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哈佛商学院院长拉克什·库拉纳、耶鲁大学公卫学院院长马克·施莱辛格等 强力推荐！
    英国教育标准局等多国教育、医疗、商业官方机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各大国际媒体力荐！
    本书作者杰瑞·穆勒是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杰出教授，著作等身，凭借畅销书《市场与大师》被美国历史学会授予唐纳德·卡根奖。本书2019年决选入围哈耶克图书奖！
    无论OKR还是KPI，都可能让人误入歧途！指标曾经只是一种工具，为何如今却成了一门“邪教”？这些案例若令你感到荒谬，别笑，它们都是西方社会的进行时——
    医院为拼30天内的术后存活率，于是强行让病人存活到第31天？！
    银行集团为拼业绩，竟演变成集体诈骗案——造假、窃取资料样样来？！
    警方为降低犯罪率，可能沦为大案不抓、专查小案？！……
    不仅指出指标崇拜的普遍问题，还提供了一份何时以及怎样运用指标的清单。不过，世上没有灵丹妙药！作者强调，更为重要的，是真正认识自己所面对的主题和所在的组织！这是无可替代的——它部分是个经验问题。

内容提要

  

    今日各式各样的组织都深信，成功的必经之路就是量化人的绩效，公布结果，并根据数字来分配酬劳。但是，当我们饱含热情地投入具有科学严谨性的评估过程，我们却由测量绩效，变成了痴迷于测量本身。这就带来了“指标的暴政”，它始终威胁着人类生活的品质和最重要机构的表现。在这本来得甚为及时的力作当中，杰瑞·穆勒揭示了我们对指标的沉迷正在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并探讨了我们应当如何加以补救。
    本书简明易懂，列举了大量来自教育、医疗、商业和金融、政府、警察和军队、慈善事业及对外援助领域的事例，解释了为何看似势不可挡的量化绩效的压力，会造成扭曲和分心效应，不管是经由鼓励“对数字动手脚”还是“为了考试而教学”。但是，指标其实可以成为好东西，只要我们是用它来辅助——而非替代——基于个人经验的判断力，穆勒也列举了指标在哪些情况下发挥了有益作用。
    书末还提供了一份何时以及怎样运用指标的核对清单。对于日益波及我们所有人，却罕有人质疑的一股趋势，《指标陷阱》是一份不可或缺的矫正。

    杰瑞·穆勒在本书中再现了“数字评估”带给绩效的大量危害：不管在学校、医院、军队，还是在企业。本书指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本书清晰易懂，说服力强，作者杰瑞·穆勒通过对教育、医疗、薪酬等方面的案例研究，揭示我们通过量化指标改善组织表现的尝试，怎样转变成一种玩弄和操纵的文化。《指标陷阱》令人信服地证明，当今时代，浅薄的量化威胁着我们最重要机构的诚实性，我们必须重建判断和道德考量。
    ——拉克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哈佛商学院院长
    视野开阔而富有雄心，论证极具说服力，文字引人入胜——《指标陷阱》是一部非常令人信服的作品。
    ——马克·施莱辛格（Mark Schlesinger），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针对当今一个正在日益恶化的问题，《指标陷阱》是一部重要并有很强可读性的著作。相比我读过的任何其他著作，它更加有说服力地揭示了，我们应如何破除指标的功能失调怪圈——因为诸多情况下，指标的结果，就是带来更多的指标。
    ——戴维·奇尼茨（David Chinitz），希伯来大学Hadassah医学院教授

导读
第一部分 论点
  第1章 论点简述
  第2章 一再出现的缺陷
第二部分 背景
  第3章 测量和按绩效付酬的起源
  第4章 指标为什么大受欢迎？
  第5章 委托、代理和激励
  第6章 哲学性批判
第三部分 测量一切？：案例研究
  第7章 大学院校
  第8章 中小学
  第9章 医疗
  第10章 警务
  第11章 军队
  第12章 商业和金融
  第13章 慈善事业和对外援助
补记
  第14章 当透明度变成绩效的大敌：政治、外交、情报和婚姻
第四部分 结论
  第15章 非计划但可预见的负面后果
  第16章 何时使用指标，以及怎样使用：核对清单
致谢
注释

前言

  

