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界儿童文学大师、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埃里希·凯斯特纳的童年自传。在作者的笔端下，浓浓的母爱和父爱伴随着童年在字里行间洋溢，展现了童年生活给作者留下的难以泯灭的印记，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儿童文学大师从童年经历中汲取的精神能量和艺术素养。

    这是一本让人热泪盈眶的童年之书，欢欣与泪水在字里行间璀璨闪耀。凯斯特纳这位大作家满载艰辛、奋斗与感恩的童年历程，他对父亲母亲的深深眷恋，以及那些在不安与期待、困惑与坚定中度过的成长岁月，如同涟漪一样在书中绽放，诉说着对童年的铭心怀念、对幸福的不懈追求。

    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1974）是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小说家、剧作家、电影脚本和广播剧作家。其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有《埃米尔擒贼记》《飞翔的教室》《5月35日》《小不点和安东》《两个小洛特》等等。
    凯斯特纳是西德战后的儿童文学之父，在德国儿童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1957年凯斯特纳获得德国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1960年，他被授予国际安徒生奖。

序言
无序言不成书
第一章
凯斯特纳家族和奥古斯丁家族
第二章
小伊达和她的哥哥们
第三章
我未来的父母终于见面了
第四章
行李箱、束腹带和金发卷儿
第五章
国王桥大街和我
第六章
教师、教师，还是教师
第七章
大回环和入学糖袋筒
第八章
八岁左右时忙的事儿
第九章
生活里的一些事儿
第十章
两场让我印象深刻的婚礼
第十一章
一个孩子的苦闷
第十二章
弗兰茨舅舅成了百万富翁
第十三章
阿尔贝特广场边的豪华别墅
第十四章
雷曼先生的两面性
第十五章
流连于山水间的母亲
第十六章
1914那年
后记
以一个后记作为结束

    [德]汉斯一海诺·埃韦斯 著
    蔡鸿君译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知道德国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柏林是德国旧的首都和新的首都。有些孩子也许还知道柏林维尔梅斯多夫区的一伙有名的少年，他们的首领是“教授”和“带着喇叭的古斯塔夫”。他们也许记得这伙少年帮助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名叫埃米尔．蒂施拜的男孩抓住一个小偷的经过。在火车上，这个小偷偷走了他准备交给住在柏林的外婆的一笔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它并非真人真事，这一点可以查对核实。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29年，也就是整整70年前出版的一部儿童小说里。几乎每个德国孩子都知道《埃米尔擒贼记》，不是读过小说，就是听过广播剧或者看过戏剧和电影。1999年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假如这部大概可以称为20世纪最出名的德国儿童小说的作者仍然活着的话，1999年2月23日，他将庆祝他的100周岁的生日。对于埃里希．凯斯特纳的百年诞辰，还会有比同时将他的8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更好的礼物吗?1999年，德国出版了难以计数的关于凯斯特纳的书籍，举办了许多展览、纪念会、讲座和学术讨论会。人们理应如此，因为每个毕竟只有一次100周岁!然而，同时将8本新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送到中国孩子(和那些已经不再是孩子的人)的手里，这恐怕是所有纪念凯斯特纳的活动中最美好和最重要的。因此，非常感谢明天出版社慷慨赠送的这份生日礼物。
    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astner)是小说家、剧作家、电影脚本和广播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他于1899年2月23日出生在德累斯顿这座当年萨克森王国的首府。他出生于普通人家，父亲是皮革工匠，当年他不得不关闭自己的作坊，去工厂做工赚钱。母亲做一些家庭手工产品，以此增加家庭收入，后来她又在家里开设了一个很小的理发店。埃里希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母亲自然把儿子变成自己唯一的生活内容：她可以为了儿子做任何事情，因为儿子应该生活得更好，儿子应该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埃里希．