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政治进入新的演变周期，未来走向何方还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要重新认识美国。
    《重新认识美国》从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对美国近年的发展变迁进行了剖析，为读者全面客观了解当今美国提供了良好视角。
    中国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心头大患”。美国政府除了对中国进行霸道的经济制裁外，还企图将近期的疫情责任“甩锅”给中国。《重新认识美国》这本书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叙述分析，富有历史纵深感，对读者进一步认清中美关系实质大有裨益，建议每一位读者都认真阅读。

内容提要

  

    《重新认识美国》介绍了美国自特朗普上台后，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变”与“不变”。从“政治正确”到重利务实，从“不可或缺的国家”到“让美国再次伟大”，从全球化引领者到保护主义急先锋，从维持绝对优势转向有限收缩应对大国战略竞争……

第一章  政治：变色还是变乱
  第一节  政治僵局：风暴前夜
  第二节  特朗普当选：暗流涌动
  第三节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第四节  丑闻缠身：“革命者”的至暗时刻
  第五节  政治狙击：权力游戏与政治算计
  第六节  特朗普时代
小结  从“美国梦”到“革命”
第二章  外交：重塑还是回归
  第一节  外交转向：平衡的困境
  第二节  外交革命：特朗普“翻筋斗”
  第三节  朝核外交：福音还是诅咒
  第四节  同盟外交：特朗普式交易
  第五节  中美外交：回不到从前
小结  霸权两难：重塑乏力，收缩不甘
第三章  经济：让美国再次强大
  第一节  相对衰落：全球经济格局之变
  第二节  重塑经济：“破坏性建设”
  第三节  权力博弈：自由贸易的未来
小结  历史没有必然
第四章  军事：拒绝衰落
  第一节  霸权支柱：全球军事基地网
  第二节  量入为出：金融危机后的调整
  第三节  重整雄风：特朗普“两手抓”
小结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第五章  社会：“熔炉”的危机
  第一节  美国瘸了：社会问题一箩筐
  第二节  特朗普式偏执：美国社会的镜像
  第三节  美式民粹：危机的表征
小结  涅檠重生？

前言

  