    在有些人眼里，根据两位创作者大卫·西蒙(David Simon)和埃德·伯恩斯(Ed Burns)真实经历改编的HBo系列剧集《火线》(The Wire)，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化档案之一。理由也很充分：剧集聚焦于美国城市巴尔的摩，深入挖掘了几项重大机制(警察、学校系统、市政政治和新闻媒体)，对其运作和功能障碍问题进行了有如x光片般的深刻剖析。这一剧集吸引了多国观众，因为其主题“组织功能障碍”在整个西方社会都引起广泛的共鸣。
    《火线》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指标的显著性：以“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为标志的“测量绩效”(measured perf0Ianance)。警长痴迷于完成数字(比方说，解决了多少桩案件，逮捕了多少名毒贩子，犯罪率是多少)，并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统计目标，哪怕牺牲效力也在所不惜。政客们也在索要能证明警方成功控制犯罪的数据。故此，警察部队想方设法地不让谋杀案出现在自己所在的辖区：一伙毒贩在废弃的房屋里处置尸体，负责凶杀案件的警司却阻挠手下发现此事，因为这会降低“清除率”，即罪案解决百分比的指标。剧集的大部分情节都围绕着富有奉献精神的警探展开，他们力争解决一桩某个大毒枭涉嫌参与的复杂犯罪案件。但由于这桩案件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坐实，警方高层不鼓励他们这么做，高层只希望警探们多逮捕低级毒贩子，积累漂亮的指标；可是不论逮捕多少低级毒贩子，贩毒集团都能立刻换上新人。市长办公室要求在年底之前让重大犯罪率下降5％，只可惜这个目标根本做不到，除非无视实际的犯罪，或是降低罪案严重性。在这些例子中，官员们都参与了“统计数据注水”(juking the stats)，通过扭曲实际结果，或是将时间和精力从预防犯罪投入到生产率较低的工作上，以求改善指标。
    另一集的剧情涉及一名前警察，他在一所中学教书，这所中学所在的社区，饱受贫困、滥用毒品和家庭破碎困扰。学校的学生成绩糟糕，而如果学生的考试成绩没有提高，学校就有关门大吉的风险。为此，在准备进行标准化英语阅读和写作考试之前的6星期，校长下达指示，要老师们将所有课堂时间都集中在备考上，完全忽略其他科目(这种策略，被委婉地称为“课程调准”)。“为了考试而教学”，就跟统计数据注水一样，是机构扭曲的表现，人们的努力偏离了设立机构的真正目的(教育)，以求实现其生存赖以维系的度量目标。
    绩效指标的这种扭曲效应，大西洋对岸的大不列颠也感同身受。在当地，另一部由曾经的真实从业者执笔的电视连续剧，捕捉到了相同的现象。前医院医师杰德·默丘里奥(Jed Mercurio)执笔编剧的《妇产科医生》(Bodies)，发生在一座大都市医院的妇产科病房。第一集里，一位新来的高级外科医生对患有复杂并发症的患者进行手术，结果患者死亡。他的竞争对手随后向新医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优秀的外科医生会根据自己的优秀判断力，避开任何有可能会检验自己优秀能力的状况。”也就是说，他会避免疑难病例，以维持自己的成功率。这是经典的“抹奶油”策略，也就是避免有可能对人的测量绩效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病例。这种策略的代价是，手术失败风险较高的患者，因为得不到手术治疗，几乎肯定会死。
    《妇产科医生》是一部医学剧集，但现实世界里充斥着它描绘的现象。举例来说，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外科医生是按成功率来接受评级或获得报酬的，一些医生就会拒绝对病情较复杂或病情严重的患者施术。排除更困难的病例(因为它们存在结果不佳的可能性)，提高了外科医生的成功率，也就提高了他们的指标、名声和报酬。当然，这么做的代价是，牺牲了被拒做手术的患者的性命。但这些死亡并未体现在指标里。
    我们会看到，操纵指标的现象发生在每一个领域：警务，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医疗，非营利组织，当然还有企业。采用绩效指标作为奖惩基础，会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操纵指标只是其中之一。有些事物可以测量，有些事物值得测量。但能被测量的东西，不见得总是值得测量；得到测量的东西，跟我们真正想知道……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关注到商学院本身的知识史，以及商学院所授课程更广泛的影响。这些见解促使我对管理领域不断变化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展开了更广泛的研究。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chrianWooldridge)的《巫医》(The Witch Doctors，不过，本书的第二版改了个更中性的名字，叫《管理大师》[Masters of Management])，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领域有时可疑的特质。
    我开始翻阅大量的学术文献，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公共行政学和组织行为学。关于现实世界中教师、教授、医生和警察实际行为的社会科学研究，我做了大范围的援引。
    在翻检各个领域的相关主题学术文献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不光各学科彼此隔离，学术研究和现实实践之间也有着巨大的鸿沟。比方说，我发现，近年来论述激励和动机的经济学文献，其实就是心理学家的旧发现的一种形式化。然而，具有判断力的管理者，早就熟知了心理学家发现的大部分内容。不过，虽然就为测量绩效所付出的代价而言，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为数不少的学术文献，都对其前提和效力提出了质疑，但它们似乎并未有效阻止指标固恋的扩散。
    这就是我撰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没有讲太多全新的内容——它建立在综合研究之上，建立在来自其他许多作者的见解之上。与“指标固恋”(这是我自创的说法)相关的许多功能障碍，早就有学者对一个领域又一个领域——教育、医学、警务、利润导向型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做过记录，进行过分析。一些组织行为的研究工作者，对成功与功能障碍的一些更普遍模式做过分析，只不过，他们的论述，发表在一些相当专业的渠道。但把所有这些资料放到一起，让在这些机构里工作和做指导的人(从决定教育及医疗系统命运的政治家，到企业董事会成员，到大学及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人员，再到系主任这类苦工)全都能接触到，这样的工作还没有人做过。本书是为了这些人而写。更广泛地说，只要有人想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当代组织运作得不够好，它们不光打击组织内员工的积极性，还削弱生产力，就不妨看看这本书。
    尽管本书论点的主旨与许多当代机制的既有智慧相悖，但我的目标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提炼智慧的精华。要是读者希望把本书的论点放到一些现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大概会感到失望，因为它不仅来自多个学科，还来自多种政治倾向。任何能找到证据和见解的地方，我都不愿放过。我希望，读者们在阅读本书时，也能秉持同样开放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