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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鲸记事

  • 定价: ¥45
  • ISBN:9787516825099
  • 开 本:32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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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台海
  • 页数:271页
  • 作者:阿缺|责编: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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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6-01 第1版
  • 2020-06-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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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继刘慈欣之后,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国超级思想者,作品被日本SF杂志、美国《克拉克世界》、意大利《未来小说》等国外知名杂志纷纷引进,备受轨迹奖、星云奖、银河奖等国内外大奖青睐。
    陈楸帆、张冉、宝树、阿缺四位视野开阔的青年科幻作家,被公认为中国科幻黄金代的旗手,他们的作品不同于王晋康、刘慈欣的年代背景和知识体系,作品更具思想闪光点和想象力的创新性及预测性,是更符合新时代年轻读者口味的必读佳作。
    “大幻想家”科幻经典,未来十年的科幻大师。宇宙尺度下的爱情悲歌,5G时代的超人工智能,未来太空战的星际武器,人口爆炸下的一体多意识寄居,精心动魄的情节,天马行空的脑力爆炸。

内容提要

  

    《云鲸记事》是以阿缺的浪漫科幻情感为旗帜的作品集,包含《云鲸记》《彼岸花》《咀嚼》《爱的伪经》《未来病史》《鼠年》《晋阳三尺雪》《第一次接触》等八篇小说,幽默下的悲伤,凸显着极端浪漫。
    在《云鲸记》的故事中,主人公为了接回前女友在异星球的骨灰,跨越光年距离,发现了一个更加美丽的云鲸世界,也发现了女友当初离开他的因由。唯美的云鲸世界,缠绵悱恻的爱情,让人在构想的科幻世界中依然迷醉和动容。

作者简介

    阿缺,科幻作家,重庆移通学院教师。于2012年发表处女作《悄然苏醒》,此后10年共计发表科幻小说过百万字,其中多篇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在海外发表,累计获得13次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和3次中国科幻银河奖。代表作有《云鲸记》《再见哆啦A梦》《星海旅人》等。

目录

阿缺
  云鲸记
  彼岸花
  咀嚼
陈楸帆
  爱的伪经
  未来病史
  鼠年
张冉
  晋阳三尺雪
宝树
  第一次接触
后记  中国科幻“国际化”的忧思

前言

  

