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独特的手法描写了发生在三个青年，即贵族别利托夫、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费尔斯基和农奴出身的柳博尼卡之间复杂的爱情故事。克鲁齐费尔斯基因为家庭贫穷，去退职将军家里做家庭教师，巧遇将军的私生女柳博尼卡并和她结合。婚后四年生活平静，而这时一个名叫别利托夫的人出现了。别利托夫是一个地主，与柳博尼卡之间产生了爱情。柳博尼卡发现世界上居然还有比丈夫更能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但她又不可能同时爱上两个人。于是，别利托夫离开了，重新浪迹天涯，柳博尼卡则抑郁而死，丈夫克鲁齐费尔斯基在失去家庭幸福后酗酒度日，荒废残生。

    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841—1846年，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的代表作之一，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齐名，两部书的标题号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实主义文学的解说之词。该作品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出色地塑造了主人公克鲁齐费斯基及一众人物的典型形象。

    《谁之罪》的作者把理智提高到诗的境界，把思想转化为活的人物，又把自己观察的成果具体化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这点上，他显出了奇迹似的成功。
    ——俄国文坛权威批评家别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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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适夷先生九十岁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几十年写下的散文集，又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文学翻译领域含金量极高的“彩虹翻译奖”。这是对他一生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给予的表彰和肯定。当老夫人拿来奖牌给我看时，适夷先生挥挥手，不以为然地说：“算了算了，都是浮名。”
    我觉得适夷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适夷先生还不满二十岁，便投身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从他发表第一篇小说到发表最后一篇散文，笔耕不辍七十余年。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钦佩了。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面貌激变的伟大革命的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受过西方先进文化影响的青年作家们，以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掀起批判封建主义儒家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讴歌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狂飙运动。适夷先生在上海结识了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浪漫派先驱，开始了诗歌创作。在五卅运动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青团、共产党，一面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一面办刊物，写下了大量小说、剧本、评论，还从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成为左翼文学团体“太阳社”的重要成员。
    由于革命活动暴露身份，招致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29年秋，他不得已逃亡日本留学。在那里他一面学习苏俄文学，一面学习日语，还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在国内发表。1931年回国即参加了“左联”，同鲁迅先生接触也多起来，在左联会议上、在鲁迅先生家中、在内山书店，领受先生亲炙。他利用各种条件创办报纸、杂志，以散文、小说的形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号召人们起来抗争，同时他又大量翻译了外国文艺作品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那是国内理想主义革命者们无上向往的国度。