凯斯特纳一生与母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或寄明信片。凯斯特纳上的是8年制公立学校，然后又上了一个教师培训班，1917年应征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凯斯特纳放弃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高级文理中学，从而于1919年开始在莱比锡上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戏剧史。192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在高级文理中学读书时起，凯斯特纳就开始写作并且发表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在大学里，他积极为报刊写稿，这有助于他在1925年谋得《新莱比锡报》的一个职位。1927年，他作为剧评家来到德国首都柏林，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成为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最初是作为抒情诗人引起人们注意的。他的诗集有《腰上的心》(1928)、《镜子里的喧闹》(1929)、《一个男人给予答复》(1930)、《椅子之间的歌唱》(1932)，此外他还写了长篇小说《法比安》(1931)。当然，在此期间，他仍然继续为报刊撰稿，尤其是写作戏剧和电影评论。
    1929年，他的第一本儿童书在柏林的威廉出版社出版，这部名为《埃米尔擒贼记》(Emil und die Detektive)、由瓦尔特·特里尔画插图的儿童小说立刻轰动世界，遂使凯斯特纳一举成为名扬国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后来多次说过，他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纯属偶然：有一天，威廉出版社的女出版人问凯斯特纳是否愿意为她写一本儿童书，他当时以年轻人特有的轻率态度慨然允诺。这件逸事并不完全准确。凯斯特纳在莱比锡时曾经为许多报纸撰写过文章，自1926年起，他也为家庭杂志《拜尔大众》撰稿。这个杂志有一个独立的副刊《克劳斯和克拉拉的儿童报》，而它的唯一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埃里希·凯斯特纳!他当时已经积累了三年为孩子们写作的经验，并且以写儿童诗和儿童故事而小有名气，甚至还收到了许多儿童读者的来信。因此，任何大师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使事后有很多人过于喜欢这么宣称。
    凯斯特纳的第一部儿童小说立刻就被搬上了舞台并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对当时没有让作者本人足够地参与此事感到非常恼火，因此他自己准备更多地投入剧本和电影脚本的写作。在拍摄电影《埃米尔擒贼记》时，担任导演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比尔．维尔德。人们也许可以说，凯斯特纳在德国儿童文学史、德国儿童戏剧史及德国电影史上均占据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凯斯特纳很快又开始写他的第二部儿童小说《小不点和安东》(Punktchen undAnton)。鉴于世界经济危机，这部小说比他的第一部小说具有更强的社会批判效果。该书1931年出版，当年年底就由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儿子戈特弗里德‘莱因哈特搬上了舞台。翌年，一半幻想、一半超现实的滑稽童话小说《5月35日》(Der 35．Mai)出版。1933年，在纳粹党上台的前夕，《飞翔的教室》(Das fliegendeKlassenzimmer)得以出版。此后，凯斯特纳在德国被禁止发表作品。他的书——只有《埃米尔擒贼记》例外——被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撤了下来，烧成灰烬。人们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刚刚34岁、正处于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的作家意味着什么。凯斯特纳没有流亡国外，而是继续留在柏林，并且试图从事剧本和电影脚本创作(均以陌生的笔名)，以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的作品继续在国外出版，比如在“中立”的瑞士，其中有1935年出版的儿童小说《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Emil und die drei Zwillinge)。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帝国”土崩瓦解。此后，凯斯特纳经历了他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他曾在慕尼黑《新报》文艺版当主编。