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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平到延安(1938年美联社记者镜头下的中国)

  • 定价: ¥108
  • ISBN:9787549537020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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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广西师大
  • 页数: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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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本书精选1938年美联社特约记者霍尔多·汉森所拍摄的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照片194幅,涉及北平、冀中抗日根据地、晋南、延安等地;并配以汉森的旅行日记、新闻稿件、已发表文章。
    照片展示了华北抗战游击区的诸多景象和蓬勃朝气,呈现出清晰的历史细节,展现大时代中一些小人物的命运,为史家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第一手鲜活的视觉文献。
    汉森类似白描的写作手法,也向读者诉说了彼时中国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支与众不同的抗战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部队。
    汉森的照片和文字,为中国抗战历史打上了一个注脚,同时,这个注脚带着一个旁观者的好奇与真诚,以及一份诗人的情怀。

内容提要

  

    战时的北平、晋察冀抗日游击区、西安、延安是什么样子?
    汉森在经过那些硝烟还未散尽的战场时内心是怎样的感受?
    请跟紧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第一位进入华北抗日游击区的外国人——的镜头吧!
    日军随后展开报复,抓捕了村里18—24岁的26名青年男子,将其杀害并烧毁全村。……尽管日本人6天前就离开了这里,但至今仍有两处建筑在冒烟。
    手术工具放在一个大铁锅中消毒,手术室有一扇窗户,一张桌子,四周用白布围起来,没有电,甚至没有燃气。环境非常艰苦。白求恩来此之前,这个地区一个外科医生也没有。
    卫立煌的秘书是1934年的清华毕业生,每月收入100美元,而八路军最高工资一个月才5美元。
    在延安最令人感奋的经历莫过于发现人人都有一种使命感。随便一瞥他们拟定的计划,估摸半世纪以后才能完成。但是他们信心满满,就像已经订好了一份晚餐,半小时后就能送到。

作者简介

    宋玉武,1958年生,现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馆员,曾编辑,出版英文图书3部: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ncyclopedia of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Building Better Web Sites: A How-To-Do-It Manual for Librarians,并发表论文20余篇。

目录

第一章  卢沟桥—南苑战役(1937年7月)
第二章  冀中之行(1938年3月)
第三章  晋察冀边区之行(1938年6—8月)
第四章  西安—延安(1938年8—9月)

  汉森发往美联社的新闻稿:《中国民主的远景:采访毛泽东》,1938年9月19日
  汉森离开延安后

前言

  