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讴歌苏维埃人民政权，介绍苏俄的文学艺术。但当时国内俄语力量薄弱，鲁迅提倡转译，即从日、英文版本翻译。适夷先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从日文翻译的，如阿·托尔斯泰的《但顿之死》《彼得大帝》，柯罗连科的《童年的伴侣》《叶赛宁诗抄》，列夫·托尔斯泰的《高加索的俘虏》《恶魔的诱惑》，赫尔岑的《谁之罪》。他翻译最多的是高尔基的作品，如《强果尔河畔》、《老板》、《华莲加·奥莱淑华》、《面包房里》以及《契诃夫高尔基通信抄》、《高尔基文艺书简》等。此外，他还翻译了许多别的国家的作家作品，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黄金乡的发现》《玛丽安白的悲歌》，英国作家维代尔女士的《穷儿苦狗记》，以及日本作家林房雄、志贺直哉、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一次，和我聊天，他说解放前，他光翻译小说就出版过四十多本。鲁迅先生赞赏适夷先生的翻译文笔，说他的翻译作品没有翻译腔。适夷先生曾说翻译文学作品，最好要有写小说的基础，至少也要学习优秀作家的语言，像写中国小说一样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才能打动读者。
    其实，适夷先生的翻译工作只是他利用零敲碎打的工夫完成的，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在革命事业上，因此，老早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1933年秋，他在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筹备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期间，因叛徒指认，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被捕后押解到南京监狱。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拒绝“自新”“自首”，被反动派视作冥顽不化，判了两个无期徒刑。由于他是在内山书店附近被捕的，鲁迅先生很快就得到消息，又经过内线得知没有变节屈服的实情，便把消息传给友人，信中一口一个“适兄”地称他：“适兄忽患大病……”“适兄尚存……”“经过拷问，不屈，已判无期徒刑”，对适夷先生极为关切。同时还动员社会上的名士柳亚子、蔡元培和英国的马莱爵士向国民党政府抗议，施展营救。那时正有一位美国友人伊罗生，要编选当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请鲁迅推荐，提出一个作家只选一篇，而鲁迅先生独为适夷先生选了两篇（《盐场》和《死》），可见对他尤为关怀和爱护。
    适夷先生为了利用狱中漫长的岁月，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通过堂弟同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列了一个很长的书单，向鲁迅先生索要，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艺术与社会生活》，梅林的《文学评论》，还有《苏俄文艺政策》等中日译本，很快就得到了满足。他根本没有去想鲁迅先生那么忙，为他找书要花费多大精力，甚至还需向国外订购。适夷先生当时是二十八九岁的青年，而鲁迅先生已是五十开外的年纪了。后来，他每当想到这一点，心中便充满感激，又为自己的冒失感到内疚。
    有了鲁迅先生的关怀，先生在狱中可说是因祸得福了，以前从事隐蔽的地下工作，时刻警惕特务追踪、抓捕，四处躲藏，居无定所，很难安心学习、写作，如今有了时间，又有鲁迅先生送来的这么多书，竟有了“富翁”的感觉。鲁迅先生说，写不出，就翻译。身陷囹圄，自然没法写作，他就此踏实下来翻译了好几本书，高尔基的《在人间》《文学的修养》，法国斐烈普的中篇小说《蒙派乃思的葡萄》，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集《篝火》等，都是在狱中翻译，后又通过秘密渠道将译稿送到上海，交给鲁迅和友人联络出版的。
    那时，适夷先生心中还有着一团忧虑。本来他年迈的母亲和一家人是靠他养活的，入狱后断了收入，家中原本就不稳定的生活，会更加艰难，虽有亲戚友人接济，但养家之事他责无旁贷。能有出版收入，可使家人糊口，也尽人子之责。当时翻译家黄源正在翻译高尔基的《在人间》，可当他在鲁迅的案头上看见适夷先生的《在人间》译稿时，便毅然撤下自己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半的稿件，换上了适夷先生的译稿。那时《译文》杂志被查封，鲁迅先生正为出版为难。而在此之前，黄源与适夷先生并无深交。后来适夷先生一直念念不忘，谈到狱中的日子，总是感慨地说：鲁迅先生待我恩重如山，黄源活我全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已无须转译，适夷先生便专注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他翻译了日本著名作家志贺直哉、井上靖的作品，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同时他担任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也以鲁迅精神关怀爱护作者。