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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当医生(从利物浦到深圳的行医和管理经历)

  • 定价: ¥58
  • ISBN:9787521722482
  • 开 本:32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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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中信
  • 页数:191页
  • 作者:(英)朱知梅|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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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12-01 第1版
  • 2020-12-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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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本书的内容主要介绍中国内地提供的医疗服务及其演进过程,其中特别阐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在医疗服务改革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作者又对过去8年在深圳所走过的路进行反思,并尝试预测未来的发展。
    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不论是从事医疗还是非医疗工作的读者,都能够加强了解及认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医疗制度,帮助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适当的借鉴及参考。

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朱知梅曾在英国行医30余年,2012年从英国回到深圳,协助运营及管理新开办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与两地的医护团队同心协力,为推动中国的医疗进步做了许多工作。至今他在该医院已服务8年,他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的医疗效率和管理体系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
    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效率高超、实力雄厚、质量优良的医疗系统,这个系统的发展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显著。作者站在跨文化的视角,从医院管理体系、医疗效率、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阐述了自己对中西方医疗理念的认识,对中国医疗体系给予了高度肯定,也对中国的医疗效率赞叹不已。

媒体推荐

    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效率超越、实力雄厚、质量优良的医疗系统,这个系统的发展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显著。我相信通过不断的改革和转变,中国的医疗服务将会继续进步。
    随着中国的经济日益繁荣,国家正在自行开发并采用尖端科技制造药物,并且提供网上医疗服务,借以缩短医疗服务使用者与提供者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临床数据将会更加完整,不同地区的国家医疗保险亦会变得较为平等。我对这些发展不但充满希望,而且感到十分乐观,深信不久将会迎来医疗发展的新局面。
    ——朱知梅
    朱知梅教授这本书,写他自己的成长与求学的经历,达安辉与杨紫芝都应该教过他。是那么有趣的经历,大可勒碑志之。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朱教授热爱中国,他被委任到中国来协助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适当不过的人选。医道够不够高明是一回事,关不关心国家是另一回事。二者兼备的人选不易找。如果本书的作者朱知梅教授能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搞起来,有朝一日,为中国的医疗制度做出贡献,他更是奇葩一朵也。
    ——张五常

作者简介

    朱知梅,197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1980至2012年服务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任职血液科顾问医生及教授,皇家利物浦医院医务总监,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以及英国皇家病理学学院院士。在英国行医32年间,于临床、管理和教学方面累积了丰富全面的经验。
    朱知梅医生凭借自2012年起在香港大学深圳l医院的实务和体验,确立了不少个人的洞识和视角,尤其是有关中国医疗体系的卓越临床水平、高超效率、人民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国内全科及专科的平衡发展、医学界最新的科技进展,以及这些发展对未来医疗服务、药物研发和医学专才培训的影响,等等。

目录

推荐序  香港的奇葩
序言
引子
第一章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成立背景
第二章  最初三年:从无到有
第三章  文化差异和医患关系
第四章  深圳医疗服务的定价及收费准则
第五章  医院管理、临床能力与专业知识
第六章  经营模式:选择、弹性和竞争
第七章  医学本科及研究生专科训练
第八章  医学研究与中医
第九章  亲历新冠肺炎疫情
第十章  反思、收获与展望
结语
参考书目

前言

  

    香港的奇葩
    本书作者、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朱知梅教授嘱我为他这本书写个序言,我欣然接受。一些陈年旧事赐予我这个资格,或者说是经历的资格吧。
    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创立于1887年,1907年定名为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是该院的首届毕业生。香港大学成立于1910年,上述的西医书院于1911年就跟着成为其下属的医学院。二战之后好些年,在香港可见经传的大学只有香港大学,而当时这所大学在亚洲一带有点名望,主要是由香港大学的医学院带起的。
    历久以来,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大名是源于几个了不起的人物。1954年,我的父亲病重于养和医院时,香港大学医学院的麦花臣教授到养和医院给父亲探诊。能邀请到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这样下就,是因为我排行第四的姐姐当时就读于香港大学医学院。
    我在1982年5月到香港大学作为经济学的讲座教授。教授之前加上“讲座”,所谓Chair Professor,是源于英国剑桥的传统。在香港大学时,校长之外,有三个人物大家耳熟能详。其一是工程系的张佑启。阿启的大名我早知道,因为在皇仁书院时他是我的师兄。其他两位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达安辉教授与杨紫芝教授。
    朱知梅教授这本书献给的达安辉教授我是认识的,不熟。两次在香港大学某小组委员的会议上,他是主席,我是约一掌之数的委员之一。我非常欣赏达安辉这个人。他以医道知名,而令我欣赏的是他论事客观,分析问题清晰,但不多说话。当年香港大学很多同事都希望达安辉能做香港大学的校长,我因而两次代表这些同事去信给他,恳求他出任校长之职。两次他皆推却了。香港大学校长这个重要的职位,不是要遴选的吗?是的,所有其他人都要,只是达安辉不需要!太多的同事仰慕他。
    是不容易理解的行为。当年的达安辉不仅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重要支柱,行医兼行政,而在香港大学很多跟医学无关的事务上他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不怀疑在香港大学的行政上,他的贡献不在校长之下。他就是不要校长这个名头。
    跟达安辉在香港大学医学院共事的杨紫芝,则是一个神话。记载说她在16岁进入香港大学读医,不知有没有弄错。任何人在当年的战乱中都要放弃4年的求学时间,她怎么16岁就进大学了?我排行第四的姐姐也是在战乱之后进入香港大学读医,比杨紫芝年长3岁,但后者却比我的姐姐高两届。这不是个天才是什么?
    我知道杨紫芝曾经在我背后骂我,也知道她曾经在我背后给我维护。我的猜想是杨紫芝怕我死掉,嘱咐她的徒弟医生不要让我死得那么快。
    朱知梅教授这本书,写他自己的成长与求学的经历,达安辉与杨紫芝都应该教过他。是那么有趣的经历,大可勒碑志之。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朱教授热爱中国,他被委任到中国来协助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适当不过的人选。医道够不够高明是一回事,关不关心国家是另一回事。二者兼备的人选不易找。一位朋友说是杨紫芝教授选中他。
    以东方之珠知名于世的香港,曾经是朵奇葩——可惜今天不再。达安辉是朵奇葩,杨紫芝是朵奇葩——这二者不仅曾经是,将来永远也是。如果本书的作者朱知梅教授能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搞起来,有朝一日,为中国的医疗制度做出贡献,他更是奇葩一朵也。
    张五常
    2020年3月15日