1946年至1949年，他主编出版了一份名为《企鹅》的儿童杂志。此外，他还积极为好几家小型歌舞剧场撰写剧本，如《流动舞台》和《小自由剧场》等。在儿童文学方面，1949年是他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凯斯特纳出版了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动物会议》和《两个小洛特》。《动物会议》(D1e K0nferenz derTiere)是一个政治童话，各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是这个童话传达的信息。儿童小说《两个小洛特》(Das doppelte Lottchen)是一个家庭故事，同时也是一出张冠李戴的喜剧，它敦促成年人遏制自己的利己主义思想，从而保证孩子们拥有幸福的童年。《两个小洛特》在出版后的第二年就被拍成了电影。1954年，《飞翔的教室》也被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曾经在西德拥有广泛的读者，根据他的儿童小说改编的剧本和电影在儿童剧场和儿童电影院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创作方面，凯斯特纳这时开始进入他的晚期创作——他的晚期创作远远不如早期创作那么有名，那么成功。这一时期他为孩子们改编了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和“民间传说”，如《蒂尔·欧伊伦斯皮格》《席尔德市民》等。1957年，他出版了童年自传《在我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Als ich ein kleiner Junqe war)。60年代他还出版了两部儿童小说：《袖珍男孩儿》(Der klelne Mann，1963)和《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Der kleine Mann und d]e kleine Miss，1967)。凯斯特纳是西德战后的儿童文学之父，他有几个杰出的学生，比如詹姆斯·克吕斯，还有无数并不那么重要、或多或少对他进行盲目模仿的仿效者。凯斯特纳早已成为一位文学名人。自1951年起，他担任德国(西部)笔会主席，1957年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1960年，他被授予国际安徒生奖，这是授予儿童文学作家的最高国际奖。为庆祝他的65岁生日，歌德学院举办了凯斯特纳生平和创作展览。1974年7月29日，埃里希·凯斯特纳在慕尼黑去世。
    在世界各地，提到德国儿童文学，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名字总是与格林兄弟的名字相提并论，后者出版了著名的《格林童话》(第一版出版于1812年至1815年，第二版出版于1819年)。迄今为止，除凯斯特纳外，没有任何一位20世纪的德国儿童文学作家能够赢得这样的国际声誉。在德国文化圈内部亦是如此：西德的儿童文学、西德的儿童戏剧和西德的儿童电影，至少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完完全全置身于他的魔力之中。为摆脱这种魔力，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凯斯特纳也遇到了每一座伟大的文学纪念碑所遇到的情况：人们有时试图轰轰烈烈地将他从基座上推倒。但是，对于一部分60年代末以来的“新”儿童文学，他仍然还是一位教父：他的儿童小说在1970年前后被看作社会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而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在50年代和60年代却被人们故意视而不见，但是，人们也正需要以此为起点。失望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只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者，正像他的批评者们在3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他知道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比如勇气、友谊、成功。这些梦想可以轻松地变成使人产生疑问的东西，对此，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凯斯特纳本人则由于他对人的理智和道德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然而，唯理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凯斯特纳也陷入了一种惹起怀疑的处境，因为在他宣传的这些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次要的道德”，诸如秩序、勤奋、正确等等。它们在人类自由的、现代的、解放的观点的影响下显得异常陈旧。自从70年代后期以来，有许多评论家试图把这位儿童文学作家的纪念碑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这种过激行动往往是一种巨大失望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是由凯斯特纳的儿童书籍伴随着长大的。