当年羸弱书生朱生豪，在抗战时期不愿为敌伪政权服务，回到浙江老家，贫病交加中发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呕心沥血，却在即将全部完成时，困顿病殁。适夷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出版了他的（当时也是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当一笔厚重的稿酬交到朱生豪妻子手中时，她竟感动得号啕大哭。
    五十年代，适夷先生邀请当时身在边陲云南的阿拉伯语翻译家纳训来北京，翻译了《一千零一夜》，这部为国内读者打开了阿拉伯世界的名著，至今仍为人们爱读。
    六十年代，他邀请上海的丰子恺翻译了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发挥了旧文人周作人、钱稻孙的特长，翻译了当时年轻翻译家们无法承担的日本古典杰作《浮世澡堂》和《近松门左卫门选集》等，丰富了我国的外国文学宝库。
    八十年代初，他年事已高，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仍然向读者介绍好书。他得知“文革”中含冤弃世的好友傅雷留下大量与海外儿子的通信，便鼓励傅聪、傅敏整理后，亲自向出版社推荐，并写下序言。这本带着先生序言的《傅雷家书》一版再版，长年畅销不衰，尤其在青年人中影响巨大。他说就是要让人们“看看傅雷是怎么教育孩子的！”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潮涌现，八九十年代，社会上流行一股攻击鲁迅的风潮，我不免心怀杞人之忧，就跟适夷先生说了，他却淡然地答道：“这不稀奇，很正常的。鲁迅从发表文章那天起，就受人攻击，一直到他死都骂声不断。这些，他根本不介意。鲁迅的真正的价值，时间越久会越加显著。”
    这真是一句名言，一下使我心头豁然开朗了。
    在适夷先生这套译文集即将出版之际，再次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付出的极大热情和辛勤劳动。我们相信通过“楼适夷译文集”的出版，读者不但能感受到先贤译者的精神境界，还能欣赏到风格与现今略有不同、蕴藉深厚的语言的魅力。
    董学昌
    2020年春

    赫尔岑，1812年出生于俄国莫斯科的贵族地主家庭。他随学于俄、德、法籍的家庭教师。在他父亲的书房里收藏着许多哲学著作，他在这儿得益不少，尤其法国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对他有很深的影响。
    1829年秋，他入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学习。在大学时代即与学友诗人奥加略夫等结社研究政治社会问题，反对沙皇的反动统治。1834年赫尔岑被捕，1835年被放逐到彼尔姆，不久调往维亚特卡，后来又转到弗拉基米尔。1840年他从流放地回来，但立刻又被逮捕，放逐到诺夫哥罗德。赫尔岑曾埋头于黑格尔的研究。
    赫尔岑于1847年出国，漫游巴黎、意大利、瑞士等处，1852年定居伦敦，1855年创办俄文刊物《北极星》。他的名著《往事与随想》，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后来又和奥加略夫创办了著名的《钟声》报。列宁认为：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极力鼓吹农民解放，奴隶的沉默被打破了。
    赫尔岑从此一直在国外活动，迄未归国，1870年在巴黎病故。
    列宁于1912年赫尔岑诞生百周年时，写了《纪念赫尔岑》这篇-光辉的著作，对他做了全面的评价：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段。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帝制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自由的俄罗斯言论向群众号召、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谁之罪？》是他在文学方面的代表作，他还有别的几篇小说，《谁之罪？》是最重要的一部。1845年最初在《祖国纪事》刊物上发表，署名为伊斯康大，因他不尊重从来的文体，用了一种新型的语法。攻击他的批评家，便称他这种新奇的文体为“伊斯康大派”。1859年，经过作者的修订，在伦敦出版。 《谁之罪？》的出现，在当时俄罗斯文坛是一件新事。在此以前。赫尔岑已写过许多哲学与社会问题的著作，不但赫尔岑写文学作品是一件新事，而且这作品在当时的文坛也是一种新异的出现。 赫尔岑的友人，当时俄国文坛权威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读了他发表的作品之后，于1846年4月6日写了一封非常感动的信给赫尔岑： 我深信你是我们俄国文学中的一位伟大作家。你不是半瓶醋，不是打游击的，更不是游手好闲的骑手。当然，你不是诗人，但这样说明是没有意义的。