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高高的元古堆》以独特的视角，叙写了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在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中，由一个“穷”名远扬的“烂泥堆”蝶变为全国脱贫摘帽示范村并荣膺“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美誉的时代壮举。作者采用点面结合、历史与现场交叉叙事的写作手法，以2013年以来元古堆村在水、电、路、厕、居、商、教、文、卫等几十个领域取得的历史性变化为主线，以精准扶贫大会战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生动、感人的乡村人物群像为视点，展示了元古堆人在社会各界的帮扶下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时代风采。

    本书叙写了全国深度贫困村——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在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大决战中，由一个“穷”名远扬的“烂泥堆”蝶变为全国脱贫摘帽示范村并荣膺“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美誉的时代壮举。作品采取交叉叙事的方式，以历史、现实、文化等多重视角，立体再现了元古堆人由保守、封闭到觉醒、自强的心路历程和拼搏精神，以点带面地反映了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进程。作品熔故事性、文学性、思辨性于一炉，蓄满了原汁原味的陇原风情。

    秦岭，籍甘居津，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曾就读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钟山》《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数十种期刊。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电影剧本《皇粮钟》《绣花鞋垫》《借命时代的家乡》《杀威棒》等10多部，作品入选《五年制实验小学语文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等。小说40多次收入全国年度选本或选刊，短篇小说《硌牙的沙子》《杀威棒》《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先后登上2007、2011、201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获《小说月报》第13、16届百花文学奖，根据“皇粮”系列小说改编的多种剧目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第一章  村与家：一根穷根两苦瓜
  无法缝合的村史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枯木逢春：告别与开始
第二章  从“三茅”到WC
  茅子、茅房和茅坑
  卫生间和WC
  那蛆，那尿盆，那狗舔屎粑粑
  “厕所革命”
第三章  “牛蹄窝子”和元古堆人的路
  人脚和牛蹄子
  敢问路在何方
  踏平坎坷成大道
  我们跑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
第四章  上去了高山望“蓬莱”
  那“蓬莱”就叫元古堆
  尴尬危房面面观
  庭院里的“牡丹”和牡丹
第五章  在水一方
  力挽洮河下屋檐
  “罐罐茶”里的饮水往事
  一水兴百业
  水，警示与唤醒
第六章  家门口的“上班族”
  跨出家门进厂门
  咱元古堆工人有力量
  第二故乡——一位元古堆建设者的自述
第七章  从“犟驴”“老黄牛”到“领头羊”
  尥蹶子的“犟驴”
  “老黄牛”上任
  前面走的“领头羊”
第八章  咱都是股东
  人股与分红
  羊和羊圈也是股
  土地和主人变奏曲
第九章  大地诗情
  乡村也叫“香”村
  在青山绿水之间
第十章  校园的早晨
  太阳，刚刚升起
  上学的忧伤
  永远的早晨
第十一章  大石头河的涛声
  马拉松来到元古堆
  村头的广场舞
  乡村节日
第十二章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北京城来了一个女娃娃
  三降昂贵彩礼
  四送麻兰兰
  倾情大救助
  儿媳妇当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期的保护神
第十三章  围炉夜话：当下与远方——秦岭和部分干部群众对话录
后记

    元，有肇始之意；古，有旷远之释；堆，有夯筑之势。
    ——元古堆，这三个承载着无限时空和深厚文化基因的中国汉字，构成了茫茫三千里陇原上一个极具民间色彩和原生态意味的乡村名称，悄然蛰伏在中国版图上一个不经意的高处。如果你至今不谙古谚“定西苦甲天下”的悲催意味，就无法参透“元古堆苦甲定西”的困顿与宿命。定西市所辖六县一区均属国家级贫困县，而偏居定西一隅方寸之地的元古堆，分明是寒冬腊月里定西流淌在岁月最低处的辛酸泪，一滴滴的，封冻成了高高的元古堆。
    有元古堆“小百科”之称的元古堆村村主任郭连兵对我讲：“过去，中国最穷数甘肃，甘肃最穷数定西，定西最穷数渭源，渭源最穷数田家河乡，田家河乡最穷数……唉!”这样的罗列，像极了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守着古老的石磨筛玉米粉，筛完头遍筛二遍，筛完二遍筛三遍，筛完三遍筛……
    剩下的最后一撮秕糠，成了“元古堆苦甲定西”的注解。
    在我看来，冷静观察一个村庄的变化，无非三个视点：崛起、凝滞或消亡。元古堆无疑属于前者。在共和国脱贫攻坚的大决战中，元古堆用短短六年时间，从一个“穷”名远扬的“倒霉堆”蝶变为“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和中国脱贫攻坚示范村之一。这谜一样的华丽转身，是我登上元古堆的全部理由。
    蝶变，不仅需要理由和根据，更需要求证和呈现。我在《高高的元古堆》里尽可能地提供了谜底，包括元古堆无法复制的神秘与传奇。
    元古堆的一位老人这样叮嘱我：“秦岭先生，您写咱元古堆的脱贫攻坚，一定要把咱过去的穷写透了，苦写足了，不要光写好日子，好日子咱攥在手里，跑不了的，可是，如果不把穷和苦留在书里，将来谁晓得元古堆咋变过来的?”