    器物与制度:东西方乌托邦狂想曲
    文/陈楸帆
    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一时洛阳纸贵,畅销数百万册,代表了一代中国人对于乌托邦生活的标准模板.而今,我们只把它当成天真而过时的童话。
    如果将托马斯·莫尔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作为这一复杂概念的滥觞,至今成为检验历经500年风云变幻的历史与社会变迁。当我们环顾四周,难免惊讶却又略带失落地发现,继承当年构建理想人类社会形态的纯正乌托邦文本已经不复兴盛。相反,以批判与讽喻为主要目的的“反乌托邦”(Dystopia)及其变种则大行其道,尤其是在科幻类型文学中。
    我们不免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经受了20世纪残酷的世界大战、核弹阴影、种族灭绝及极权统治冲击之后的人类,是否已经丧失了对于乌托邦的想象力与信念。对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传承者来说,乌托邦各自意味着什么?如果今天我们再次讨论乌托邦,我们应该讨论什么?
    Part I 乌托邦与逃托邦:两种乐园
    公元前500年,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乐园模型,在其中人民可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或许是有史书记载以来人类所提出的第一个乌托邦草图。
    一百多年后的古希腊,柏拉图将诗人赶出了他的理想国,并将王冠和权杖授予哲学家,政府可以为公众利益而撒谎,而每一个人都行其分内之事,满足社会的需求。放到如今,我们可能会称之为极权国家,但柏拉图的思想却滋养了西方文明关于乌托邦的所有想象。
    究竟是“美好之地”(Eutopia),还是“乌有之乡”(Outopia)?西方语境中的“乌托邦”(Utopia)一词从一开始便带有模棱两可的双关色彩,它是个玩笑,美好愿望,还是恶毒讽刺?也许兼而有之。
    相比柏拉图语录式的《理想国》,出版于16世纪大航海与宗教改革背景下的《乌托邦》尽管尚跳脱不出时代局限性,但已经设想出一个建制完整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托马斯·莫尔笔下的小岛“乌托邦”原是住着化外之民,名叫“乌托邦”的文明人来到岛上后,逐渐将他们改造成文化与仁爱的民族,建立起富足强大的国度,追求符合自然的至善生活,信仰自由,财产公有,全民劳动,按需分配,除奴隶外人人享有民主。
    类似风格的作品还包括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弗朗西斯·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岛》(1627)以及塞巴斯蒂恩·默西埃匿名出版的《2440》(1770)等。尽管后人在形式、内容与功能上对《乌托邦》有着不同的延展与变形,但精神气质却是一脉相承。
    这类被统称为“经典乌托邦”的作品往往有一种禁欲系乐园的气质,强调有节制、平衡的理性生活,而过分贬低了物质追求与肉欲享受。同时,作者有一种为全人类代言的整体主义情节,着力展望一种全景式的社会改造与制度变革,试图构建一种终极的人类价值观与精神归宿。聚焦于抽象理念与规则建立,却往往忽略专业上的实操性与细节.呈现出一种“亦庄亦谐”的风格。这与世界另一端,来自东方的乐园想象截然不同。
    在东方,无论是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封闭空间乐园;抑或是唐代浦岛故事中,某人误入山中洞穴,受到仙人招待,洞中数日,人间已过百年的封闭时间乐园,都毫无疑问地与老子思想一脉相承,描绘了一种逃避主义的“逃托邦”景象。
    唐传奇小说《南柯一梦》或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记》都可以视为“逃托邦”精神的延续,主人公或做梦或乘船游历,进入一个隔绝于现实的封闭时空,见证奇人异事、风土文物,但最终都选择了归隐道门或出世离尘。可见乐园在这一脉传统中并不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理想存在,更多是为了与主人公的世俗遭遇两相对比,印证‘‘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的虚无主义落笔。
    ……
    有趣的是,这种对于器物的迷恋甚至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乌托邦科幻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食物巨大化想象”。
    这一想象最早可溯源到晚清《电世界》中对农业革命的描写:“……鸡鸭猪羊也因食料富足,格外养得硕大繁滋,说也好笑,金华的白毛猪,的确像印度的驯I象了”。1935年筱竹在《冰尸冷梦记》里写到“巨大的鸡生下的蛋有足球那么大,巨大的牛可以产出大量的奶”。甚至到了1999年,何夕在《异域》中也创造了一块超脱于现有时空流速的“试验田”,在其中动植物以百万倍的速度进化,变成巨大而陌生的怪物。
    这种对“食物巨大化”的反复书写,究竟是来自对科技的盲目乐观.还是来自记忆深处的饥饿感作祟,很值得探讨。
    无论根源何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如王瑶所说,中国科幻对于“乌托邦”的描绘,一方面总是以那个永远距离我们一步之遥的“西方/世界/现代”为蓝本,并以“科学”“启蒙”与“发展”的现代性神话,在“现实”与“梦”之间搭建起一架想象的天梯。另一方面,这些童话又因为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从而在“梦”与“现实”之间呈现出无法轻易跨越的裂隙和空白。器物迷恋毫无疑问就是这种裂隙与空白的集中体现。
    这其中,当然有如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所总结,“传统神怪小说的许多特性依然发生作用”,但倘若深究起来,是否写作者在集体无意识中,归根结底还是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道统,只接受器物层面的革新,却始终对于制度层面的全盘颠覆抱持怀疑呢?
    结语
    无论是西方的制度焦虑,还是东方的器物迷恋,归根到底,乌托邦都是对人性趋于更善更美更高生活欲望的唤醒,是对于大众社会想象力的动员,它跟随历史而动,也随着科技和环境而变迁,无论东西。如果我们看到了乌托邦的枯竭,那只能说代表着我们作为人类共同体自我探索与突破的动力枯竭。
    但终究如曼海姆所说“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将失去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
    历史尚未终结,愿人类群星继续闪耀。

后记

  

