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书向读者们介绍了现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生活和作品，没有任何繁冗的经济学术语和令人感到云里雾里的线性方程式，本书综述了经济学概论，从劳动分工到薪资待遇和房租，认知偏差，储蓄，创业，博弈论，自由主义和福利经济学，展示了这些理论是如何造就了我们当今的社会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十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对我们对市场干预和监管、税收、贸易和货币政策的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内容提要

  

    本书选取了十三位重要的经济思想家，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到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及成就。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经济思想家”，是因为他们都对现代经济思维的知识体系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他们的思想与著作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引言
第一章  亚当·斯密
第二章  大卫·李嘉图
第三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第四章  卡尔·马克思
第五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第六章  约瑟夫·熊彼特
第七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第八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第九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
第十章  小约翰·福布斯·纳什
第十一章  丹尼尔·卡尼曼
第十二章  阿马蒂亚·森
第十三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贡献者名单
致谢

前言

  

    德马里斯·科夫曼
    《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家》这本书，暂且不说各个章节的作者刻画了诸多经济学家的生平与成就，它更是表明了经济学家们的著作对于经济决策产生的重大意义。或许，凯恩斯的一段话能够恰当而清楚地将这些传记的主题联系起来(除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小约翰．纳什那一章)。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都比通常所理解的更有分量。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目空一切的暴君，其狂妄荒诞的念头，也往往是从学术界数年前的涂鸦之作中剽窃而来。
    本书讨论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远超于那些“学术涂鸦人”，他们每一个人对于市场干预与规范、税收、贸易与货币政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地，他们提出了诸多理论——如劳动分工，比较优势，剩余价值，边际效用，国家税收，总需求，理性选择理论，纳什均衡，认知偏见与前景理论，社会选择理论与信息不对称，在此我仅举几个最有影响力的例子，这些理论为我们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搭建好了框架。那么，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作者及其著作呢？本书第六章的作者给出了一种可能性。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区分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他的这种区分常常被忽视，但却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在熊彼特的阐释中，前者关注的焦点是经济理论的内容而非其形式结构、经济思想和历史内涵的关系以及经济概念及其学术影响之间的关系。而后者，首先关注的是学科内部的历史、理论的公理化结构以及某种理论公式的演化与发展。从根本上来讲，这两种认识对经济学中的科学革命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经济思想史倾向于将理论“置于语境中”，以便使多重的、而非总是相互兼容的影响因素对其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有点矛盾的是，我们通常会假定发展的基本连续性，而发展的断裂往往被看作是外部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内部动态的结果。
    另一方面，经济分析史往往认定任何特定研究线路都具有连续性，但忽略了不同研究线路和知识传统的不连续性。换句话说，该学科的相对自主性受到广泛承认，断裂(“科学革命”，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那些)被认为是从范式转换中出现的，范式转换将该学科从一条研究线转移到另一条研究线。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转换是经济的一种结构规范让位给另一种结构规范的转折点，从而改变了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和其解释领域。经济学研究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这一普遍的共识表明：适用于特定时期的经济法则，在经历了(数学模型中规定的那种)制度变化后，在另一时期可能会失去其核心的因果过程和相关性。
    今天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文献的历史演变，更可能遇到的是经济思想史，而不是经济分析史。这意味着，他／她通常会遇到对过去理论的描述性叙述(通常被视为对当前经济理论的一个或另一个方面的预测)，但很少会遇到对过去理论的逻辑(形式)结构的分析陛叙述。这只会强化辉格党人关于经济观念演变的概念，以及对经济进步可能性的相当天真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最终会使历史意识变得多余，从而提供了一种目的论观点，认为科学进步会导致经济学的“历史终结”，而这正是在过去的40年这门学科发生的事情。“有效市场假说”的拥趸们认为他们拥有“最终话语权”，因此，他们认为之前的经济学家都不值得受到关注。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新的经济思想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史实的基础上，但是为了充分发挥后者的效力，有必要深入探索过去理论的分析结构，这往往同当前理论一样，对逻辑有一定的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合理地对比不同理论框架，经济学家才能从全面的经济理论中汲取经验，包括过去和现在的，这些理论都适用于特定的历史背景。
    本书一系列文章的优势在于汇集了一群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将这两种方法结合了起来，从而丰富了读者对经济写作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书中刻画的思想家们对于知识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真正的原创的见解，这些见解都是独属于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定问题的产物。
    ……
    在本书的第十一章，米歇尔·巴德利为读者介绍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卡尼曼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了起来，特别是他对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与决策方面的贡献，使他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而言之，他意识到了经济学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巴德利对卡尼曼的背景进行了动人的描述，卡尼曼童年生活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其父母是从立陶宛迁居到巴黎的犹太人，之后卡尼曼在以色列度过了青少年和成年时期。巴德利描述了卡尼曼如何与他珍爱的合作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通过对认知偏见和启发法的研究，建立了行为经济学，并由此产生了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巴德利对卡尼曼后期作品的讨论，强调了卡尼曼试图在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中将期望效用(或卡尼曼的“获得效用”)之外的各种效用理论化。正如她所指出的，“经验效用”和“记忆效用”可能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可以用来丰富行为经济学中“双曲贴现”等概念。巴德利还提到了卡尼曼对实验经济学的贡献以及他的跨学科贡献。
    乔纳森·康林再次执笔，在第十二章对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进行了描述，森因其对于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康林将森对福利提供和饥荒预防经济学的兴趣，归因于他童年经历的孟加拉饥荒。那场饥荒夺去了200万孟加拉农村人口的生命。森将这一问题表述为“交换权利的失败”，这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农业经济学中有关饥荒原因的传统理论转移到了交换关系上。但是康林观察到，森的声誉源于更广泛的基础，因为他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贡献不仅是方法论上的，而且是具有实质性的。森最重要的成就是创立了“能力方法”，因为该方法关注人的能动性，并将讨论从平等转向公平。正如康林总结的那样，森的经济思想是一种对行动的号召，是对弗里德曼拒绝的规范经济学的回归。
    艾曼纽·贝尼库尔特在第十三章对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批判性描述为本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她在介绍斯蒂格利茨时提到了他不屈不挠的行动主义，以及他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束缚的反对。但是，贝尼库尔特指出，斯蒂格利茨的科学成就，包括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奖，在于他对微观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他与罗伯特·阿克洛夫(Robelt Akellof)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合作的关于不对称信息导致市场失灵的研究。在贝尼库尔特的描述中，斯蒂格利茨虽然打破了传统观念，但他与贝特曼所描述的凯恩斯一样，致力于改革和纠正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秩序。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反对新自由主义。虽然贝尼库尔特可能不同意这一点，她认为她的研究对象所使用的许多模型都是程式化的和“不现实的”，并且因此反对他，但斯蒂格利茨与本书的大多数作者都持同样的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弗里德曼对“规范经济学”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插曲。在大衰退(2007～2012年)和21世纪初不平等程度上升之后，如果说经济学正在发生“道德转向”，那么这本书的大多数作者都不会对此感到意外。从上面提到的重商主义作家到斯蒂格利茨本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关心经济政策的制定，即资本主义适应人类生活的过程。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理解，这种立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如果在此基础上，读者对伟大的经济学思想的品质和丰富性也产生钦佩之情，那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一种双重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