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佛洛依德之死震惊全球。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暴露了美国警治的弊端。本书剖析美国警察暴力事件根源：警察究竟有多大权力？警察是不可替代的？警治又该走向何方？
    本书作者认为，应对坏警治的最佳方案可能是终结警治。

    近年来，美国针对警察暴行和镇压的抗议激增——最近因黑人乔治·佛洛依德被警察暴力致死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与示威运动最为引人注目。警治的问题和弊端越来越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国家用大量公民缴纳的税款建立起来的警治机构最终却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本书抓住了其中的核心问题：现代警治本身的性质。作者认为，过去40年来，“破窗式”警治实践、执法的军事化和警察作用的急剧扩张使得警察的职权日益增大。本书试图通过揭示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的现代警治的有污点的起源来引发公众讨论。它展示了警察权力的扩张是公共安全的矛盾源头。亚历克斯·维塔莱借鉴了世界各地的开创性研究，几乎涵盖了警治工作日渐广泛的每个领域，展示了执法活动如何加剧了它本应解决的问题。
    最终本书还提出了相应的警治替代方案，如合法化、恢复性司法和减少伤害，以促进犯罪、支出和不公正现象的减少。作者认为，应对坏警治的最佳方案可能是终结警治。

    深入的研究，加上充满活力和易于理解的写作风格，《警治的终结》是任何希望了解当今警治可怕状况的人的必读书。亚历克斯·维塔莱令人信服地表明，只要我们还在要求警察支撑一个从根本上讲不平等和功能失调的社会秩序。肤浅的“改革”就不会有多大帮助。他还给出了具体的替代方案，目标是修复社区，并且让警察不再试图控制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控制的社会问题。
    艾略特·柯里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
    《美国的犯罪与惩罚》一书作者
    《警治的终结》将最好的学术研究和紧促迫切的言辞相结合。解释了为什么普通的警察改革无益于减少警治滥用。亚历克斯·维塔莱表明。如果我们希望实现种族和经济正义，我们必须超越将公共安全概念化为禁止、排斥和逮捕的做法。
    露丝·威尔逊·吉尔摩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批判性抵抗”联合创始人，
    《金色古拉格》作者一本极其重要的警治研究著作。应该分发到所有的警察学院。要是费兰多·卡斯蒂尔一案的陪审员们读过这本书就好了。
    杰弗里·法根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犯罪、社区与法律中心主任

    亚历克斯·S.维塔莱（Alex S. Vitale）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兼警治和社会正义项目的协调员。他关于警治的文章见于《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今日美国》、《国家》和《异视异色新闻》（Vice News）。

警治改革的局限
改革措施
加强问责
替代方案
警察不是来保护你的
自由主义的警治观点
警察部队的原型
从菲律宾到宾夕法尼亚
得克萨斯骑警
奴隶制的作用
战后时代的政治警治
当今的警治
学校通往监狱的通道
“学校资源官”
选拔性考试与社会控制
学校通往监狱的通道
学校的军事化
改革措施
替代方案
“我们报警求助，他们却杀了我儿子”
改革措施
替代方案
对无家可归的定罪
改革措施
替代方案
性工作警治的失败
将性工作定罪意味着什么？
附带后果
警察腐败
改革措施
替代方案
毒品战争
腐败
种族的影响
隐私权
健康影响
国际影响
改革措施
替代方案
合法化
经济发展
打击帮派
改革措施
替代方案
边境警治
改革措施
替代方案
政治警治
美国的政治警治
联合反恐任务组和融合中心
诱捕
人群管控
替代方案
结论