    一句话，醍醐灌顶。老人是文盲，可老人的生活哲学里有辩证，有逻辑，也有警示和唤醒的意味。
    我说：“元古堆的穷和苦，就得靠您这样的历史老人给我讲了。”
    “我上没有父母，下没有后代，我……苦哇!”老人仰面苍天，欲哭无泪。
    我心头一紧，脑海里巨浪滔天，万顷苍茫。
    “山重水复疑无路”，元古堆，路在何方?当年我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在水一方》《走出“心震”带》时，曾涉足大江南北的不少乡村，可当我的目光聚焦元古堆时，却惊讶地发现它真是中国万千乡村中的“异数”。
    “柳暗花明又一村”，2013年，元古堆和脱贫攻坚实现了一次无与伦比的美丽相约，从此不离不弃。来自社会各界的帮扶单位和元古堆在悲壮的海誓山盟中重整旗鼓，在剧烈的阵痛中集体发力，在撞断南墙不回头的呐喊中抱团冲刺。六年来的同舟共济，不可谓不长；六年来的携手前行，不可谓不短。元古堆，终于在命运的悬崖上实现了紧急避险并化险为夷。2018年，脱胎换骨的元古堆整体脱贫提前两年出列。至此，擦干了眼泪的元古堆以惊艳的风华，成为三千里陇原上横空出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如果说2013年是元古堆辞旧迎新的分水岭，那么，2018年就是元古堆立足当下，走向远方的制高点。分水岭，不可能凭空而来；制高点，不可能从天而降。
    在《高高的元古堆》里，我并没有把“底层叙事”中的惨烈与彷徨、废墟与伤口安排在分水岭的那头，也没有把脱贫攻坚之后的幸福与安详、温馨与美丽安排在分水岭的这头。我满足了那位老人的心愿，直接把两者安放在分水岭的高端执手相望，只为不被忘却的纪念。同样，我心中元古堆的制高点，不是为了固守、窃喜和沉醉，而是面向远方。
    元古堆的脱贫攻坚之所以不是海市蜃楼，之所以名扬四方，之所以具有示范意义，正因为它是这一方水土的“穷”地里长出的大树，“穷”树上生发的枝桠，“穷”枝上开出的繁花。
    我非常清醒，写“变”容易，写“穷”难，因为所有的不堪早已成为人们记忆深处日渐泛黄的底片。为了让底片重新“曝光”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之下，我以元古堆为轴心，采取由外到里寻迹觅踪、由里到外辐射扫描的方式，考察了元古堆及周边田家河乡、会川镇、渭源县、临洮县、定西市、天水市、会宁县、陇西县、通渭县一带的历史变迁、人口演变和风土人情。而这一切，不仅与脱贫攻坚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而且有着盘根错节的现实联系，它们既是元古堆破茧成蝶的人文环境，也是元古堆浴火重生的社会经纬。由此，元古堆以脱贫攻坚为分水岭的前世今生，渐次露出“真容”，高高地“堆”在了我的眼前。
    我这样寻寻觅觅，也是一个探求叙事语境的过程。西部就是西部，元古堆就是元古堆，元古堆人的很多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和民风民俗是有别于普遍性的，我有责任自觉跳出大而无当的“公共叙事语境”，适度凸显原汁原味的民间风味。在叙事上，我适当照顾了面上的整体呈现，但我更在乎聚焦涉及民生的一点，或一线，那里更富含元古堆人日子里的味道，比如我写路，肯定不止于路；我写水，也不止于水；我写茅坑变WC，力求兼顾人生况味。
    我喜欢用《高高的元古堆》这个名字，《人民日报》的编辑希望我精选部分内容整版发表，文章独立成篇后，我仍然以此为题。
    “我对你的《高高的元古堆》充满好奇，你切入的角度是什么?”一位农业专家问我。
    我说：“登上元古堆，本身就靠近了角度。”
    是为序。
    秦岭
    2020年2月10日于天津观海庐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曾三次从天津前往甘肃定西，目的地——元古堆。
    第一次是2019年8月参加《小说选刊》杂志组织的“著名作家看渭源”采风活动，当时的渭源被绵绵秋雨揽人怀中，像笼着一层神秘的面纱。28日那天，当一块大卧石上的“元古堆”三个字闯人眼帘时，我倏然一愣。