    中国科幻“国际化”的忧思
    文/宝树
    长期以来,中国科幻文学无论是在国内文学界,还是在国际科幻界,更不用说国际文学界,都是可有可无的边缘存在。但在2010年后,随着刘慈欣《三体》系列迅速走红,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幻想作家刘宇昆翻译的《三体》英译本获得星云奖提名和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随后不仅一路畅销,更成为奥巴马、扎克伯格等世界名人钟爱的读物。如果说《三体》的成功还可以看成个例,2016年青年女作家郝景芳的另一篇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再获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则无疑昭示了中国科幻在更广阔范围内的崛起。此外,包括笔者在内的多名科幻作者,近年也都有不少作品被译为英文,在美国的知名科幻期刊上发表,有的还被收录入一些重要选集。可以说,中国科幻这支“寂寞的伏兵”终于气势磅礴地杀出一片新天地。
    这些都是过去所无法梦想的。在二十多年前,中国科幻才再一次从荒芜中艰难起步,许多早年的作品以现在的标准看来都稚嫩可笑;十多年前,年轻的科幻作者和科幻迷们面对《计算中的上帝》《深渊上的火》等译介进来的当代美国科幻佳作望洋兴叹,每每慨叹中美科幻的巨大差距;甚至在几年前,《三体》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笔者还亲眼看到一些自诩了解美国的读者斩钉截铁地预言,在每年优秀作品不可胜计的美国,此书不会引起什么反响。至于拿星云奖或雨果奖,就更是痴心妄想了。 这些如今已成笑谈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幻热尚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九十年代中叶以来中国科幻的再次启航,从一开始就直接处于欧风美雨的浸润之下,直接从西方科幻文化(除小说外,还有影视、动漫等)中汲取养分,比对之下,对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然而这也导致了某种过头的仰视心态和自卑情结,看不到自身的后发优势,也想不到走向国际的一天会来得那么快。 刘慈欣、郝景芳和其他科幻作家的优秀作品被介绍到海外,并屡屡有所斩获,对打破这种西方至上的迷信很有意义。从此,国人有了我们也能写出被世界认同的作品的基本自信。但不能不说,举国欢庆中类似“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的惊喜,以及作家们获奖后出口转内销式的洛阳纸贵,在深层意义上又固化了这种自我否定的逻辑。即对作家作品的认可,最终依赖于“国际主流”的承认。并且,因为今天有了以前不敢奢望的,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诱人前景,科幻圈一时争相“国际化”,中国科幻甚至比以往更加远离自身主体性的建构。 这不仅仅涉及部分科幻从业者的心态,也关涉到中国科幻的内核所在:中国的科幻小说书写的究竟是谁的故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晰的:是未来实现高科技和现代化的故事。但今天,这一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定位变得暖昧不清。对未来的想象和西方式的背景难舍难分,许多读者都抱怨过,国内的科幻作品往往过于西化,不接地气。即使是写遥远未来或异星的故事,也仍然化不掉西式人物和社会的影子。偶尔有中国元素出现,反会令人感觉“出戏”。笔者最近读过一本发生在未来的科幻小说,其中提到主角登上一艘星际飞船,参加了一个宴会,桌上摆着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等中餐名菜,总觉得行文有些滑稽,但丹·西蒙斯《海伯利安》的开头,主角们在宇宙飞船上享用红酒和牛排却十分自然。这种心态似也不对,谁规定了未来的飞船上就只能吃红酒牛排,不能吃宫保鸡丁呢?但这的确是很多人的客观感觉。 实质的问题当然不在于飞船上是吃中餐还是西餐,而在于科幻想象中中国自身的形式或实质缺席。科幻对未来的想象往往以科技为重点,但构成完整生活形式的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建构。中国的科幻作家能否想象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的、更多中国性所构建的未来?当然,这不是指中国作家非得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国粹”写到未来去,才够“中国”,这些可能反倒是异域风情的猎奇。毋宁说,中国科幻所需要的是一种对中国读者更为本己的、源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审美结构和情感体验。 经典科幻作品与其文化母体之间往往具有深层的契合和呼应。譬如《基地》背后就是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星际迷航》体现了欧洲人大航海时代的探险精神,《星球大战》中共和和专制斗争的主题更横贯了从恺撤到希特勒的西方历史……成功的中国科幻也具有这样的特质。《三体》中隐然再现了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压抑和苦难的近现代史:技术发达、几乎不可战胜的外星殖民者,正如带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西方舰队,利用黑暗森林法则的苦心制衡,又像是在列强争霸中无奈的“以夷制夷”,三体人对地球的奇袭和统治,也令人想起日本人在中国……当然,这并非简单对应的影射,而是来自经历过的种种苦难的忧患意识向未来的投射。而西方科幻中处于重要位置的宗教体验、种族冲突、性别性向等主题,在《三体》三部曲中就并不显著。 《三体》中借助恣睢想象表达的中国经验,赢得了中国读者,最终赢得了世界。而《北京折叠》讲述的也是一个切中时弊的中国故事。当然,在每一部走向国际的中国科幻中寻找某种特殊的中国性也是荒诞的,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的精彩和趣味。一旦我们将中国性视为评判标准,就会再次跌入自我异化的怪圈。将自身定位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同样是从西方出发的东方主义,甚至可能成为为了“国际化”的刻意迎合。 或者可以说,对中国科幻而言,写什么并不重要,最根本和迫切的需要是在和中国读者的互动中,找到自身的主体性和意义生发结构,拥有自身的独立品位、自治评判乃至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本活力。这是单纯国际化不可能带给我们的,而仍然要扎根于吾国吾民,扎根于每一个作者在现实中国的生存经验。 宏观来看,中国科幻在国际上的成功不只依赖于科幻作家的努力,也是中国迅速崛起以及有能力向西方推广自己的结果。过去几年中,许多其他的文化领域也都实现或接近实现了和国际接轨。如莫言、曹文轩等作家也荣获了诺贝尔奖、安徒生奖等知名国际大奖;麦家的谍战小说在美国屡登畅销榜;在学术方面,根据2016年的一项统计,中国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位,被引论文排世界第三,即便在《自然》《科学》等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也位居前茅。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国度的现状下,科幻的国际化才能顺水推舟,一日千里。 但是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中国是实质性的还是一种表象?它到底又走向何方?是走向后冷战时代的“历史终结”,还是要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自然,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中国科幻发展的讨论,但奇妙的是,二者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恰恰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未来正是中国科幻所需要想象的未来,也正是中国科幻本身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