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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第二部节节败退1943年失败的战争)

  • 定价: ¥119.8
  • ISBN:9787559449498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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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江苏文艺
  • 页数:362页
  • 作者:(意)罗伯特·M.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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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01 第1版
  • 2020-07-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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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审视德军高层决策过程的戏剧性】
    对于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德军的指挥官们为什么还在坚持?奇蒂诺通过他备受推崇的敏锐分析,描画出严峻的德国军官团群像,纠正了长期以来将每一处决策错误都归咎于希特勒的倾向。奇蒂诺指出,希特勒做出的每一个有缺陷的决定,都在陆军军官团中拥有强而有力的支持者,这些决定包括守卫突尼斯、进攻库尔斯克后又停止、放弃西西里岛,以及举起意大利这双“靴子”砸向自己的脚趾。这些由生动段子构成的快节奏描述,在有史实依据的基础上,保留了阅读的趣味性,使个性分明的人物跃然纸上。
    【评析困难层出不穷的战场形势】
    在历史上一直围绕运动战建设的德国国防军突然意识到自己被拖入防御战,它会如何应对?德军的指挥官们已经和英军打了三年多,和苏军打了一年半,对这两个对手的习惯和套路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他们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新敌人——美国军队?当时的美军拥有深不可测的资源底蕴、崇尚火力的作战学说以及国防军无法企及的机械化水平,是德国国防军未领教过且实力不相上下的劲敌,德军又将如何应对这个战场上的新挑战?奇蒂诺从每个作战国家的角度审视这些交战,娴熟地确立起各条战线间的互动关系。

内容提要

  

    《国防军(第二部节节败退1943年失败的战争)》是“国防军”系列的第二本,本书以生动、细致的方式记录了1943年中的重要战役——盟军在北非登陆、冯·曼施泰因将军在哈尔科夫前线组织的大反攻、德军在卡塞林山口的进攻、坦克和军队在库尔斯克展开的史诗级战斗、苏军在奥雷尔和别尔哥罗德进行的反击,以及盟军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等等。通过这些事件,奇蒂诺揭示了德国国防军这个为暴力侵略而配置的军事机构如何在局势逆转时做出反应;在1943年,他们明明拼命地防御着,为何处境却愈发糟糕;在物资与人力方面皆占优势的盟军,为何也没能在1943年取得更大的战果。奇蒂诺熟练运用他那备受推崇的敏锐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国防军这支精锐的部队是如何在劣势下作战的,希特勒的军官团在与英、苏军队展开过残酷对抗之后,又会如何看待新参战的美国军队。

媒体推荐

    这位学者追溯了德国战争的独*方式,并得出了一个经过仔细研究的清晰结论,解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战斗方式的发展以及其灾难性的结束过程。
    ——格哈德·L.温伯格(Gerhard L. Weinberg),著有《武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历史》(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这是一部杰作。奇蒂诺的研究无可挑剔且文笔精湛,挑战了许多传统观念,迫使读者思考和反省。
    ——斯蒂芬·弗里茨(Stephen G. Fritz),著有《前线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人》(Frontsoldaten: The German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奇蒂诺对每场会战都表达了自己有趣而新颖的观点。本书不仅在学者眼中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对普通读者也有莫大的吸引力。
