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永恒的经典！《鼠疫》带你看懂疫情下的谣言、恐慌与真相！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至为重要的代表作，加缪凭借此书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1947年出版至今长销不衰！2020年全世界都在重读《鼠疫》！
    当疫情打乱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这本书告诉你：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当各种混乱、恐慌、谣言随疫情爆发，这本书告诉你：同鼠疫作斗争，惟一的方式就是诚挚。当我们被爆炸式的疫情消息淹没，陷入焦虑，这本书告诉你：危难时刻，普通人能发挥作用的首要方式，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内容提要

  

    一场鼠疫猝不及防地席卷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打破了市民们平凡的生活：恐慌扩散，谣言疯长，混乱取代平静成为日常……
    但在这个城市中有一群人，自发地承担了救治鼠疫患者、维护城市秩序的责任，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医生、公务员、记者、神父等等。
    他们不是闪闪发光的英雄。
    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

    《鼠疫》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和当年一样真实，在将来会依然真实。
    ——卡特琳娜·加缪（加缪之女）
    《鼠疫》是一部无论篇幅、题材、文笔和主题都无可挑剔的小说。
    ——蒋方舟（青年作家）

第一部  只见电文上写道：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
第二部  我们的同胞在不安的情绪当中，仍保持原来的印象，觉得这无疑是个严重事件，但也只是暂时现象。
第三部  到这一刻，八月中旬，可以说鼠疫已经席卷了一切。
第四部  统计数字表明，疫情减退了。
第五部  鼠疫似乎离去，返回它悄然出来的不为人知的巢穴。
导读：《鼠疫》，决定性的进步
附录：
  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
  影响人类文明的病毒

后记

  

    《鼠疫》，决定性的进步
    张博
    1947年，当《鼠疫》在法国正式出版之时，加缪本人并未亲身经历过任何一场大范围流行病。他关于鼠疫的全部病理细节，无不来源于医学文本与历史资料中的二手经验。他在小说的筹备阶段对这些文献的收集和研读颇下过一番苦功，这最终使他的相关措辞与描述显得极为专业。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人性全面而深刻的洞察令他恍若身在现场。他的笔触遍及官僚、记者、医生、病患以及民众，他们或悲壮或卑微，或可敬或可笑，或理智或疯狂，或为公益或为私利。加缪告诉我们，什么人在互相推诿，什么人在担起职责；什么人在钳制舆论，什么人在启发民智；什么人在传播谣言，什么人在澄清事实；什么人在畏葸逃避，什么人在前线奋战；什么人不顾他人安危肆意妄为，什么人以生命为代价发出预警。加缪试图证明：众生喧哗之中，并非所有人都只顾个人的安危甚至舒适。他的目光关注每一位无名的抵抗者，不只驻守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那些负责统计数据的文员、看管营地的门卫、自发组织的护工等，他们用微薄的力量共同构筑起一面人类最坚强的抗疫之盾。在这些伟大逆行者的背影中，加缪为我们展现了人性之光的高贵与璀璨，并且告诉我们，“在人类身上值得赞美的比应当蔑视的东西更多。
    今天，我们依然在阅读《鼠疫》。甚至，我们完全有理由携带着现实经验进入这部小说。相信加缪本人对此也会深表赞同。因为这什表着我们通过阅读文学开始了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穿过小说的虚构诱视我们真实的人生，去追问生命的真谛。《鼠疫》的象征性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过，如果我们想更细致深人地理解《鼠疫》本身，就必须回溯小说创作伊始的时空处境，了解加缪写作时的人生经验。《鼠疫》的诞生依托于一段具体的历史，认知这段历史是我们研读这部小说的第一步。
    《鼠疫》的诞生：历史与象征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收藏的《鼠疫》相关文献中，保存着几份珍贵的小说草稿。其中一份编号为N．a．fr．25248的手稿是现存诸份草稿中的最早版本。在其扉页上留有加缪的手迹：“《鼠疫》／(初始状态42年8月至43年9月)。”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撇开更早期的确立意向、罗列大纲和收集资料，加缪正式展开《鼠疫》初稿的创作，应不晚于1942年8月；同时，另有一份编号为N．a．fr．25250的打字稿，则是加缪对以上初版的大改，被作家本人视作草稿第二版’。在稿件的结尾处，加缪标明了它的写作时间：“1942—1946”。这一完稿时间距离交付伽利马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已颇为接近。事实上，加缪对《鼠疫》的修改一直持续到1947年小说出版前的最后一刻，乃至在正式付印前的校样中加缪依然在对小说的开头结尾进行调整。而他在动笔之前的准备期也同样可以追溯得更远。在加缪的《手记》中，第一条与《鼠疫》直接相关的记录书写于1941年4月：
    4月。第二个系列。
    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布杰约维采(三幕剧)。 鼠疫或意外事件(小说)。 这则笔记为我们标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1941年4月，加缪决定创作一部以鼠疫为主题的小说。这一写作意向在这一时刻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1941年法国已经在纳粹的兵锋下投降，包括巴黎在内的北方国土全部沦为敌占区，仅剩维希政府在南方苟延残喘。也正是在这一年，加缪在友人介绍下加入了抵抗运动组织，负责情报搜集和地下报刊出版工作。所以，时代、环境与经历对于加缪此次创作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笔记中提出的“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与加缪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 …… 加缪所谓“决定性的进步”正指向这一方向。而他的最终目的，是思考人在彻底摆脱诸神的情况下得到生存尊严的可能性，是人如何以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上生活并且创造出生活的意义。所以他会说：“终点将是圣者，不过他也有他的算术值——和普通人一样可测。”在这里，圣者(saint)完全脱离甚至翻转了传统的宗教意义，回归普通人(homme)的属性，宗教性至此完全解体，转化为道德性和伦理性，是人对神、人性对神性的胜利，或者用加缪在这则笔记里的话说，“一种没有上帝的英雄主义”，“最终成为纯粹的人”．人，始终是加缪密切关注的对象。《鼠疫》的核心意义不是描述鼠疫本身，而是呈现与之直面的人类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展开行动。这一系列构思最终在《鼠疫》中得到了实现。 在《鼠疫》结尾的一片欢庆之中，里厄提醒自己，以鼠疫为象征的“荒诞”不会彻底消失，无论对于世界的疯狂还是内心的阴暗，人类都不可能获得一劳永逸的胜利。以里厄为代表的反抗者始终保持着警惕。从长远看，鼠疫依旧如同西西弗斯背负的巨石，随时会再一次从山顶落下，反抗者也依然在承担着巨石的重负，但每一次他们都竭尽全力把石块打得粉碎。在这些反抗者身上，涌动着经过痛苦与勇气磨砺的强劲生命力。他们拒绝承认“存在即合理”，就像加缪日后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背负着我们的苦役、罪行与创伤。然而我们的任务并非把它们释放到世界上，而是在我们身上以及其他人那里与它们斗争。”从承担巨石到打碎巨石，加缪以此完成了“荒诞系列”向“反抗系列”的演进。他在《鼠疫》中写道：“出于良心的准则，他(里厄)毫不犹豫地站在受害者一方，希望与人类、与他的同胞重聚，在他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唯一确信的事物中重聚，也就是爱、苦难与流亡。于是没有任何一份同胞的焦虑他未曾与之分担，也没有任何一种处境不是他自己的处境。”世界从本质上是荒诞的，但不止于荒诞。认识荒诞，反抗荒诞，在反抗中不断创造生命的意义，互相激励与扶持，团结和分担，正是这一切使得反抗者的行为拥有了切实的价值，这已然堪称“决定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