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自本书出，近代百余年经学今古文争论，乃得定谳；乾嘉汉宋之争，亦可推断其无当。
     四篇长文，篇篇巨作，所言皆已成学界定论，只见后人引用，不见修正与超越。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为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经典学术著作，首次以简体横排本出版。
    本书收录的作品在学术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原本各自发表，经钱穆先生修订后合为本书，内容翔实，说理严谨，架构完备，格局宏大。

内容提要

  

    清代乾嘉学派远目汉儒，继承古文经学，自称“汉学”以别于宋明理学。晚清至民初，分别以康有为和章炳麟为代表的今古文两派之争更是愈演愈烈。百余年来．经学研究苦今古文之争久矣。
    钱穆先生打破了种种门户成见，从整体上考察，以考据所得的例证探究古人学术真相。本书由四篇学术长文组成：《刘向歆父子年谱》兼辟康、章两家之谬误；《两汉博士家法考》探明了两汉博士治经分今古文之真相；《孔子与<春秋>》梳理经学流变．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精神；《<周官>著作时代考》则证明《周官》确系伪书，乃始于战国，非由周公。四篇长文在学术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原本各自发表，经钱穆先生修订后合为本书，内容翔实，说理严谨，架构完备，格局宏大。凡治中国经学史，本书乃首当诵习也。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刘向歆父子年谱(民国十八年)
两汉博士家法考(民国三十二年)
孔子与《春秋》(一九五三年)
《周官》著作时代考(民国二十年)

前言

  

    本书共收文四篇：
    一、《刘向歆父子年谱》
    二、《两汉博士家法考》
    三、《孔子与(春秋>》
    四、《<周官)著作时代考》
    此四文皆为两汉经学之今、古文问题而发。其实此问题仅起于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来掩胁学术界，几乎不主杨，则主墨，各持门户，互争是非，渺不得定论所在，而夷求之于两汉经学之实况，则并无如此所云云也。
    盖清儒治学，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而起。其治今文经学者，其先则争《左氏》与《公羊》，其次复争三家与毛、郑。其于推寻家法，纳绎坠绪，未为无功。而缒之愈幽，凿之益深，流遁而忘反，遂谓前汉古文诸经，尽出刘歆伪造，此则断断必无之事也。本书第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即对此而发。
    清季今文学大师凡两人，日廖季平与康有为。康著《新学伪经考》，专主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而廖季平之《今古学考》，剔抉益细，谓前汉今文经学十四博士，家法相传，道一风同，其与古文对立，则一一追溯之于战国先秦，遂若汉代经学之今古文分野，已远起于先秦战国间，而夷考汉博士家法，事实后起，迟在宣帝之世。及其枝分脉散，漫失统纪，歧途亡羊，无所归宿。不仅无当于先秦之家言，抑且复异于景、武之先师。两《汉书·儒林传》，可资证明。本书第二篇《两汉博士家法考》，则为此而作也。夫治经学者，则岂有不读《儒林传》?而终至于昧失本真而不知，此即是门户之见之为害也。
    然一时代之学术，则必其有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逮于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若就此寻之，汉儒治经学，不仅今文诸师，同随此潮流，同抱此精神，即古文诸师，亦莫不与此潮流精神相应相和，乃始共同形成其为一时代之学术焉。清儒晚出于两千载之后，其所处时代，已与汉大异，清儒虽自号其学为汉学，此亦一门户之号召而已，其于汉学精神，实少发见。本书第三篇《孔子与(春秋>》，特于古今经学流变之大体，以及经学与儒家言之离合异同，提挈纲领，穷竞源委，于学术与时代相配合相呼应之处，独加注意，而汉儒与清学之辨，亦朗若列眉，更无遁形。读者必于此有悟，乃可以见清学之所建立，乃所以独自成其为清学，而未必即有当于汉儒之真相也。
    清儒主张今文经学者，群斥古文诸经为伪书，尤要者则为《周官》与《左传》。《左传》远有渊源，其书大部分应属春秋时代之真实史料，此无可疑者。惟《周官》之为晚出伪书，则远自汉、宋，已多疑辨。然其书果起何代，果与所谓古文经学者具何关系，此终不可以不论。本书第四篇《(周官>著作时代考》，即为此而发。然貌若辨伪，而旨切存真，而于后代经师，考礼纷纶，种种误失，其症结所在，亦藉此可见。此如大禹治水，先疏源而后可以治委，而门户之见之无当于治学，亦由此而益显。盖不仅于经学中有门户，即经学本身，亦一门户也。苟锢蔽于此门户之内，则不仅将无由见此门户之外，并亦将不知其门户之所在，与夫其门户之所由立矣。故知虽为征实之学，仍贵乎学者之能脱樊笼而翔寥廓也。
    晚清经师，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既多不可信。而主张古文诸经师，其说亦同样不可信，且更见其为疲软而无力。此何故?盖今文古今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彼辈主张今文，遂为今文诸经建立门户，而排斥古文诸经于此门户之外。而主张古文诸经者，亦即以今文学家之门户为门户，而不过入主出奴之意见之相异而已。此如盗憎主人，入室操戈，又如随乐起舞，俯仰由人，则宜乎其所主张之终无以大胜乎今文诸师矣。
    本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遂若有以超出于从来经学专家藩篱壁垒之外，而另辟途径，别开户牖，此则本书之所由异夫前人也。
    夫治经终不能不通史，即清儒主张今文经学，龚定庵、魏默深为先起大师，此两人亦既就史以论经矣。而康长素、廖季平，其所持论，益侵人历史范围。故旁通于史以治经，筚路蓝缕启山林者，其功绩正当归之晚清今文诸师。惟其先以经学上门户之见自蔽，遂使流弊所及，甚至于颠倒史实而不顾。凡所不合于其所欲建立之门户者，则胥以伪书伪说斥之。于是不仅群经有伪，而诸史亦有伪。挽近世疑古辨伪之风，则胥自此启之。夫史书亦何尝无伪?然苟非通识达见，先有以广其心、沉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为志，而轻追时尚，肆于疑古辨伪，专以蹈隙发复、标新立异为自表爆之资，而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则又乌往而能定古书真伪之真乎?
    本书之所用心，则不在乎排击清儒说经之非，而重在乎发见古人学术之真相。亦惟真相显，而后伪说可以息，浮辨可以止。诚使此书能于学术界有贡献，则实不尽于为经学上之今古文问题持平论、作调人，而更要在其于古人之学术思想有其探原抉微、钩沉阐晦之一得。读吾书者，亦必先自破弃学术上一切门户之成见，乃始有以体会于本书之所欲阐述也。
    本书第一篇曾刊载于《燕京学报》及《古史辨》，又曾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单独印行；第二篇曾刊载于中央大学出版之《文史哲季刊》；第三篇曾刊载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之《东方学报》；第四篇曾刊载于《燕京学报》。此次汇刊，各篇文字，均续有修订，并此附识。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  钱穆识于九龙钻石山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