    ——埃文·莫兹利(Evan Mawdsley),著有《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World War II: A New History)和《东线雷霆:苏德战争1941—1945》(Thunder in the East: The Nazi-Soviet War, 1941-1945)
    本书是奇蒂诺的《国防军:第一部.折戟沉沙,1942年德军历次战役》的精彩续作,这两部作品对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机器进行了必要且令人信服的评估。
    ——戴维·M.格兰茨(David M. Glantz),著有《斯大林格勒三部曲》(The Stalingrad Trilogy)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最后的胜利?争夺突尼斯
第二章  曼斯坦因、哈尔科夫之战与指挥的局限性
第三章  战斗力量的局限性:1943年,突尼斯的胜利与惨败
第四章  库尔斯克之战省思
第五章  击破轴心:雪橇犬行动与西西里战役
第六章  曼斯坦因的战争:1943年7—12月,东线的运动战
第七章  凯塞林的战争:1943年,意大利
结语:打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
参考资料

前言

  

    简介:德式兵法
    想象一下这个德国军事史上的著名场面吧——时间是1942年11月,一场大规模战争正打得激烈,而种种迹象都表明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将军在他的写字台边坐下,提笔准备写字。这一天过得很糟糕,说实话,此时他心烦意乱,很难集中精力。最近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且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也开始受到影响了。他甚至得了面肌抽搐的毛病。为了掩饰这个毛病他已经竭尽全力,他手下的参谋们也尽量不去注意它。
    “真是难熬的一天。”他心想。他不敢确定“难熬”这个词是否能充分概括现况。前线又传来一些坏消息:胡贝图斯行动(Operation Hubertus)已经彻底失败,该行动是对这座城市北部地区的最后突击,也是他的最后一搏——但却并没有多大力度。他在进攻开始前花了几个星期设法搜罗足够的步兵,但还是没能如愿。到头来,他只能主要依靠战斗工兵。从战后的报告来看,他们干得还不坏——他们能够把各种东西炸上天,当然这是他们的特长,至于火力和机动?那就不太行了。他们已经接近了河岸——事实上,只差几百米而已。
    但是还不够近。将军试图集中思绪。胡贝图斯行动的失败只是他面对的难题中最小的一个。从前线传来的这个坏消息是他可以对付的。但难办的是在他后方发生的问题。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论那件事。以前可有哪支德国军队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扫了一眼态势地图,期望它多少会有点改变,但结果令他失望——它还是在诉说着同一个可怕的事实:在这座城市的南北两侧出现了硕大的红色箭头,这是苏军的大规模攻势,其前锋由大量坦克组成。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他的情报军官还曾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苏军不可能拿出这么多坦克。但最近几天,这些坦克已经深深楔入了他的侧翼和后方。那里有谁能阻止它们?将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高兴不起来。
    就在刚才,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的深远后方,苏军的钳形攻势已经在顿河(Don)边的小城卡拉奇(Kalach)合拢。
    Kesselschlacht,每个德国指挥官都认识这个术语:它的意思是包围战,通俗解释是“大锅战”。将军和军官团的其他任何成员一样,对这个词所代表的历史了如指掌。它是德国军队花了几个世纪完善的一种战争方式,在莱比锡(Leipzig)、柯尼希格雷茨(K?niggr?tz)、坦嫩贝格(Tannenberg)和1940年的佛兰德斯攻势、巴巴罗萨行动中的开局阶段都曾大放异彩。这种战法在奏效时可以将敌人全军包围,抓获数以十万计的俘虏。
