理深度是个虚构物，是我们的大脑临时创造出来的。所谓的信念、欲望、偏好、态度甚至记忆等根本不存在，因为思维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内心深处——思维是平的，表面就是全部。
    所以，大脑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即兴表演者，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创造着思维。不过，和任何即兴表演（如跳舞、演奏或讲故事）一样，新的思维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基于过去即兴表演遗留的碎片。可见每个人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可以借由创意机器在其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知觉、思维、情感和故事。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会觉得某些思维模式是自然的，某些思维模式显得很奇怪或很别扭。然而，尽管离不开历史，我们还是可以重新创造自我，通过有意识地重新创造自我，我们可以塑造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我们不是由来自内心黑暗世界的强大神秘力量所驱动的，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只是过去思维和行动的变形，而且我们在选取、改变惯例上有着极大的自由权和一定的裁量权。正因为今天的思维或行动会成为明天的惯例，所以我们是在用思想重新塑造和创造着自我。
    你可能不熟悉这种观点，也可能觉得它违背直觉，但它将更新我们关于思维运作的一切知识，包括视觉、感觉原理，以及记忆、决策和个性的本质等。这个观点没有给“自我”留位置，因为自我根本不存在。确实，这里面包括了太多的骗局、阴谋和错觉，它们曾把我们骗得如此之惨，以至我们无法看见面纱背后的真相——甚至连这层面纱也没有注意到。然而，1OO多年来的思维科学逐渐戳穿了这些骗局，当我们认识到内心世界、真实自我、心理深度和无意识心理力量不过是黄粱一梦时，我们也就更加清醒地认识了自己：我们是创意无限的临时推理者和标新立异的隐喻机器，一直在把零散的信息碎片焊接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我们和我们以前认识的自己非常不同——我们更加无与伦比！
    你可能会说，这都不错，但是如果没有信念和动机，又该如何解释思维和行动的合理性呢？我想说的是，人类确实有一些可以影响实际行为的内在事实，如珍惜的事物、坚信的理想和高昂的热情。但如果思维是平的，即便我们可以就自己和他人编出各种故事，信念和动机在现实中也根本无法驱动我们的行为，因为内在信念根本不存在，动机不过是一种想象，而非现实。
    另一方面，惯例的堆叠（即对过去的思维和行动进行不断的调整和改造，以创造新的思维和行动）为思维的有序性（有时也包括无序性）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且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而且，当我们从个体思维上升到作为整体的社会集体时，我们发现，文化可以被视为一个共有的惯例集合（包括我们的所做、所求、所言或所思），正是这个集合在个体和社会中创造了秩序。集体通过创造新惯例积少成多地创造了文化，而由于新惯例要基于共有的旧惯例，所以说文化也创造了我们。孤立的“自我”，就像轻描淡写的文学形象一样，是局部、零碎而脆弱的，但集体中的我们，却以异乎寻常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创造了生活、组织和社会。 这种持续重新创造的观点其实非常具有颠覆性，因为大脑骗局被揭穿之后，我们发现用来评判个体和社会行为的客观外在标准不仅不实用，还根本无法维系。毕竟，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在上面施工的坚实地基。新的思维、价值和行为只有在过去惯例的传统内部才能被推崇或被批判——当然，应该使用哪些惯例，应该以哪些惯例为主是可以讨论的，就像法律中的案例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怎样都行，而是说，生活和社会的建立过程是一个内在的、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过程，而借以评判人们决定和行动的标准也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简单点儿说，生活就是一场游戏，我们要亲自上场、制订规则和登记分数。 这种视角看似会导致相对主义噩梦，即任何观点都是同样可靠和同样可疑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理想的生活或社会没有什么终极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在生活和社会中的挑战就是探索和解决内心及人们之间的思维冲突。我们之所以信守言论自由原则，是为了通过公共辩论把来自不同时间、个人和群体的零碎观念汇聚起来（学术讨论不过是穿上了一层数学和科学方法的外衣）；自由市场、金钱、交易和现代经济系统可以通过交换商品、服务和金钱把我们的偏好联系起来；而自由政治和法治则可以解决人类行为之间的潜在冲突（因为你此时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将来某个时刻自己或他人的决定）。因此，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我们不只在做着自己的梦或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在不断努力把我们的故事整合成一个单一的连贯整体。 但是，即便这个自由社会可以把偏好、信念和行为联系起来，基于惯例的思考模式好像也是具有内在保守性的。那么知觉重组、灵光一现、宗教转变、观念及政治革命是如何实现的呢？一种观点认为记忆是脆弱的，因此我们可以经常重起炉灶，并得到不同的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忘掉了旧“故事”，创造了新“故事”。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故事被改变的那部分会带来一系列深远的影响。我们之前太过于强调过去的权威性了。我们也应该记住，连续的惯例可能会一步步导致异乎寻常的蜕变。例如，法律和政治系统虽然每一步都要受制于对过去的解读和再解读，但经过几代之后却会产生变革；数学家在推理之中可能会用到旧有惯例，但其目的却是证明整个理论是矛盾的，乃至得出需要舍弃大量惯例的结论；个人可能会逐渐开始接纳或排斥某个邪教领袖、宗教或政治文本，也可能开启或放弃某个事业、项目或一段关系。生活可以有无数种改变的方式，这说明惯例本身一直在变化。我们希望自己可以讲出越来越好的“故事”，但只有从已有的故事出发才能创造出新的故事。 此外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更大的连贯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文化或智能的进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能让自己或社会僵化为连贯但糟糕的惯例系统。但是我们也应该记住，我们体内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思维的“牢笼”都是我们虚构出来的，因此可以被狠狠地拆掉。如果思维是平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思维、生活和文化方面想象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并使之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