伏尔泰也不是诗人……但伏尔泰的《老实人》却和其他伟大作品并肩共存，遗留后世。 ……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其理智往往埋没于他的艺术天资和创作幻想之中。所以这种人作为诗人固然贤智而博识，但作为普通人，却往往视野狭窄而近于愚痴(例如普希金与果戈理)。但你有的是思想家的性格，故恰恰相反，是天资与幻想埋没于理智之中_这理智是生气蓬勃的……是你天性里所固有的那人道主义倾向所温暖、融化了的。你有惊人的博识，真使人怀疑一个人怎能有这样丰富的知识。而且你又富于艺术天资与想象力。但这种天资并非那种自行成长的、把理智认为比自己低级的附属品而加以利用的那种纯粹的独立的天资。你的天资，对你的性格来说，是一种私生子或继子——正如理智之对于艺术性格一般。我不能将它恰当地表达出来，但我相信你应该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只等待你用自己的嘴，向我明白说明使我赞叹的言语。 ……你与我不同，单就一点就可以明白了——你可以全不在意地读康德的著作、黑格尔的现象学和伦理学，而我则一读你的哲学论著就会头痛，但我却有理解你的艺术天资，而予以评价和敬爱的才能……假如你用这样的风格在今后十年内再写三四部这样结实完整的作品，你必将成为我国文坛上的著名人物，你的名字不仅将载入俄国文学史，而且将载入俄国史。 ……你的一切都是独创的，是的，甚至缺点也是独创的。因此，缺点在你的作品中，有许多也转为优点，例如随时随地说俏皮话，是你做人的一个缺点，但在你的小说中，却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别林斯基在这封信中，指出了赫尔岑的作家的特征。他又在《1845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中，这样说明了赫尔岑的作为作家的基本特征： ……《谁之罪？》的作者，把理智提高到诗的境界，把思想转化为活的人物，又把自己观察的成果具体化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这点上，他显出了奇迹似的成功……如果这不是作者在文学这个新领域中的偶然的尝试、侥幸的成功，而是意味着今后这类作品将陆续产生，则我们是可以预祝有完全新型艺术天资的杰出作家之出现的。别林斯基又在(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说： 对于伊斯康大(赫尔岑)，思想常是先行的，他预知写什么和为什么写。他以惊人的正确，写现实的某一场面，而这只是他要对这件事说出自已的意见，下定自己的判断。 这是一种所谓问题文学，而《谁之罪？》是俄国最早期的问题文学之一。 批评家佛绥洛夫斯基说：“《谁之罪？》是第一部提出妇女问题的重要作品。在赫尔岑以前的俄国小说中，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 当然这儿所提到的不仅是妇女问题，也提出了农奴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但我们不能一一予以分析，总之，作者是把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用这个悲剧《谁之罪？》的方式，提出了问题。 当时有一位批评家回答作者所提的问题，说这是“运命的罪过”，这与不回答并无什么区别，我们当然不能满意这样笼统的答案。别林斯基却是这样评论这部小说的：“我们不应该在别里托夫和克鲁采弗尔斯基悲剧之爱的描绘里面寻求伊斯康大小说的优点……”“他所刻画的人物，不是坏人，甚至大部分都是好人，他们折磨、迫害自己和旁人，常常并不抱有坏的企图，而是抱有好的企图，不是由于恶毒，而是由于无知。甚至那些因为感情猥琐、行为下流而令人反感的人物，作者也不是作为恶的天性的牺牲，而是作为他们自身无知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的牺牲来描写的。”这样的看法，对我们是有启发性的。 赫尔岑通过三个主人公的生活悲剧，引导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罪魁祸首”就是整个俄国封建农奴专制制度及其畸形的、不合理的社会生活方式。 有人说：别里托夫是俄罗斯的维特，但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别里托夫有多少近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谁之罪？》所写的主题，在别国文学中也曾一再地提出过，但写同一主题，德国或法国的作家绝不是这样写法的。这种写法不仅属于赫尔岑一人，而是在更大范围的俄国文学的特征。 这个译本，是在抗日战争上海沦陷时期(约1943年)幽居中的产物，1947年由上海大用图书公司刊行。原译是根据日译的，解放后对原文做了比较细致的修订，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那时将初版中的一篇《译记》删去，并加上了作者自己的原序。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准备重印这本书，要我另外写一篇介绍原作的前言，我将解放前旧版的《译记》略作修补，重新附在重印本的卷末，虽然内容仅是引用了一些前人的评语，对于本书的读者，仍望能有所帮助。 译者 197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