    然而此刻身陷重围的是谁?将军身处敌国1600千米纵深的腹地,他的部队与敌军僵持不下,已经彻底陷在这座城市中。他麾下的坦克在巷战中几乎是百无一用。他甚至已经遣走了他的骡马运输队——他需要喂饱的肚子实在太多了。既然完成不了任务,那还要这支运输队有什么用呢?他想起了另一个术语:Bewegungskrieg,意思是“,即使面对盟军的巨大物质优势也能稳住阵脚。到了1943年年底,同盟国军队将会陷入距离罗马尚有一定距离的泥潭中动弹不得,为了摆脱窘境而苦思对策。他们将在1944年1月,在一个名叫安齐奥(Anzio)的地方找到答案。
    从这些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场全球战争中各条战线之间的绝对关联性——门户之见依然是历史学家在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易犯的职业病欧洲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研究者老死不相往来,而在欧洲战区内部,又分成东线派与西线派。事实上,战争史应该尽可能将各条战线的情况综合起来,在尝试分析“中欧强国”(Macht in der Mitte,即德国)的行为时更应如此。孙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德军的策划人员可能每天都要同时处理这几件事:研究苏联纵深腹地的装甲作战,设法判明盟军登陆舰队的目的地,以及决定日渐稀缺的资源和增援部队的去向。他们在有些日子里处理得比较好,但在另一些日子里,他们肯定宁可闷头睡觉,把烦心事全都忘掉。
    和我的所有作品一样,《国防军:第二部·节节败退,1943年失败的战争》将会尽量不去批评历史人物的过失。它将避免按照“良将一庸将”的思路来写军事史,这种思路假设战场上的每一个问题都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并把胜利归功于找到了正确答案的指挥官。现代战争实在太过复杂,我们不能像做判断题一样对它评头论足,而且再怎么说,单单解释历史人物实际行动的原因就已经足够复杂了,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评判。同样,本书也不会试图描述德军可以如何赢得战争,如何靠实施这样或那样的精妙作战机动,或者避免这个或那个错误来扭转乾坤——这也许是一种有趣的智力练习,也许颇能取悦读者,但不是我要在本书中做的事。
    事实上,我将尝试回答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例如,一个在历史上一直围绕运动战——强烈的进攻精神,坚决的突击,机动灵活的进攻作战——建设的军事团体突然意外地发现自己被拖入了防御战,它会如何应对?德军指挥官们如何看待他们最新的敌人——美国军队?他们已经和英军打了三年多,和苏军打了一年半,对这两个对手的习惯套路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而美军拥有几乎深不可测的资源底蕴、崇尚火力的作战学说以及国防军无法企及的机械化水平,是他们从未领教过的对手。德军将如何应对战场上的这个新挑战?最后,既然同盟国在1943年的大部分时间掌握着主动权(das Gesetz des Handelns),可以自由选择在何时何地发动进攻,那么《国防军:第二部·节节败退,1943年失败的战争》也会详细分析它们的作战行动。在本书的前几章,这一重点会显得特别突出,我将详述德国的新敌人——美国陆军的首次亮相。刚刚登场的美国陆军还显得很笨拙,没有充分适应作战,但却有着充足的武器和装备,它在很多方面可以代表1943年的战事,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分析。随着整个大同盟在欧洲战场大打出手,德国人事实上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是,既然已经拥有了可观的物力和人力优势,为什么同盟国还是没能在1943年取得更具决定性的战果呢?运动战”,运用快速的机动和大胆的攻击,始终着眼于打击敌军侧翼和后方。但他随即又摇了摇头——这种战法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的集团军在最近这一个月里基本上寸步未动。
    过往几天曾数度燃起、数度熄灭的怒火又冒了上来。这几个星期他一直在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诉苦,抱怨自己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因为在城市南北两面岌岌可危的超长侧翼只能靠罗马尼亚军队来把守。而这些盟军却派不上多大用场——他们训练不足、装备不足、热情不足,且置身于完全无险可守的开阔平原上。好吧,将军心想,至少现在谁都不需要再为罗马尼亚人操心了——如这个问题已然解决——他们在苏军发起进攻后就灰飞烟灭了。
