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唐史专家王贞平教授精彩解读大唐三百年军事外交，全面剖析决定国运盛衰、霸权更替的核心因素
    唐代外交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在“多极”的国际环境中，根据“互利”的原则，制定“合宜”的外交政策
    强敌环伺之下，李渊、李世民如何通过韬光养晦之策使唐朝迅速崛起？
    灭突厥、征高句丽、平西域，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明智的外交策略如何奠定大唐盛世？
    安史之乱竟肇因于两次征讨南诏的惨败，处于盛世的唐朝面对弹丸小邦为何束手无策？
    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的唐王朝，如何通过经济、文化软实力维系天下共主的地位？
    为什么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军事、外交的连番失误如何最终葬送李氏江山？
    读完这本书，你就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本书是著名唐史学者王贞平教授关于唐代军事外交的专著。这部著作旁征博引，将“多极”亚洲中唐与突厥、回鹘、朝鲜、南诏、吐蕃等周边政权的“互利”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娓娓道来，并对唐朝对外关系的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体系，以及“德”“义”在对外政策思想中的作用做了精辟独到的分析。

    这是一部我们将来很久也不会再看到的唐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它试图重新界定我们对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认识，既不颂扬朝贡制度，也不把它当成对韦斯特伐利亚原则的有意冒犯而不屑一顾。目前学术界正投入极大精力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以解读最近几个世纪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王贞平教授的研究方法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本书以引人入胜的笔法，描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和地域。
    ——卜正民 （Timothy Brook），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佛中国史》主编
    王贞平的著作表现出了令人称羡的学术洞察力。它从“多极”这个概念入手，帮助读者摆脱‘对外关系即朝贡’这个单调的理论模式。作者运用多极、相互依存、软实力、硬实力等世界历史的术语、概念，论述了唐与多个周边国家、政体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世界”的认识。
    ——郭颖颐（D. W. Y. Kwok），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作者
    王贞平的新专著是对唐与四邻关系的全面而有益的研究。这本翔实的著作将成为唐史学者的必备参考书，研究其他朝代的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本书方便地对了解唐代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
    ——谭凯（Nicolas Tacket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作者
    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为建立一个深入理解唐朝对外关系的新框架做出了重要贡献。作者提出的“双重管理体系”和“合宜性”都值得专书讨论。
    ——史怀梅（Naomi Standen），伯明翰大学教授，《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作者

中译本序
致谢
导论
第一章  与骑马民族共舞：唐、突厥和回鹘
第二章  在朝鲜半岛再造往日的辉煌：唐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
第三章  后院养虎：唐与南诏
第四章  角逐西域，争夺高原：唐与吐蕃
第五章  二马拉车：唐代对外关系的双重管理体系
第六章  在变化的世界中制定合宜的政策：唐代外交和对外政策思想
结论  亚洲的多极性与唐代对外政策中的合宜性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出版后记

    今日的国际社会是个多极世界，这大概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二十几年前，当笔者取得博士学位时，世界似乎正在向单极发展。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东欧国家、俄罗斯乃至中国都先后开始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一时间，许多西方领袖、学者认为，以私有制、市场为主导，以多党制为特色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已大获全胜。以至日裔美国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一书中声称，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楷模，历史的发展将就此终结。
    笔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构思一部综合讨论唐代对外关系史的著作。用何种理论框架、观念解释这段历史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一种选择是借鉴福山这类学者的西方政治学说，从单极(古代中国)的视角观察亚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实际上，当时的一些东西方学者，早已在研究中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以朝贡／册封体制解读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他们在搜集、梳理、解读史料，描述中国古代外交关系运作，论述外交思想的特征、对外政策的实施，构建理论体系方面做了许多可贵的先行研究。但他们的视野受到中国原始资料的限制，较少注意外国君主接触中国的动机、方法；所提出的“朝贡体制论”带有“中国中心论”的色彩，认为外国统治者亲自或遣使来访是对中国宗主国地位的承认。
    但是，笔者在做博士论文研究时就已经注意到，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虽然以朝贡／册封的形式进行，实质却不是"君主-外臣”的政治从属关系。笔者在研读日文原始资料时逐步认识到：日本历代朝廷不过是利用“朝贡”这一官方交往渠道，借鉴、吸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加以改造后为己所用；同时努力构建‘‘日本中心论”的政治理念，并试图在与朝鲜半岛政权(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位于今东北三省的渤海国的交往中，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秩序(日本学者称之为“小帝国论”)。由于日本列岛远离亚洲大陆，历代日本朝廷免于受到中国的直接军事压力，得以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拒绝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在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中，并非中国一家独大，操控双边关系。
    循着这一思路，笔者进一步研究了唐与主要邻居——东北方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国，北方和西北方的突厥、回鹘，西方的吐蕃，西南方的南诏国——的关系，得出了唐代亚洲是个“多极”世界的结论。具体而言，在这个世界中，有“数个国家为扩大各自势力范围而相互竞争。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预测”。
    笔者愿在中译本出版之际，对后浪出版公司和陈顺先先生表示感谢。他们率先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联系，取得了出版中译本的授权。
    笔者也要向译者贾永会女士的辛勤劳作表示谢意。她是在攻读博士课程、撰写博士论文之际，欣然同意翻译此书的。她不仅译笔流畅，还不辞辛劳，对原书引用的中文原始资料从卷数、页数到正文都一一加以核对、校正，保证了译文的质量。
    本书涉及唐代亚洲多个国家，要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需要穷尽一生的精力，而笔者为给读者提供唐代外交关系的全景，不得不一一有所涉猎。其力不从心，可想而知；谬误之处，必然不少。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王贞平
    2017年年末于狮珐

    2012年冬天，王贞平教授赴北京讲学，我有幸现场聆听。王教授在讲座中谈到，他八十年代初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在西方唐史研究巨擘崔瑞德(Denis．Twitchett)教授严格的学术指导下，培养了西方史学所注重的理论框架和概念阐释能力。王教授的治学经历犹如一缕春风，吹动了我的海外求学梦。
    2014年秋天，我来到南洋求学，贸然前去拜访王教授。虽然我和教授只有一面之缘，但受到了他的盛情款待。此后的三年中，王教授多次主动关怀，给我的学术研究课题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和帮助。他的长者风范让我如沐春风，也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王教授的学术乃是博采中西之长，而其驾驭史料之功底，与其自幼受到父亲国学大师王利器先生的熏陶不无关系。
    王教授的治学之道，精彩地呈现在他的英文著作《多极亚洲中的唐朝》(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3年)之中。这部著作旁征博引，将“多极”亚洲中唐与突厥、回鹘、朝鲜、南诏、吐蕃的“互利”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娓娓道来，并对唐朝对外关系的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体系，以及“德”“义”在对外政策思想中的作用做了精辟独到的分析。
    2016年初春，后浪出版公司独具慧眼，决定引进、翻译这部著作。王教授得知消息后，向出版社推荐我担任译者。正是他的信任和鼓励，使我有幸成为这部巨著的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我更是被王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染。在此，我想对王教授精益求精的审阅，表示诚挚的感谢。 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英文原著语言凝练、优雅，而中、英两种语言在行文、语序、修辞等方面有诸多不同，因此，在尊重作者原意的前提下，对译文做了必要的增补、润色，适当使用成语、熟语，以适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帮助他们透彻把握作者的思路。在翻译原文中的引文时，如有增补字句，一律放人方括号之内，以示文责自负。我还要感谢后浪出版公司的陈顺先先生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本书翻译的顺利完成，离不开与陈顺先先生快速、高效的沟通。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贾永会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