后记

  

    以下节选自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于1910年4月23日在巴黎的演讲“共和国的公民”,与我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同事分享。
    竞技场上的人
    荣誉不属于那些指出强者如何跌倒,或实干者哪里本可以做得更好的批评者。荣誉属于真正站在竞技场上的人,属于脸庞沾满灰尘、汗水和鲜血的人,属于顽强奋斗的人,属于犯过错一次又一次失败的人。因为没有不伴随错误或缺陷的成就。然而实际拼搏的人,懂得极大热情和投入的人,投身于有价值事业的人,最终或如愿取得伟大成就,而即使遭遇失败也不乏胆量,因此其所处将永不同于冷漠且胆小、未经胜败洗礼者。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深圳经济的飞跃式发展
    深圳是香港以北的一座城市,两地距离约30公里,相比之下,英国两个最邻近的大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相距33公里。从香港市中心坐高铁到深圳市中心需用时30分钟,开车则大约60分钟。对于主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我来说,由香港的居所到深圳医院的办公室需要90分钟。
    1979年以前,深圳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人口只有6万。1979年,当时的中国领导邓小平在全国推行经济改革开放计划,设立经济特区作为试点,引入市场经济及多项新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等。当年深圳被划定为其中一个经济特区。
    在短短40年间,深圳由一个人口只有6万的渔村,蜕变为中国一个主要大都会。2019年深圳市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该市有1343万常住人口,而按照此后5年的预测,假若包括进城务工人员等流动人口在内,全市人口可达2000万。深圳当地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2岁,是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之一。2019年,深圳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排在北京、上海之后,位列全国第三,并且已超越香港。深圳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时光倒流,假设40年前到香港北面这个叫作深圳的小渔村旅游,我们当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小村落会演变成今天的模样吗?
    那么,深圳是如何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的呢?
    首先,时机。由于深圳过去只是一个小渔村,没有什么历史,因此当被划为经济特区时,它自然也没有历史包袱,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在新一代年轻有为、力争上游的深圳人民的支持下,深圳从起跑线出发快步发展。
    其次,深圳市政府不但大胆求进而且高瞻远瞩,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推出一系列税务和土地改革政策以吸引直接外来投资,其中大部分投资来自邻近的中国香港。深圳市政府为了招商引资,遂展开全面的基础设施扩建计划,设立了一个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包括兴建全新的国际机场、高速铁路网络、覆盖范围广泛的地铁系统,以及供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如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等)使用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又拨出大量土地,盖建工厂、商业及住宅楼房。
    最后,促进深圳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它与香港毗邻。香港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可以在多个范畴向深圳提供和输出各种产品及服务,例如在开设厂房方面,香港企业可以提供先进的管理、投资和会计知识,就银行体系和惯例给予意见,并为具有出口潜力的深圳产品打开全球销售网络。因此,人们经常说,没有香港特区就没有今天的深圳,同样,没有深圳也没有今天的香港特区。这两个城市唇齿相依,互补长短。自1979年以来,通过上述的知识转移,深圳逐渐转型为一个外向型兼具前瞻性的城市,不但积极引进香港资金,同时亦吸引海外大型跨国企业投资,特别是为国际知名的品牌时装、电视机和手机等产业进行生产及组装。现在,深圳已经与中国香港比肩,成为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繁荣城市。
    在发展初期,深圳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依赖于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年轻廉价劳动力,在该市新设立的工厂生产各种各样的出口消费品,比如服装、手表、电子产品、鞋、玩具和家具等。有人开玩笑地说,任何你说得出来的东西,深圳都可以生产。目前,估计全球30%的制成品在中国生产,这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反映出它强大的制造实力,而深圳正是中国制成品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由于深圳的劳动力及运营成本低,因此当地制造的产品价格低廉,同时质量优良、经久耐用。其中一个最知名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选择在深圳生产iPhone(苹果手机)。虽然不少人指出,劳动力成本同样低廉的其他国家,例如亚洲的越南和柬埔寨等,可以为外商提供另一个制造基地的选择,不过市场仍然认为目前中国熟练劳动力的表现最佳,能够生产出优质耐用的产品。中国这项优势主要依赖于多年来在生产流程、物流、运输、分销、采购等各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现在国内的熟练劳动力以及整个物流链均致力于向更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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