    所以现在一切都搞砸了。在他意识里似乎已经能听见后方指挥部里那些人的议论。不是每个人都乐于看到他就任部队主官的——“没有经验。”他们是这么说的。“没有闯劲。”其中有些人还会补充一句,“没有家庭。”将军怨愤地想道,要是冯·赖歇瑙(von Reichenau)还活着,那么此刻坐在这里的就是他,盯着同一幅无情的地图,面对同样绝望的形势。“我倒想知道这时候他的家庭关系能不能帮他的忙。”将军喃喃自语。
    他低头瞥了一眼自己的写字台面。在今天的各种坏消息下面埋着一封电报,发报者就是把大家送到这里来的那个人。这封电报是他在五天前收到的,但此时看来却像是过了五年。他抽出电报又读了一遍。电文用空洞的辞藻勉励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再次做出重大努力,号召他们拿出干劲和“勇气”(Schneid)。“真是一派胡言。”当时将军带着这样的想法,奉命在所有团级以上的德军指挥官面前宣读这封电报。他看到了其中某些人的反应,看出了他们的疑惑。其他人则全盘接受了这些内容。“就连我也不例外。”他回忆道。将军暂时闭上了双眼,想要集中注意力。他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有时希特勒似乎……很疯狂,精神不正常。
    时间是1942年11月22日,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General Friedrich Paulus)的心情很不好。但是他还需要起草一封电报,无论战事如何,他都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军官。
    他深吸一口气,终于开始奋笔疾书:“集团军已经被包围(Armee eingeschlossen)……”
    对德国军队(国防军)来说,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并非只是一场单纯的失败。它标志着一种传承几个世纪的军事文化(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兵法”)撞上了20世纪工业化战争的现实南墙。这种兵法起源于近300年前的普鲁士王国,正是它在统一战争期间缔造了所谓的“第二帝国”并为其维系了数十年的气运。它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溃,但是却在间战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年凤凰涅槃,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出色的效果。然而等到保卢斯将军在斯大林格勒坐下起草电文的时候,它却证明自己成了明日黄花。事实上,在这场德国冒险挑起并引爆的世界大战背景下,它能够让人感受到淡淡的思古幽情。换言之,它几乎成了一件“古董”。
    德国军官们把自己打仗的方法称作Bewegungskrieg,也就是战役层面上的运动战。它发端于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统治下的勃兰登堡公国,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统治期间(1740—1786年)迎来第一次繁荣,被卡尔·戈特利布·冯·克劳塞维茨(Karl Gottlieb von Clausewitz)赋予哲理基础,又于统一战争期间在赫尔穆特·冯·毛奇元帅(Field Marshal Helmuth von Moltke)手中得到第二次繁荣,发展为使一个资源相对贫瘠的小国在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法宝。由于国家地处北德平原上的四战之地,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易于防御的边境,又被各路现成的和潜在的敌人所环绕,普鲁士—德意志的参谋人员及部队主官们都将这样一条原则奉为圭臬:他们不可能打赢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在这样的较量中,人数、资源和工业能力的天平一定会向他们的敌人那边倾斜。因此,消耗战只不过是“缓慢地失败”的代名词。德国应该打的只能是短暂而激烈的战争——用腓特烈大帝的话来说就是短促而活跃(Kurtz und vives)——这种战争的特点是其中的战役节奏很快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部队在开战后的几个星期内就找到敌军主力,将其围困于一地,然后聚而歼之。
    运动战是针对这一战略问题的解决之道。虽然被释义为“运动战”或“机动战”,它却和单纯的机动能力或更快的行军速度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普鲁士—德意志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往往与他们面对的敌人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因此在单纯的机动能力上想有任何优势都是很困难的。这种战争方式并非只着眼于战术机动能力,它强调的是大规模(如今我们可以称之为“战役层面”)部队(也就是师级、军级和集团军级部队)的机动。目标是让这些大部队在战争初期(比如说几个星期之内)就通过机动对敌军主力进行有力的,甚至可能是歼灭性的打击。
