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双语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是个“现代”意味较浓的作家，他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其中却有寓言、故事、神话的影子，常见于拟人、比喻、夸张、通感的描写手法，动植物同人类一样有感应、可言语，营造出神奇幻化的色彩，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有一个基本的叙事结构，即“纵欲—寻找—点拨—重生—回归”。他从不回避社会冲突的焦点和生存的艰难困惑，人性深层的善恶及爱恨，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内容提要

  

    作为维吾尔族双语作家，阿拉提·阿斯木以其特质鲜明、极富现代意味的写作风格标举于当代文坛。
    本书精选阿拉提·阿斯木两部各具风韵的中篇小说代表《珍珠玛瑙》和《马力克奶茶》，从“纵欲—寻找—点拨—重生—回归”的叙事结构中彰显写作意图。前者以“金子不是正道的秤砣，人心才是大地恒久的天平”为恒常伦理正名：新娶不久的父亲意外身亡，儿子们在金子和人心面前犹疑良久，难觅精神归处。后者以“一个男人看不见的嘴脸，才是他真正的敌人”为写作原点：饱经赞誉、备受拥戴的前市长过世未久，家人却收到来自陌生女人的银行卡与地契，顿时谜点丛生，马力克的斑斓一生重浮水面，铺展在世人眼前。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1958年11月11日生，双语作家。新疆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第七次、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新疆德艺双馨奖获得者，系自治区四个一批人才。目前出版25部著作。中、短篇小说集8部：《金矿》、《赤色的天空》、《阳光如诉》、《亚地卡尔》、《帕丽达》，《蝴蝶时代》，《隐藏的旋律》，《珍珠玛瑙》，散文集1部：《海底的珍珠》，长篇小说16部：《不要哭朋友》、《最后的贵族》、《飘荡的情感》、《陌生的朋友》、《古丽拉莱》、《喝生奶的人们》、《大地哺育男人成长》、《爱的如诉》、《赤心》、《岁月里的人们》。《在路上》，《时间悄悄的嘴脸》，《生命的河流》，《白杨树下》，《懊悔》，《时间的孩子们》。短篇小说《醒来的和睡着的》1985年获“萌芽”文学创作奖、1986年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二等奖，中篇小说〈生活万岁〉1990年获“新疆新时期文学奖”，《金矿》1995年获《伊犁河》文学奖，长篇小说〈喝生奶的人们〉2004年获新疆“天山文艺奖”，散文〈和维吾尔人在一起的王蒙〉2007年获〈新疆日报〉副刊作品评选一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一等奖〉，并选入高中教材。散文《维吾尔人，我爱你们——我眼中的王蒙》2010年荣获《文艺报》全国第一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团结征文二等奖。小说《外号》2013年获首届《伊犁河》（天马文学奖），中篇小说《阿瓦古丽》2013年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中篇小说《渴望鸟》获2015年《民族文学》年终奖，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挪威文出版。

珍珠玛瑙
马力克奶茶

前言

  