    纪念碑有的时候也必须推倒毁掉，这似乎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不容改变的法则之一。因此也只有一个新的时代才有可能为自己建造一座新的塑像。也许，当我们在德国纪念这位作家100周年诞辰的时候，儿童文学终于进入了一种更无忧虑、更为有利的境况。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我们德国来说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面对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让我们等着它向我们揭示新的迄今未被认识的东西吧。这也适合德国的儿童读者，对于他们，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始终还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读物。电影导演们极其引人注目地在最近拍摄的几部电影里自由地处理了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例如《两个小洛特》和《小不点和安东》。他们以大胆的、失敬的方式把小说移植到我们当代社会，为它们重新注入了活力。
    我们可能毕竟不能像中国的凯斯特纳儿童书籍的读者(儿童和成年人)那么自由，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没有过一座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纪念碑，而只有一种异国文化的见证：陌生，但却充满了魅力。愿中国的读者——无论年长年幼——教会我们这些德国读者再一次用全新的目光看一看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永远都可以用新的完全不同的目光来看待凯斯特纳，这一点已经为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这也正是这位德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伟大的一个标志。

    以一个后记作为结束
    工作结束了，至此，这本书也写完了。我不知道是否达到了我的预期，没有人能够在写下“结束”这两个字的时候就知道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他站在自己刚盖好的文字大楼前看着，不管有多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他还是对未来的结果一无所知。在这本小书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半个世纪以前一个小男孩如何成长的故事。我想把我的童年故事从回忆中拿出来，讲给大家听。当俄耳普斯打开冥界的大门，伸出手搭救爱人欧律迪克时，被告诫不能回头看。我是不是做了相反的事情?我不停地回头看走过的路。为什么现在老是想回顾过去，我也不知道，关于这点，我倒没有多想。
    当我坐在窗前写这本书的时候，屋外花园里季节交替，景色变换。有时，它会轻轻叩击着我的窗户玻璃。我放下手中的笔，走出屋子来到它们中间，和它们倾心交谈。我们聊一聊天气，季节很喜欢这个话题。我们谈论那些雪花和迟来的霜冻，还有结了冰的醋栗和可怜的正在开放的丁香花。我们还谈到了玫瑰和雨水。谈话的素材实在是很多。
    昨天晚上，八月来敲我的玻璃窗。它和我用轻松愉快的，还稍带点埋怨的口吻谈起了七月。它说每年七月总是拖着不走，最后导致它那么急匆匆的。当小红萝卜刚从田畦里冒出点小头的时候，豌豆花已经盛开，这不是它的责任，因为大丽花已经盛开，西红柿挂满了枝头。它把小红萝卜放到嘴里咬了一口，又吐了出来：一点儿也不脆，纤维太多了。“您再拿一个尝尝。”我说。但是它已经跳到篱笆外面去了：“替我问候一下九月。它不会让我出洋相的。”“我一定会转达的!”我喊了回去。每个月份都来去匆匆，每一年也是这样，岁月更是匆匆，只有回忆留下来耐心地陪着我们。特别是当我们耐心地陪着它们时。 还有这样的人，在战争年代将他的珍宝埋到地底下藏起来，藏得非常好，以至于最后他自己都找不到了。也有这样一种回忆，它的主人把它像护身符一样珍藏在心灵深处，它的价值只有对他的主人来说才是珍贵的。当有一天，主人把它介绍给别人时，别人也许会说：“先生，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就像是一个小芬尼，没什么价值。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也捡起来?”是的，在我们的回忆和陌生人的耳朵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些误解。