    在一个急需秩序的时代，全球秩序的维护者放弃了它的责任，转而攻击现有秩序。
    在一个急需合作的时代，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拒绝合作，“美国优先”，所有被认为从与其双边关系中获利的国家都可能成为打击对象，所有被认为不符合其当下利益或未满足其政治诉求的多边关系，都可能被退出。
    在一个急需对抗瘟疫、挽救生命的紧急时刻，非理性的国际政治却操控了一切，美国一直在“甩锅”，而不是承担责任。
    这是当今世界局势的现实，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头号科技和军事强国。
    美国确实是“关键”。事实上，当前国际政治关系中呈现的种种恶果，美国至少是主动的。这些坏的局面不一定甚至不可能符合它的根本利益，但在党派政治左右下，这一切的确发生了。
    美国的党派政治，曾经是民主的典范。但正如本书中所说，民主未必是民粹的对立面，民粹很可能是民主的投射。特朗普不会成为伟大的总统，但他将成为美国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折的标志性符号。他把美国特朗普化，让以理性的妥协为主要特征的“山巅之城”荣光不再；他的种族主义价值观激化了弗洛伊德事件，也让许多人的“美国梦”破灭。
    倘若“美国优先”无法挽回地“一条道走到黑”，现有秩序很可能被瓦解，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应该在尽可能冷静理性的轨道上，扩展合作的可能性，寻找和平地重塑秩序与格局的方向。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都不能把当前险恶的世界局势仅仅视为他人的作品，而与自身无关；应该对起因有责任意识，也应该对未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特朗普不可预测，但他的任期终究有限。重要的问题是，特朗普化的美国，即便发生权力交接，这一趋势也可能无法回头。这意味着，全世界都有必要做好长期与“特朗普式的美国”打交道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准备。
    中国在其中首当其冲，尽管这并非我们所愿，但中国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所要承受的压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把当前的中美关系形容为“比自由落体还糟糕”。这个形容可能并不过分知但他所指的远远不是最糟糕的状态，最坏的结果可能还没有到来。
    在奥巴马任职期间，中美之间曾就“新型大国关系”达至一定程度的共识，“新型大国关系”的反面或者说它试图避免的后果，是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不认为中美关系必然会坠人“修昔底德陷阱”，但以目前之情势观之，问题已不在于如何避免，而在于如何防止进一步恶化。从长时期看，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并不悲观，但我们仍必须严肃面对当下的严峻态势。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斯巴达在衰落，而雅典在崛起，导致了双方的冲突。艾利森认为，导致冲突的原因包括国家利益、恐惧和荣誉。
    国家利益是最常规的因素，也最好理解，身处同一个国际权力结构之中。两强之间从来无法实现利益上的完全一致。
    而恐惧则主要针对双方中的衰落霸权——就斯巴达而言，它有强烈的危机感，并且还有能力做最后的遏制努力。
    对捍卫荣誉的强烈需求是斯巴达和雅典双方皆有的，雅典是主动方，它除了采取行动实质性消解斯巴达的影响力之外，还因为对自身力量的自信而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政治外交攻势。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是对历史规律的形象表述，也是对人性中最古老的一面的修辞，“修昔底德陷阱”实质上是对原始时代不同群体之间的领地冲突的继承与放大。尽管历史事件总是给人们以强烈的“既视感”，但它永远不是简单的重复。
    就当前中美关系而言，它和“雅典一斯巴达”关系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并未采取主动的攻势，中国无意取代美国，也无意谋求霸权，而只希望在持续的合作中各得其所。如果权力地位的此消彼长不可避免，那最理想的结果是在和平合作中自发生成。这是中美关系与传统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模式最重要的区别。
    也正因如此，中国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可以在双方达成战略共识之后得到有效管控的。理性的美国政府，同样会倾向于合作管控危机，在和平发展中寻求保卫自身地位的机会，因为今天的战争后果是谁也不能承受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持久而惨烈，但毕竟是冷兵器战争。在中国古代，春秋争霸，其实也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频繁重演，但同样，冷兵器战争的后果是有限的。而今天，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一因素也会制约双方冲突的程度，有限冲突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寻求政治解决的筹码。
    所以，即便特朗普政府在对衰落的恐惧、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选举政治的支配下，成为“情绪战胜理智”的一届美国政府，但对底线的认知依然还是清晰的。只要底线依然能发生效力，共识就还有可能存在。
    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是全球化时代，美国不是全世界，在美国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在这样一个剧变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美国的传统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一方面不愿意在中美冲突中遭受附带伤害，另一方面它们自身也面临着“美国优先”制造的损失和困难，这个阵营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铁板二块。在西方世界之外，中国与许多国家和地区保持了良好关系，并且还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前景。这也是我们应当保持战略定力的理由。
    保持战略定力，必须防止情绪影响决策。
    民意是决策的重要参考，但一个理性的政府，必须防止民间偏激情绪向决策领域过度蔓延。特朗普政府的刹车机制和刹车意愿都在持续趋弱，但中国政府有传统也有能力来保持决策的独立性不受干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既要充分重视和预防民间偏激情绪影响决策，又要注意到民间偏激情绪并不代表决策。
    从国内看，就当下而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对己方力量的过度自信，在军事、贸易、科技等方方面面，都盲目地认为中国必然胜出；二是消极对待开放，以为发展起来的中国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
    政府决策和民间偏激情绪之间保持合理而必要的距离，战略决策的弹性空间就更大。情绪会让人犯错，而在情绪支配下所犯的错，往往缺少回旋余地。因而保持战略定力，也就要求我们坚持给战略决策留足弹性，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不犯大的错误。所谓“办好自己的事情”，一个题中之义就是少犯小错，不犯大错，及时纠错。
    从更宏大的国际视野来看，在大变局中，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
    如郑永年教授所说，非西方国家从来没有领导过世界，即使其他国家接受了中国的领导角色，如果没有西方世界的接受，中国也很难领导世界。所以，中国不必纠结于他人的眼光，而要与时俱进，久久为功，持续地向周边国家乃至全球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天然带有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今天的中国，与之前崛起的西方大国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只要中国保持定力、坚定自己的战略方向，完全可以避免类似于以大国间战争的形式进行的权力转移。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长期执政的逻辑，非常关键的就是理想与信念、初心与使命。
    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数十年发展过程中、无数次严峻考验中所呈现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是充满好奇的，这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无法解释的现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与信念、初心与使命，这些因素都不在也无法包含在相关分析模型的变量设置当中。而恰恰这些因素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它们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语言，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与社会共享的心理基础，来自历史使命，来自共同体意识，也来自文化深层。
    政治是分层次的，如果不能从中国的长历史进程中认识到这一最基础层次，或者把这一最基础层次和其他技术性层次混合讨论，那就无法认知，也无法决策，这是美国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困惑之由。
    理想与信念、初心与使命从基础建构的角度赋予了中国政治社会稳定性，但它持续生效的前提是，我们在更加技术性的层次上的作为必须能回应这一基础建构。
    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化，中国必须坚定自信，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加快改革步伐，以开放的姿态发展，以谦虚的态度续航，努力构建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目标的现代制度文明。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时间在中国一边”的总体趋势就不会翻转。
    李桂文
    2020年6月18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