    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1912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1934年毕业于卡尔顿大学。毕业后,汉森从当地银行借了125美元,踏上亚洲历险之旅,途经日本来到中国。汉森到中国后在北京以教书、撰写新闻报道维持生计。他在正常的教学工作外,积极参加地方民众的活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汉森于1938年3月以美联社特约记者的身份从北平出发,前往冀中抗日游击区进行采访,成为进入华北地区的第一个西方记者。返回北平后,他对此行做了广泛的宣传,华北抗日根据地才渐为人知。当时,燕京大学历史系英籍教师乔治·泰勒、经济学教师林迈可、数学系教师普德等人受汉森影响,从1938年夏到1939年,利用假期组团,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多次考察。
    1938年6月,汉森第二次访问华北抗日根据地。他从北平出发,深入冀中、冀西抗日游击区,随后到五台、晋南等地,采访了彭德怀、聂荣臻、吕正操、白求恩等人。9月中旬汉森经西安到达延安。在延安他访问了毛泽东、林彪、贺龙、徐海东等人。此后,他又在重庆、长沙等地做了短暂停留,最后经香港返美。1935年至1938年底,他在《亚细亚》(Asia)、《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美亚》(Amerasia)、《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等报刊上发表了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及中国抗战的文章,其中有关华北、西北抗战活动的报道尤为重要。
    1939年初,汉森返美并与他的“芝加哥女孩”伯尼斯·布朗(Bernice Brown)结婚。在与亲朋好友相聚时,他常向人们讲述中国及中国之行的方方面面,但他很快发现普通美国民众对遥远的中国兴趣平平。只要他聊中国超过15分钟,就有人出来改换话题。汉森所著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中国抗战纪事》(Humane Endeavour: The Story of the China War)出版于1939年11月,该书对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有详尽叙述和分析,书评还算不错,但销量一般。因为此时正值纳粹德国侵略波兰两个月,大多数美国人的目光已从对中国战事的关注转向欧洲战场。
    回国后的汉森起初在美联社工作。1942年,他受聘于美国国务院,从事国际援助与发展和文化交流工作。在1950年美国麦卡锡主义“排共”大潮中,麦卡锡剑指美国国务院中的“中国通”。汉森被指控为“亲共分子”,唯一的证据是从其涉华著作中断章取义的所谓“亲共”言论。尽管国会调查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的调查结果都认为汉森是无辜的,但1953年新组建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仍将其解雇。
    在弗吉尼亚州劳登郡的一个农场度过了几年养牛生涯后,汉森回到“第三世界”国家工作。1958年他来到缅甸,不久奈温将军政变上台,汉森被驱逐出境。接下来,他担任了伊朗胡齐斯坦发展服务项目的经理。此后,汉森任福特基金会驻巴基斯坦代表,主持农业开发工作。后来,汉森又从巴基斯坦来到尼日利亚协助该国发展农业。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墨西哥国际玉米与小麦发展中心任主任,该中心由世界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资助。1978年汉森退休。
    退休后,汉森一直想到中国故地重游,1981年汉森携夫人访华成行。多年来汉森一直幻想“沿长征路走一趟”。1982年,中国政府回应了他的请求,并于1983年为其安排了一次“长征之旅”,此行比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4年的长征行早了一年。1985年,索氏出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时代周刊》(Time)等许多报刊对其做了大量报道。接着,多国竞相翻译出版该书,索氏声名远扬世界各国。1986年,汉森出版《第三世界50年:一个美国人海外历险省思录》(Fifty Years around the Third World: Adventures and Reflections of an Overseas American)。与索氏《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不同,汉森的记叙集中于中国农业的变化及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
    1992年9月24日,汉森病逝于墨西哥泰克斯科克(Texcoco)的一所医院,时年80岁。他去世后,其家属将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及手稿分别捐赠给了母校卡尔顿大学古尔德图书馆特藏部和美联社档案馆。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继斯诺之后,报道战时中共和延安的著作相继面世:1939年贝特兰出版《华北前线》(North China Front);1940年卡尔逊出版《中国的双星》(Twin Stars of China);1944年林迈可出版《华北战场》(North China Front);1945年福尔曼出版《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Report from Red China,后译为《北行漫记》)。这些著作报道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战,向世界展示了中共和延安的全新形象。汉森的《中国抗战纪事》亦属于这一书系。除此之外,汉森从1937年夏至1938年底拍摄的一批新闻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南苑战役”“长沙大火”等历史事件,以及晋察冀边区抗日武装活动、抗日根据地延安的活动等。照片中的主要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罗荣桓、聂荣臻、林彪、罗瑞卿、徐海东、王震、萧克、吕正操、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康克清、李耕涛、沙可夫、丁玲、孙维世、卫立煌、白求恩、罗伯特·布朗、埃文斯·卡尔逊等。
    汉森特藏中最珍贵的部分当属其1938年在华北和西北地区拍摄的照片。作为美联社特派战地记者,汉森是第一个进入华北抗日游击区的外国人。这批照片为史家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第一手鲜活的视觉文献。历史的著述经常有官史、坊史、野史、外国人的记录等。这些不同版本的交相阅读、比照,会使人们得出更接近历史原貌的结论。而汉森拍摄的照片更属“以图证史”,铁板钉钉级的资料。作为“可视历史”,汉森拍摄的照片在记录历史事件的直接性、客观性与可追溯性上,在考察、补白、矫正、丰富与重建历史记忆上,显示出了不可代替的文献价值。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参考了卡尔顿大学图书馆的“霍尔多。汉森中国特藏(1937—1938)”[Haldore Hanson's China Collection(1937—1938)]、《中国抗战纪事》、《第三世界50年:一个美国人海外历险省思录》英文原著,以及汉森的旅行日记、信件、发往美联社的新闻稿及发表的文章等。笔者同时参考了一些相关中文书籍,如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等。毫无疑问,汉森拍摄的照片与文字描述为这些中文历史文献打了最好的注脚。
    汉森的文笔类似白描。他所描述的生活场景、人物态貌精准简约。其文夹叙夹议,分析解读也有独到之处。此外,汉森的著作及日记记叙其所见人物和所经历的事件很具有参照性。比如他曾写道:“传教士们发现,当双手染满鲜血的日本兵‘扫荡’后回到他们的营地时,安慰他们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送给每人一枝花。”此一叙述与美国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撰《菊与刀》中对日本民族性的概括相辅相成,凸显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爱美而尚武,遵礼而好斗。
    汉森注重搜集数据,并用其作依托,得出结论,如统计日军轰炸、抢掠中国村镇所造成的损失。他通过所得数据,在没有假设的前提下去挖掘其背后的意义、相互关系,发现或预判趋势。汉森的田野调查可作为中方记录和统计资料的最佳佐证。他的统计报道十分精详,如其文记录:保定附近上百名农民每周中有两次夜间破坏铁路的行动,“每次拆掉十截铁轨,砍掉二十八根电话线杆”。为了恢复线路,日军只能换新的铁轨和电线杆。据汉森估计,除去劳工费用,日军一周损失4780日元。依次类推,一年损失50万日元。汉森获悉冀中抗日游击区吕正操司令部的政工人员计划在村民中组织数百个类似的行动小组,可见规模之大。他据此推断中国的游击战、持久战将以弱胜强,使日本在中国的战争难以为继。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1937年11月14日战时生活社编辑发行的《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和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的理论。
    中外史家对汉森的研究并不多。有关著作如史蒂芬·麦金农与欧里斯·福莱森1988年出版的《中国报道:1930—1940年代旅华美国记者口述史》(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只字未提霍尔多·汉森。其他中外史籍即使提到汉森也是零零散散,缺乏系统。只有少数汉森拍摄的照片被中国书籍、报刊多次刊载,广为人知,如“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殉国”“毛泽东与徐特立在延安”“百团大战期间玉米地里的彭德怀”等。
    1981年汉森访华期间曾将行前整理成册的晋察冀边区的照片以及一些文字稿件的复印件(题名为“美国新闻记者和中国游击队在华北”)捐赠给中国军事博物馆。显然,汉森认为这批照片只有在中国才能真正体现它们的意义。然而30多年过去了,这批照片似乎是“泥牛入海”。
    2014年,卡尔顿大学古尔德图书馆将汉森拍摄的照片以数字馆藏形式公布于世,这才引起人们对汉森及他的身世、著作、照片的注意。2017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Humane Endeavour: The Story of the China War的中译本——《中国抗战纪事》。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对汉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笔者有幸获得汉森后人埃里克·汉森(Eric Hanson)先生、斯尼·汉森(Signe Hanson)女士授权出版此书,在此对二位表示衷心地感谢。笔者同时致谢卡尔顿大学古尔德图书馆馆员克里斯蒂·维玛噶(Kristi Wermager)和刘湘蕙(Hsianghui Liu-Spericer)两位女士,她们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功不可没。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捷,她在文稿录入、编辑、校对方面做了许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