    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并不是将部队集中到某个集结地,然后发动正面突击来压倒敌人。事实上,运动战的基本理念就是德国永远打不起代价如此高昂的战争。德国指挥官应该巧妙地策划战役,从而有力地打击敌军的一个或两个侧翼,可能的话甚至应该打击敌军后方。这些机动的目的并非只是包围敌方军队,迫使其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而是使德军部队能够对敌人实施“向心作战”——从四面八方同时发起进攻。德军用来描述此类情境的术语是Kesselschlacht,字面意思是“大锅战”,但我们也许可以将它译作含义更广的“包围战”或“围歼战”。
    所有这一切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敌方军队很少会坐等对手包围自己。德国人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发现要实施运动战就必须满足某些要求。首先要有灵活的指挥形式,使下级指挥官掌握很大的主动权。如今在西方,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任务式策略”(Auftragstaktik)挂在嘴上:上级指挥官给下级指挥官交代一个大体的任务(Auftrag)。它应该是简明扼要的,而且应该尽可能采用口头而非书面形式传达。它可以简单到只是对远方的某处地形指一下。在命令下达之后,下级指挥官就要自主构思完成任务的手段和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更认真地研究一下历史记录,就会注意到德国人自己似乎很少使用“任务式策略”这个术语。对他们来说,更准确的说法是“下级指挥官的独立性”(Selbst?ndigkeit der Unterführer),也就是说,战场上的军官在制定机动计划和作战路线方面拥有几乎完全的自由。
    现代的分析家显然会对这种体制提出反对意见——它很容易蜕变为人人各行其是、各自为战的情况,而不是产生出协调一致的作战计划——就其本身而言,这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在普鲁士—德意志的军事编年史中,确实涌现出了一些古往今来最杰出、最成功的指挥官——例如格奥尔格·冯·德弗林格(Georg von Derfflinger)、腓特烈大帝、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塞德利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Seydlitz)、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毛奇、施利芬(Schlieffen)、古德里安(Guderian)和曼斯坦因(Manstein)。但是我们也要实话实说:这部历史里也有爱德华·冯·弗利斯(Eduard von Flies)这样的二流将领,他在朗根萨尔察之战中愚蠢地进攻一支兵力比他大一倍的汉诺威军队,并在此过程中基本上毁掉了他自己的部队,即使他不打这一仗,汉诺威军队也会因情势所迫和历史上一样在三天后投降;卡尔·冯·施泰因梅茨(Karl von Steinmetz)在普法战争初期的轻率行动几乎使毛奇精心制定的机动方案彻底破产;还有可能是最经典的例子,1914年东普鲁士会战中第1军的军长赫尔曼·冯·弗朗索瓦(Hermann von Fran?ois)不仅把自己的军直接开到正在进攻的俄国第1集团军面前,而且使俄国人察觉了德方精心布置的集团军级伏击,并间接导致他的顶头上司——德国第8集团军的司令马克斯·冯·普利特维茨将军(General Max von Prittwitz)出现了类似于精神崩溃的症状。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传统中某些将领指挥水平低劣的毛病,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治。但是,有两个因素有助于防止任务式策略(Auftragstaktik)崩解为一团乱麻。第一个因素是德国军官共有的在任何情况下都积极进取的传统。一个军官有没有军事天才并不重要;他要做的就是向着传来枪炮声的地方前进,而这个军官通常都会这么做。几乎在普鲁士和德国经历过的所有战争中,作战方法都谈不上多么复杂:无非就是找到敌军,尤其是他们脆弱的侧翼和后方,然后向其发起非常凶猛的进攻。在普鲁士传统中,部队主官把率先发起进攻视作莫大的荣誉,因此不仅会向敌人炫耀,还经常向他们的军官同僚炫耀。“普鲁士军队永远都在进攻。”腓特烈大帝曾作如是说。作为一条普遍的军事行动原则,这种做法当然是有缺陷的,但是在一个本来就很松散的指挥体系中,它却能产生合理的协同效果。