    走向“文学共同体”的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
    何平
    “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经典作家文库”（第一辑）收入当代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彝族阿云嘎、莫·哈斯巴根、艾克拜尔·米吉提、阿拉提·阿斯木、扎西达娃、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吉狄马加、次仁罗布、万玛才旦等小说家和诗人的经典作品，他们的写作差不多代表了这五个民族当下文学的最高成就。事实上，这些小说家和诗人不仅是各自民族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最为杰出、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不可忽视。
    通常情况下，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彝族的族裔身份，使得这些小说家和诗人往往被归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视野框架内。不过需要注意到，基于当下中国文学生态场域的特质和属性，这些作家更应该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之“多”之丰富性的论述框架中进行考察。毋庸讳言，受全球化和民族融合等时代因素的影响，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世界文化的同质化愈发明晰，而多民族的民族性之“多”难免逐渐丧失；但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各民族依旧在相当程度上内蕴着独特自足的民族性，包括相对应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此前提下，我们需要思考：在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语境，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彝族等及其他民族文学是否已被充分认知与理解？怎样才能更为深入、准确地辨识文学的民族性？
    不管文学史编撰者在编撰过程中如何强调写作的客观性．文学史必然葆有编撰者自身独特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这当然会关乎多民族文学的论述。诸多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时常暴露出这样的局限：相关作家只有以汉语进行写作，或是他们的母语作品被不断翻译成汉语文本，他们才具有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框架范畴的可能性。事实上，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等民族都有着各自的语言文字和久远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至今依然表现出语言和文学的双向建构。当然，要求所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者都能够掌握各民族语言是不切实际的。且像巴赫提亚、哈森、苏永成、哈达奇·刚、金莲兰、龙仁青等拥有丰富双语经验的译者、研究者原本可以加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然而实际情况是他们鲜少被当代中国文学史编撰所吸纳。这也就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使用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各自民族语言进行写作，同时又没有被译介为汉语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当中？
    需要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进行双语写作的作家在数量上并不少，如蒙古族的阿云嘎、藏族的万玛才旦、维吾尔族的阿拉提·阿斯木都有双语写作的实践。双语作家通常存在着两类写作：一类写作的影响可能生发于民族内部，另一类写作由于“汉语”的中介作用从而得到了更为普遍的传播。由此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史指向多民族文学的阐发，实质上是对于相应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的论述。而文学史编撰与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着相类似的处境。假如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难以覆盖到整个国家疆域中除汉语以外使用其他民族母语的少数民族作家及其作品，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是不完整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假想的文学黄金时代”，是很多人在言及中国当代文学对的“热点”：为何需要重返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哪些富有启发性的意义要素？但即使是在八十年代这样一个“假想的文学黄金时代”，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民族的文学也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认知与识别。也许这一时期得到关注与部分展开的只有藏族文学，如扎西达娃的小说在八十年代深刻影响到了中国文学对于现实的想象．从扎西达娃八十年代小说创作所展现出的能力，他具有进入世界一流作家行列的可能。而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八十年代也给国内文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经验，这也影响到当时寻根文学思潮的生发。而作为对照，我们不禁要问：现在又有多少写作者能如八十年代的扎西达娃、乌热尔图去扭转当下文学对于现实的想象和文学的地理版图？而时常被人忽视而理应值得期待的是，国内越来越多的双语写作者从母语写作转向汉语写作，成为语言“他乡”的文学创作者。长期受限于单一汉语写作环境的汉语作家，往往易产生语言的惰性，而语言或者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越境旅行”却有可能促成写作者的体验、审视和反思。
    当我们把阿云嘎、莫·哈斯巴根、艾克拜尔·米吉提、阿拉提·阿斯木、扎西达娃、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吉狄马加、次仁罗布、万玛才旦等放在一起，显然可以看到他们怎样以各自民族经验作为起点，怎样将他们的文学“细语”融于当下中国文学的“众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化景观（这其中当然包含文学景观）的真正魅力，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植根于它和而不同、多样共生的厚重与博大。中国多民族文学是象征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文化标志，是国家值得骄傲的文化宝藏，与此同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在继承与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具有的民族身份在文学层面展现出了对于相应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归属。因此他们的写作能够更加深入具体地反映该民族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景象，为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写作提供了一种重要范式。作为具有独特精神创造、文化表达、审美呈现的多民族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鲜活具体的材料和广阔的阐释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原本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结构正受到西方话语体系及相关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具体到各个民族，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各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模式、文化理念发生改变，社会流动性骤然变强，传统的民族特色及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正在悄然流失，原本牢固的民族乡情纽带出现松动。相对应的，则是多个民族的语言濒危、民族民俗仪式失传或畸变、民族精神价值扭曲等。而现代化在满足和改善个体物质需求的同时，亦存在一些负面因素，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等。上述种种道德失范现象导致各民族中的部分优秀文化传统正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也是各民族共同存在的文化焦虑。“文学共同体书系”追求民族性价值的深度。这些多民族作家打破了外在形貌层面的民族特征，进一步勘探自我民族的精神意绪、性格心理、情感态度、思维结构。深层次的民族心理也体现了该民族成员在共同价值观引导下的特有属性。从这个意义而言，多民族文学希望可以探求具有深度的民族性价值，深入了解民族复杂的心理活动，把握揭示民族独特的心理定势。我们常能听到一句流传甚广的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假如民族性被偏执狭隘的地方主义取代，那么，越是民族的，则将离世界越远，而走向“文学共同体”则是走向对话、丰富和辽阔的世界文学格局的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