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书收入了费孝通先生的两本代表性著作:《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的“乡土社会学”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这部作品着重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为了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探讨了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性别分工等重要议题。
《生育制度》是费孝通先生根据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的“生育制度”课程整理而成的。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家庭,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观点来考察生育制度,论述了与种族延续相关的一整套活动体系。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学大师费孝通一生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在其代表性著作《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中,他以深厚扎实的理论素养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乡土中国”的画卷。
媒体推荐
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清媚
从文本入手,揭示《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的时代性和新启发。
作者简介
费孝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2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年度马林诺夫斯基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美国纽约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在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代表作品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等。
目录
乡土中国
重刊序言
乡土本色
文字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
差序格局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家族
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
无讼
无为政治
长老统治
血缘和地缘
名实的分离
从欲望到需要
后记
生育制度
派与汇(代序) 潘光旦
第一章 种族绵续的保障
第二章 双系抚育
第三章 婚姻的确立
第四章 内婚和外婚
第五章 夫妇的配合
第六章 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
第七章 居处的聚散
第八章 父母的权力
第九章 世代间的隔膜
第十章 社会性的断乳
第十一章 社会继替
第十二章 世代参差
第十三章 单系偏重
第十四章 以多继少
第十五章 续绝
第十六章 亲属扩展
附录
个人·群体·社会
——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费孝通
书评
《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
王铭铭 杨清媚
前言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成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本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功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做下去。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从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奉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1984年10月11日
后记
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论文是从我过去一年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我这门课程已讲过好几遍,最初我采用美国的教本作参考,觉得不很惬意,又曾用我自己调查的材料讲,而那时我正注意中国乡村经济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们虽觉得有兴趣,但是在乡村社会学中讲经济问题未免太偏,而且同时学校有土地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未免重复太多。过去一年我决定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初次试验离开成熟之境还远,但这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种企图。
以我个人在社会学门内的工作说,这是我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我离开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后就选择了这方面。二十四年[1935年]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广西瑶山去研究当地瑶民的生活。那年冬天在山里遭遇了不幸,前妻未获生回,我亦负伤,一直在广州医院度过了春天才北返。在养病期间,我整理了前妻的遗稿,写成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二十五年夏天我到自己家乡调查了一个村子,秋天到英国,整理材料,在老师Malinowski教授指导之下,写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 一书,在二十七年返国前付印,二十八年出版。返国时抗战已进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从越南入云南,住下了,得到中英庚款的资助,在云南开始实地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本《禄村农田》。后来得到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结果的是:张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其中有若干业已出版。我是魁阁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写作,甚至抄钢笔板和油印。三十二年我到美国去了一年,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土地与商业》改写成英文,成为Earthbound China一书,《昆厂劳工》改写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回国,我一方面依旧继续做魁阁的研究工作,同时在云大和联大兼课,开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生育制度》是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第二本。我在这两期的研究工作中虽则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连贯的。为了要说明我选择这些方向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的理由,我不能不在这里一述我所认识的现代社会学的趋势。
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是最年轻的一门。孔德(Comte)在他《实证哲学教程》里采取这个名字到现在还不过近一百年,而孔德用这名词来预言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等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斯宾塞(Spencer)也是这样,他所谓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总论。把社会学降为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并非创立这名称的早年学者所意想得到的。
社会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其实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划分。如果我们承认政治学、经济学有它们特殊的领域,我们也就承认了社会科学可以依社会制度加以划分: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等。社会现象能分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门社会科学。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种立场上说来,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去了。这个譬喻确实是说明了现代社会学中的一个趋势。
讥笑社会学的朋友曾为它造下了个“剩余社会科学”的绰号。早年的学者像孟德斯鸠,像亚当·斯密,如果被称作社会学家并非过分,像《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像《原富》[今译《国富论》]一类的名著,包罗万象,单说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未免偏重。但是不久他们的门徒们把这些大师们的余绪发挥申引,蔚成家数,都以独立门户为荣,有时甚至讨厌老家的渊源。政治学、经济学既已独立,留在“社会学”领域里的只剩了些不太受人问津的,虽则并非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有一个时期,社会学抱残守缺地只能安于“次要制度”的研究里。这样,它还是守不住这老家的,没有长成的还是会长成的。在最近十多年来,这“剩余领域”又开始分化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社会学维持其综合性的一条路线,另一条路线却不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求综合,而是从社会现象的共相上着手。社会制度是从社会活动的功能上分出来的单位:政治、经济、宗教等是指这些活动所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如果抽去了它们的功能来看,原是相同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行为。这些行为又可以从它们的形式上去分类,好像合作、冲突、调和、分离等不同的过程。很早在德国就有形式社会学的发生,席木尔(Simmel)是这一派学者的代表。冯维瑞(Von Wiese)的系统社会学经贝干(Becker)的介绍在美国社会学里也有很大的影响。派克和盘吉斯(Park and Burgess)的《社会学导论》也充分表明这种被称为“纯粹社会学”的立场。
纯粹社会学是超越于各种特殊社会科学之上的,但是以社会行为作为对象,撇开功能立场,而从形式入手研究,又不免进入心理学的范围。这里又使我们回想到孔德在建立他的科学级层论时对于心理学地位的犹豫了。他不知道应当把心理现象放在社会现象之下,还是之上。他这种犹豫是起于心理现象的二元性:其一是现在所谓生理心理学;其二是现在所谓社会心理学。这两种其实并不隶属于一个层次,而是两片夹着社会现象的面包。纯粹社会学可以说是以最上层的一片为对象的。
总起来说,现代社会学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有被称为社会学者共同接受的明白领域。但在发展的趋势上看去,可以说的是社会学很不容易和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一个平面上去分得一个独立的范围。它只有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去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我在这里指出了两条路线,指向两个方向。很可能是再从这两个方向分成两门学问:把社区分析让给新兴的社会人类学,而由“社会学”去发挥社会行为形式的研究。名称固然是并不重要的,但是社会学内容的常变和复杂确是引起许多误会的原因。
依我这种对社会学趋势的认识来说,《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在比较研究中,先得确立若干可以比较的类型,也就是依不同结构的原则分别确定它所形成的格式。去年春天我曾根据Mead [玛格丽特·米德]女士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 -书写成一本《美国人性格》,并在该书的后记里讨论过所谓文化格式的意思。在这里我不再复述了。这两本书可以合着看,因为我在这书里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和Mead女土根据美国的事实说明移民社会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
我已经很久想整理这些在“乡村社会学”课上所讲的材料,但是总觉得还没有成熟,所以迟迟不敢下笔。去年暑假里,张纯明先生约我为《世纪评论》长期撰稿,盛情难却,才决定在这学期中,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表,一共已有十几篇。储安平先生约我在观察丛书里加入一份,才决定重新编了一下,有好几篇重写了,又大体上修正了一遍。不是他们的督促和鼓励,我是不会写出这本书的,但也是因为他们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才发表,其中有很多地方是还值得推考。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
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于清华胜因院
(据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