    缓解任务式策略(Auftragstaktik)的混乱影响的第二个因素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参谋制度,按照这套制度,每一个战役级别的战地指挥官(师级和师级以上)都配有一个参谋长作为首席军事顾问。这些参谋长是军中的知识精英和智囊团。他们都是从同样的学校(尤其是柏林军事学院)毕业的,具备同样的军事见解,在分析同样的战场局势时往往会提出惊人相似的建议。虽然指挥官仍然要为战斗的结果负最终责任,但是其中的佼佼者都会认真听取参谋长的意见。
    让智者(参谋军官)来辅佐勇者(指挥官):这就是德国人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秘方。虽然我们当代人倾向于对前者持更为正面的看法,但德国军官们却不一定抱有和我们一样的偏见。那些胆大包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发动进攻,而且敢于挑战上级权威的指挥官非但不会遭到同僚责难,反而往往能赢得他们的赞赏。自1914年以来,军事史家所写的关于坦嫩贝格会战的书籍中充斥着对弗朗索瓦将军的冲动之举的批评,然而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军人却从未有过这种意见。施泰因梅茨、弗利斯和以上提到的其他所有人或许也是如此。在敌我兵力对比为2∶1的情况下发起正面进攻通常不是好主意。但是在1866年7月,普鲁士第1集团军司令“红亲王”腓特烈·卡尔(Friedrich Karl)就是以这样的进攻打响了柯尼希格雷茨之战。他在这一过程中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在计算胜率后做出合理的选择,而是因为他无视数学计算,采取了顺应本能的行动。老毛奇或许是那支军队的大脑——这一点有谁能怀疑?——但红亲王就是它的心脏,而且在许多同僚眼中,他才是柯尼希格雷茨的真正胜利者。“只要你不觉得自己会失败,你就永远不会输掉战斗,”他曾这样描写后来令他遇到棘手情况的一场战役,“而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对于红亲王,以及几个世纪以来的众多普鲁士军官而言,战斗无非就是意志的较量。至于更为理性的算计,比方说协调目的与手段——那是别人的事。
    ……
    ……
    最后,我们将再做一次地中海之行。英美联军在西西里战役之后将发起整场战争中最具争议的战役之一,特别是美国历史学家,至今还在为它争论不休。盟军将登陆意大利的战役[三场代号分别为“湾城”(Baytown)、“闹剧”(Slapstick)和“雪崩”(Avalanche)的作战行动]安排在意大利投降之际,希望至少能利用政局的变化快速占领意大利南部。他们得到的结果却与设想大相径庭:德军以一次怏如闪电的作战行动解除了昔日盟友的武装,并几乎占领了意大利全境[“轴心行动”(Operation Axis)];马克·克拉克将军(General Mark w.Clark)指挥的美国第五集团军在萨勒诺(Salemo)海滩上的血战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之后就是盟军在这个地形狭窄、重峦叠嶂、天然易守难攻的半岛艰难推进。他们先是遇到了被德军称为冬季防线(Winterstellung)的坚固阵地,接着又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以南的古斯塔夫防线(Gustav Line)前寸步难行。关于这场战役的文献往往将德军形容为防守战的大师,尽管不同著作的说法略有差异。无论如何,德军在防守战中打得十分出色

后记

  

    打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
    据说时运决定着一切。
    而这,也就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没有对1943年投以很多关注的原因。它被夹在充满戏剧性的1942年和1944年之间,成为了“被遗忘的一年”(das vergessene Kriegsiahre),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当然,前一年国防军有重兵集团在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被歼灭。后一年有伟大的诺曼底D日登陆——至少美国人始终认为这是那一年的主要事件。而对东线战史的发烧友来说,1944年将永远是“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之年,这次行动是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的大规模攻势,是“德国军事史上最惨痛的失败”。