    因为就在大约一个月前，我正好接到中国作协一位老师的电话，说是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作协拟组织部分作家分赴全国部分重点脱贫地区采访，建议我考虑一下，在随后发来有关被采访地区和村庄的名单中，我曾看到过“元古堆”三个字。
    好一个奇怪的村名!陌生，而且难记，转瞬便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寻觅。
    万没想到，我会阴差阳错地提前和元古堆相遇。那天，伫立在元古堆风雨中的我冥冥意识到：我和元古堆的缘，开始了。
    2019年10月11日，我给渭源县扶贫办发去了详细的采访方案。11月和12月，我单枪匹马从天津两次出发前往元古堆。为了立体、多元、纵深地了解元古堆脱贫攻坚的全貌，我采取进村入户、围炉夜话、走访调研、田头采风、电话问询等形式，先后面对面采访60多名村干部、村社干部和村民，电话采访20多名当年参加过元古堆各类工程的建设者、10多名在外地打工的元古堆村民，并以建立微信群的方式和部分干部群众进行了互动交流。为了从历史、社会、文化层面探寻元古堆的人文经纬，我先后考察了元古堆周边的多个县乡。 这样的寻找与发现、梳理与判断，必然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代价，但我知道，写一本与当下有关的书，务必要兼顾对历史的追溯和对未来的前瞻，因为在岁月的长河中，共和国的旷世之举脱贫攻坚似乎是一时一事，但真的不是一时一事。 一位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教授读了《高高的元古堆》(初稿)后说：“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观察元古堆。书出版后，我得留五本，让我的博士生们开开眼。” 我调侃道：“您自己不留啊!看来我观察得还不够。” 《高高的元古堆》即将付梓出版，在此要感谢先后陪同我采访的安晓东、李树茂、郭连兵、董建新等乡、村干部，感谢渭源县扶贫办干部乔磊以及曾经座谈过的曾玉成、白海红、杨树才、王德吉、朱桂英、王永林等几十位村民和在外务工人员。感谢《求是》《人民日报》《文艺报》《甘肃日报》《天津日报》《天水日报》等十几家报刊的编辑们，他们审读了《高高的元古堆》(定稿)之后，认为“视点独特精准，生活气息浓郁，有难得的历史感、时代感和现场感”，很快推出了大部分章节和访谈。让我感动的是，《求是》杂志不仅刊载了全书的精简版，而且在求是网分期、分批进行了展示；同时，该刊以文本主线为据，按照打造脱贫攻坚文学创作工程“样板间”的标准，精心制作了主题洗练、内容丰富的网络视频，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值得一提的是，创作期间的早春二月，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之时。在疫情的风声鹤唳中，仍有元古堆的不少村民、打工者如约为我提供脱贫攻坚的相关信息，此厢并谢。 采访期间，由于恰逢元古堆家家户户加工当归、党参的大忙时节，较难做到集中采访，于是，我适时调整采访策略，见缝插针，多管齐下，增强采访的随机性和灵活性。这样的好处是信息源更加接地气，弊端是难免挂一漏万。另外，考虑到少数采访对象的隐私和素材的特殊性，我适度对某些当事人采用了化名处理，加上自己水平的局限，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遗憾。 好在，我终于在《高高的元古堆》文本末尾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句号，圆圆的，有点花好月圆的意思，我希望它是元古堆的模样。 秦岭 2020年6月8日于天津观海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