    我们需要对警治进行改革。我们确实需要更新培训制度、强化问责机制，并且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对警治的指导和监督。我们需要摆脱战士心态和军事化策略。警察要更多地了解精神障碍人士所面临的问题，这至关重要。有些具有种族主义倾向且行为残忍的警员违反法律、辜负公众信任，而且虐待公众，他们必须被追责。必须改变警察文化，使其不再执迷于使用威胁和暴力的手段来管控穷人和社会边缘人群。
    即便如此，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更重大的事实。只要警察的基本使命保持不变，所有这些改革都不可能实现。不存在专家治国论式的解决方案。即使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推行这些改革措施，它们仍会被忽略、抵制和推翻——因为出于政治动机而针对毒品、骚乱和犯罪等对象的战争所具备的制度性强制力会最终胜出。各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获益于被滥用的、攻击性的、侵犯性的警治，不论是技术上的论证还是对“做正确之事”的衷心呼吁，都不能说服他们，也不能使他们失去权力。他们或许会采用一种有关改革的说辞，会资助若干试点计划，但他们的主要行为仍是继续煽动对穷人、非白人、残疾人和无依无靠者的恐惧，继续为警察赋权，使其成为富人和穷人之间那“细细的蓝线”‘，以便再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应该为改革而发声和斗争。然而，这些改革必须是一幅更大图景中的一部分。该图景质疑警察在社会中的基本作用，追问强制性的政府行为到底是促进还是妨碍了公正。在如今所讨论的改革中，大多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有许多改革进一步扩大了警察的权力和作用。社区警治、执法记录仪和增长的培训经费加剧了对警治之合法性的错误认识，使得警察进一步深入到社区和私人生活之中。更多的经费、更多的科技以及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这些将不会减少警治的负担，也不会增加警治的正义性。终止毒品战争，废除驻校警察，终止破窗式警治，发展健全的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以及创建低收入住房体系，这些举措会更有效地减少警治的滥用。 在20世纪，随着酒精和赌博的合法化，警治的两大主要领域被消除－了。这两个改变在不牺牲公共安全的情况下缩小了警治的范围。在这之前，禁酒令已然导致了有组织犯罪、暴力和警察腐败的大规模增长，但却没怎么影响到人们获取酒水；终止这项禁令减少了犯罪，提升了警察的专业性，而且减少了被监禁者的数量。 与此类似，旨在扑灭地下彩票、体育博彩和赌博的无效措施被证实完全是事与愿违的，它们使有组织犯罪变得更有力量，还助长了警察腐败。政府对赌博的控制和管理使税收收入增加，并且削弱了有组织犯罪的力量。通过创立国家彩票、管理赌场，以及在最低限度上实行体育博彩，国家已经在不牺牲公共安全的情况下限制了警察的权力。如今，同样的措施没理由对性工作和毒品无效。从警治和监狱上节省下来的数十亿美元可以更好地用来促进人们的就业、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 我们不必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而忍受进攻性和侵犯性的警治。我们有替代方案。我们可以利用社区和政府的力量来促进城市安全，而不是依靠警察、法院和监狱。我们需要加大对个人和社区的投入，并且转变我们社会中一些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安排。药品依赖、创伤和精神健康问题对社区的安全和稳定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被这些问题困扰的人们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强制性的治疗制度或者有关自救自助的精神胜利法；他们需要获取真正的服务，这些服务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提供，采用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即使是有着一些最为严重的个人问题的儿童和青少年，也可以经由密集的参与和治疗而得到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需要相关的导师、咨询服务和援助服务。这些“全包式”方案显示出可期的成果，而且比起让年轻人在看守所、法院、急诊室、缓刑状态和假释状态中循环往复，这么做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功能失调的社会环境中，失业、暴力和根深蒂固的贫困是常态，而人们则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这种环境。即使是在犯罪率持续下降了20年之后，暴力对于一些街区而言仍是主要问题。所有这些地区几乎都存在极度贫困和种族隔离，在地理层面和社会层面处于孤立状态。许多城市都以更为密集的警治来回应这些问题。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夏洛特等地最近出现的犯罪增多和社会动荡的状况，证明了当地没能终止警治的滥用，也没能营造安全的环境。在这个国家中，隔离性最强、在种族问题上最不公平的城市，也是暴力问题最为严重的城市。 …… 这些倡议本身并不会根除所有的犯罪和混乱。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而且需要建立并验证新的观念，但是将从这个过程中受益的人们却做不到这些，他们缺乏政治上的意愿和能力。美国文化是围绕着剥削、贪婪、白人特权和愤恨而组织起来的。这些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派生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即使是深刻的经济变革也不会自动产生积极的文化变革，至少不会在一夜之间产生。种种文化上的规范还会妨碍旨在改变这些体系的努力。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变革而进行的斗争会产生文化上的转变。通过为了社会、经济和种族的公正而共同工作，我们也一定会创造出新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质疑那种使得现行体系大行其道的贪婪和漠然。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就必须在互相尊重的氛围中关爱彼此。“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更具积极性的一面，在于它热情拥护了身份的差异性和参与主导者的多样性。我们不可能在怀揣同性恋恐惧症的同时与种族主义做斗争，同样也不可能在拥护惩罚性政治的同时与大规模监禁做斗争。 我们的两个主要政党都接受了全球化资本强加给我们的紧缩型政治。新自由主义运动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地成功地使人们对一种观念习以为常：进步的唯一途径，就是解除所有的规章、工人保障措施和相关债务，以此来释放少数经济精英的创造力，这样他们就能以我们这些剩下的人为代价，来使自身的财富最大化。30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最终的结果将会对每一个人都有利；这是一点点战利品的积累——但我们依然在等待。除了最为富裕的人们，其他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在持续下降。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贫穷和大规模无家可归的现象愈演愈烈，我们的基础设施也在逐渐崩溃。当我们围绕着虚假的贤能制（meritocracy）来组织我们的社会时，我们就从记忆中抹除了剥削的历史，抹除了那些阻止经济和社会流动的作弊手段。 当人们抱怨这些现实的时候，他们被告知错的是他们自己，被告知他们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来成为那光荣的“百分之一”，被告知他们不具备成功的条件，因此活该遭到贬损。这种说法为以个人缺陷来界定所有问题的行为提供了合理性，把被离弃者称作是他们自身悲惨境遇的缔造者。这种经济体系不是动用政府资源来减少不平等，而是在助长不平等的同时还将那些被它离弃的人们定罪——尤其是当人们要求改善状况的时候。在过去40年问，警治和监禁的增加所倚仗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论调，即犯罪和骚乱是个人道德堕落的结果，只能够通过严厉的惩罚性制裁来遏制。这种新保守主义方式维护、加强了数百万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被剥夺公民权的状况，这些人遭受着攻击性、侵犯性警治的严密管控，或是被关进看守所和监狱。 我们必须打破这些盘根错节的压迫体系。每当我们指望警察和监狱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时，我们就助长了这些不正之风。我们不能在要求警察赶走公园里那些“恼人的”无家可归者或街角“具有威胁性”的年轻人的同时，又要求他们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和青年就业岗位。因为国家单单提供了前者，而且将会一直拒绝提供后者。没错，应该保护社区，使其远离犯罪乃至混乱，但我们必须在求取保护的时候，永不依赖强制、暴力和凌辱，因为正是它们巩固了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国家或许会使用警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不应鼓励或褒奖这种目光短浅、效果适得其反、有违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要求得到安全与保障——但不是从警察的手中得到。到了最后，他们往往两样都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