它粉碎的不仅是一个野战集团军,还有整个中央集团军群,至今仍是陆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相比之下,1943年就没有什么可以被视作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了。虽然这一年高潮迭起,德军损失惨重,但所有的决定都是早已定下的。西方同盟国这一年始终在地中海一带缓慢推进:突尼斯、西西里和意大利。在东线,德军在库尔斯克发动的攻势(城堡行动)以失败告终。这一战曾在西方默默无闻,虽然在战后年代里一度引发了人们的巨大兴趣,被宣传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坦克战,但如今历史学家又降低了库尔斯克之战的地位,尝试把它从1941一1942年的全面战略突破贬低为一次破坏性作战,认为德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消灭苏联红军在中央战线集结的兵力并保住自己在东线的主动权。
    当然,对德国人来说1942年是形势全面恶化的一年。在海上,盟军似乎终于遏制住了德军u艇的威胁。“黑5月”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月份,这个月里盟军改进后的护航船队战术使至少4l艘德国潜艇沉入了海底,约占德军可作战潜艇总数的25%。在空中,随着盟军航空力量在7月发动“蛾摩拉行动”(Operation Gomoixah),对汉堡(Hamburg)实施一个星期的密集空袭,德国人民对即将降临的恐怖灾难有了初步体验。空袭造成的火焰风暴焚毁了这座大都市,使4’7000人死于非命——这还是尚处于初创时期的战略轰炸所造成的结果。汉堡是第一座毁于盟军战略空袭的城市,但绝不是最后一座。 虽然这些事件都很严重,但历史上德国的战略从未以制空权或制海权为核心。这“世界的权柄”(Griff nach der Weltmacht)从一开始就是掌握在德国陆军手中的——它在1939一1941年所向无敌,而194l一1942年却在苏联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到了1943年,它已经深深陷入了失败的深渊。德国陆军的特色依然是“战斗力量”(Kampfkraft),是勇猛的部队主官、合理的军事学说与士气高昂的士兵的组合,而且依然令它的敌人感到头疼。。西方盟军在卡塞林、在西西里登陆的头几个小时以及萨勒诺雪崩行动的头几天都得到过一些惨痛的教训。同样,在东线,1943年年初埃里希·冯·曼斯坦因元帅在哈尔科夫的反击也展现了国防军传统战法的威力。而且,即使当这支军队在库尔斯克受挫时,它也还能显示出一些生气。帕维尔·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的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卡留下的残骸足以证明这一点。 不过,在战争中打得再漂亮也和胜负无关,国防军在1943年的全部努力换来的只是一场接一场的失败。突尼斯、西西里、意大利、库尔斯克、奥廖尔、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和第聂伯河:这里有一连串伤亡数百万人、损失无数装备却无济于事的记录。在战斗过程中,国防军显得越来越孤立。首先,它在东线失去了所有盟友的军队——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德国总司令部还没有看清现实,可这些盟友却已经开始看到了。祸不单行的是,在突尼斯、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败仗摧毁了轴心国联盟,迫使意大利退出了战争。在失去盟友之后,德国微不足道的海军力量也被粉碎,而它那曾经不可一世的空军也越来越不是敌军的对手,陆军(Landheer)此时只能凭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的敌人。 只是,让我们再深入地思考一下1943年在德国军人眼中是什么样的形势吧。他们都知道自己遭遇了一场风暴——可怕的风暴。这一年开始时,德军的许多部队正在逃命:第1装甲集团军在逃离高加索,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团军在逃离阿拉曼。第三支部队(第6集团军)则无法逃跑,它已经在斯大林格勒陷入了死地。当然,最终德国人失去了第6集团军,但另两个集团军却渡过了各自的危机。等到1942—1943年的冬季结束时,德军已经重新建立起了一条像样的战线,甚至夺回了哈尔科夫——与几个月前的形势地图相比,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红军发起的大规模反攻给德军造成了巨大损失,迫使德国人再次后撤,这次德军一路退过了第聂伯河。苏联红军在一系列战役中痛击了国防军,德国人发现自己已经不可能守住这条大河沿岸的阵地。