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我在露台上坐着，手里拿着书稿，挑了其中部分章节念给我的四只猫咪听时，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最小的那只猫咪叫安娜。它穿着白衬衫和黑色的燕尾服，听了没几句，它就跑开了。它年龄还小，不能理解我读的东西。它发现了一只小蜥蜴，爬到了一棵大树的树权上。它像一个服务生那样坐着，眼睛紧盯着蜥蜴，看来它很想抓住它。 另外的三只猫咪分别是宝拉、布奇和喽喽。它们坐在我的身边，很耐心地听我念书。有时，它们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有时，它们会张大嘴巴打个哈欠。真可惜，它们不能用手把嘴巴捂上掩饰一下。宝拉用爪子挠了挠耳朵后面，我看了有些恼火，把手稿合上放到桌子上。它说：“您应该把那段描述洗衣问的部分给删掉，就是描写衣服摊开平放着，然后用衣服整烫机熨衣服的部分。” “为什么?”我问。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恼怒，因为我非常喜欢脏衣服洗干净、熨烫完后清新、平整、有香味的样子，我很享受这一过程。那个时候我总是非常乐意在一边给母亲帮忙，做这件事的。那位于肖恩霍夫街上温特煤炭商店边的晾衣场，以及那些晾衣绳、衣服夹、洗衣筐，还有阳光、清风，让我至今难以忘怀，还有，把刚洗完的湿漉漉的白被单铺在轧压机上，嘎吱嘎吱地摇动曲柄，碾压平整后卷成一束的过程。这样一个令人心生欢喜的白色世界让人怎么能下决心删掉?就因为一只黑色的安哥拉猫的意见? “宝拉说得很对。”布奇说——这是一只十四磅重的大灰猫，“把描写洗衣服的那部分删掉吧。否则我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要骂你。”“即使你再来打我们，直到把你的手都打痛了为止。”喽喽，这只黑色的波斯小母猫不高兴地在一边补充道。“我什么时候打过你们?而且还把自己的手都打疼了?”我有些震惊，气恼不已。“没有。”宝拉回答，“但是你经常这样威胁我们，这种行为跟真打是一样恶劣的。”“把那个雪白的衣服世界删掉吧!”布奇不耐烦地说着，黑色的尾巴重重地在露台砖头上甩来甩去。“否则我们真的要生气了。”喽喽说，“告诉你，前不久你的那件雪白的衬衫，当时外面下雨了，柜门敞开着，是雨水把它打湿的，根本不是我们的过错!” “真是活见鬼了!”我叫道，“我还能区分不出来事情的真相吗?都是因为你们这几个混蛋家伙!你们下雨的时候从外面回来，湿漉漉地躺在我的衣服上才这样的!”“你这是狡辩!”宝拉说着，低头舔起了自己的毛。喽喽用一双金黄色的眼睛瞪着我，无聊地说：“典型的人类!信就信，不信拉倒，我们猫不会欺骗你们的!” 接着，三只猫咪都掉头走掉了，它们去草地上散步了。走到半路，布奇掉头回来说：“至少你得在书里提一下耗子，这样就可以顺便把我捉耗子的事情写在里面了。但是，你们人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友好，有的时候冷酷无情。这对于我们猫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说完它又走了，走到一半，又掉头回来，“今天晚上我会回来得很晚。”它通知我，“今天是满月，你懂的，别为我操不必要的心!”说完它真的消失了，从那些它刚刚踏过的草茎的样子能够分析出它的去向。 现在，我把洗衣服的那章删掉了。并不是因为猫咪们的意见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想尊重它们的意见。刚才我已经把这部分给它们念过了，它们觉得这部分内容毫无价值，现在我只能把这部分回忆重新放回心底。这让我感觉稍微有一点遗憾，甚至还有些伤心。但是，任何职业都会有烦恼。为了讨布奇的欢心，在书里添加两三只耗子，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干的。因为写回忆录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必须舍弃一些内容，不能什么内容都一股脑儿地写出来。二是不能随便添加原本没发生过的内容，一只耗子也不行。 我踱着步子惬意地慢慢穿过家里的草坪，走到篱笆边上站住了。外面正好有一位牧羊人带着他的黑色绒毛狗，赶着一群咩咩叫的绵羊经过。那些个头很小的东方小羊羔，一两个月以后就会长成大个头的绵羊。我们人类长大得可没这么快，用时要长得多。那边路上站着一个小男孩，注视着这些羊群。他开始追羊群，一边跑一边跳，两只手不时地向上提一提腿上的袜子，他感觉这样很有乐趣。 大约跑了二十几步，他停了下来。因为长筒袜又滑下来了，他必须站住才能好好地往上提一提。我饶有兴致地把胳膊搭在篱笆上，继续看着。羊群跑得比他快，他有点恼火，决心要追上去。羊用自己身上的毛给人类提供了长筒袜，它自己却不想穿。不得不说，羊真是聪明，它知道，不穿长筒袜就没有袜子老是往下滑的烦恼了。 跑到花园那边的玻璃暖房墙边，小男孩又站住了。他使劲地把袜子高高地往上揪着，看上去这次真的发怒了。接着，他匆匆地转过房角，消失了。我估计，他应该是去格列特大街了。对于这个区域我再熟悉不过了。哦，这样熟悉的长筒袜，哦，这样熟悉的场景。我的母亲送给了我一双羊毛长筒袜，袜筒上虽然有松紧带，但…… 呵呵，别怕，亲爱的读者，我现在决定安静下来了，什么都不哕唆了，我不会再继续写一章关于长筒袜的回忆，工作就到此为止了，我的书终于完成了，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