尽管如此,苏联红军渡过第聂伯河建立的桥头堡却经历了持续到年底的激战,南方集团军群的几个装甲师对它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拼死反击:10月3日到8日攻击了苏联红军在切尔诺贝利(Chernobyl)的桥头堡,10月23日到28日攻击了克里沃罗格(Krivoi Rog)桥头堡,而11月到12月对基辅外围桥头堡的攻击尤其猛烈。虽然这些反击远不足以将苏联红军赶回第聂伯河对岸,但它们全都收复了先前丢失的一些阵地,并给此时扩张过度的苏联红军部队造成了巨大伤亡。同样,在中央集团军群地段,12月由两个装甲师联合发动的反击——“尼古劳斯行动”(Operation Nikolaus)成功地在第聂伯河以西第9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交界处恢复了连续的战线,封闭了这两个集团军之间敞开数月之久的战役空隙。 虽然从长远来看局势恶劣,但国防军当前正在给苏联红军造成相当沉重的打击。例如,在将德军赶过第聂伯河的过程中,苏联红军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至少伤亡了701474人。如果再算上德军针对各桥头堡的反击战,那么苏联红军的伤亡总数将上升到1687164人,其中战死者在40万人以上。我们往往会忘记的一个事实是,即便是苏联,也没有无限的资源。到了1943年12月中旬,苏联红军已经暂时停止了进攻,德军恢复了他们的战线,战局似乎已经稳定下来。苏联红军完成了一次经典的大进军,第一次打出了真正的大纵深战役,但是要从第聂伯河打到柏林依然任重道远。 …… 虽然这场战争败局已定,但这些军官们却依然对纳粹政权忠心耿耿,执意战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签下了一纸死刑执行令,受刑者不仅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和平民,也包括他们自身所属的阶层。1943年的历次战役标志着欧洲政治舞台上演出时间最长的大戏之一开始落幕。 此时,德国军官团的成员已经无法回头。他们全都参与了一场盛大而恐怖的冒险,他们将会把它进行到底。 普鲁士军人很久以前就造出了一个名词,用于纪念一支执行自杀任务的部队Totenritt(“死亡冲锋”)。这是一道命令,虽然毫无意义,但受命者要毫不犹豫地执行,“不惜一切代价”。它当然要求个人勇气,但也需要冷酷的目光和某种不顾一切的鲁莽,德国军队过去某些极重大的胜利就是靠这些精神取得的。最精华的德式兵法是思想家和实干家的平衡,它认为“格奈森瑙的天才和布吕歇尔的勇猛”是并重的。德式兵法既承认塞克特等智者的重要性,也承认“红亲王”为代表的实战派的价值。但是当1943年的战略形势分崩离析,当全世界的敌人都杀红了眼,敌方阵营的军官们热切盼望着在德军身上建功立业时,德国人彻底抛弃了其传统中的理智部分。最能体现这种非理性的德军新思想的就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1943年11月7日对纳粹党的省党部头目们发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宣称战败是不可思议的。“德国必胜,”他说,“因为我们必须胜利。否则,世界历史就将失去意义。” 任何理性的人处在德国军官团的位置上,都会在1943年乞求和平。不祥之兆已经显现,用德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征兆(Menetekel),他们都已经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他们的亏欠”。但是,军官团对此满不在乎,它按照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向着枪炮声传来的地方行军,它的热血已经沸腾,它剩下的只有“片面的行动主义”。自拿破仑时代起就在军官团内部承担着思想论坛作用的期刊《军事周刊》(Militar-Wochenblatt)在1943年彻底停止发行,这当然不是巧合拍——它再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在这个宿命之年的8月,希特勒在与卡尔·邓尼茨元帅的一次对话中给出了这些军官们唯一需要的思想,他是这么对这位海军元帅说的:“我们只要调集起我们的全部信念和全部力量,然后行动就好。”军官们响应了这一号召。在盟军登陆西西里的前夜,“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的师长保罗·康拉特将军曾向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夸口,“迅捷而无情地冲向敌军——那就是我的特长。”要想进行死亡冲锋,就必须用信念——盲目的信念——取代理性的思考,说实话,或许必须彻底停止思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