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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

  • 定价: ¥298
  • ISBN:9787208165762
  • 开 本:16开 平装
  •  
  • 折扣:
  • 出版社:上海人民
  • 页数:8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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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每个家庭的老相册里都能找到这样的照片。
    《佚名照》中完全不同的芸芸众生,在面对照相机时,却表现出近似的感情,近似的表情,近似的姿态,近似的环境,近似的尺幅——往日的昂扬和梦想都写在脸上、记录在案。晋永权通过1500张照片的收集和甄选展现出20世纪下半叶的时代之色与时代之光,堪称一部中国百姓照相史稿。

内容提要

  

    芸芸众生,在面对照相机时,却意外地表现出一致的特征:表演性、模仿性、符号性、互图性、实用性……
    20世纪下半叶日常生活照片的影像类型丰富、多元,甚至出格,呈现出这一时期中国人生活的表与里、现象与本质。晋永权通过二十多年的图像收集、整理,甄选出从195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末期1500余幅佚落的日常生活照片,试图寻找出中国人日常照相行为中的社会与历史逻辑。照片拍摄者、被拍摄者及拥有者信息皆无,使日常生活图像消弭了个案差异,由个体、家庭、特定人群的记忆载体,转变为公共记忆的共享之物。
    《佚名照》既关乎过往,又预示未来,是一部平民生活的影像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现代精神成长史。在客观、温和中打开了视觉艺术解读历史文化的新视角,为一个日渐模糊的昨日世界,呈现出人性的温度,使我们更直观、感性地理解今天的中国人。

作者简介

    晋永权,曾为摄影记者,现为图书编辑。出版著作《最后的汉族》《出三峡记》《江河移民》《红旗照相馆》《合家欢》等。系列摄影作品《傩》被法国国家博物馆、上海美术馆等艺术机构收藏。

目录

概要
写在前面 汪家明
自序:佚名之名 晋永权
第一章 日常生活影像的特征
表演性
模仿性
实用性
符号性
互图性
第二章 在户外
01. 人与树
02. 人与水
03. 人与花
04. 人与动物
05. 名胜足迹
06. 北京天安门
07. 上海外滩
第三章 照相馆里
08. 标准照
09. 爱人同志
10. 家庭合影
11. 友谊长存
12. 美丽新世界
13. 应许之地
第四章 时代(上)
14. 男人与男人
15. 女人与女人
16. 男人与女人
17. 时代的孩子
18. 红装与武装
19. 读书看报
20. 吹拉弹唱
21. 站立
22. 指引
23. 拼拼贴贴
24. 粉墨登场
第五章 时代(下)
25. 亲密时分
26. 潮流青年
27. 身体身体
28. 我和我
29. 持相机的人
第六章 照相语
30. 悄悄话
31. 笑一笑
32. 坐与卧
33. 亲情
34. 个性
35. 旁观
36. 影子
附录 分离
后记一:照相的度过 晋永权
后记二:漫长的旅程 晋永权
参考文献

前言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照相史——读《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心里忽地蹦出这样一句话。
    如今所存自己最早的相片,是1962年9岁时,在家乡青岛龙口路和广西路拐角处的“凤珠照相馆”拍的。我穿了一件白底黑点的外衣,领口翻出毛衣领,有点像女孩儿的装扮;胸前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这让我惊讶,那时就有毛主席像章了),圆圆的脸上如同《佚名照》中所说那样“笑一笑”,露出了没长好的门牙。这家小小的凤珠照相馆,绝对是我们那一带居民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影像的记录者。我家的各种相片:百岁照、周岁照、家庭照、证件照、同学照、好友照、入队照、入团照、入伍照,以及各种名目的日常照几乎都是在那里拍的,连我大姐和姐夫的结婚照也是,而且看上去很不错。至今清楚记得“凤珠照相馆”五个字是隶书繁体红色,从上至下写在门的玻璃上。门边橱窗里摆放着从1英寸到12英寸的样片,以及年轻女子、中年男子的肖像和军人像(附近有海军、陆军军官宿舍);另一扇面向广西路的橱窗,经常摆电影演员剧照,如《海鹰》的主角王心刚和王晓棠;剧照下面陈列着相机和胶卷——照相馆还兼卖照相器材和修理相机。屋里有布幔和两三套布景,布景与《佚名照》里展示的大同小异。
    除了室内照相,在风景点拍照也是由照相馆派出的服务网点进行的。比如我在中山公园的一张留影,用光和构图相当专业,上有“青岛天真照相馆”的标记。我那时正学油画,非常喜欢照相(被拍照),喜欢收集各种影像资料,不但整理了自家的旧相册,还保存了达尔文、杰克·伦敦、高尔基、鲁迅等名人肖像照,乃至马恩列斯毛等“伟人照”。1972年,一位同学家里弄到一台海鸥牌120相机,让他学习拍照以便找工作。我买了两个黑白胶卷请他实习。他一共为我拍了24张6×6(厘米)的底片,送到凤珠照相馆冲印出来。这批相片有几张保留至今,它们记载了我的画家梦、作家梦(摆的姿势和道具都是与作家、画家有关的)。那是我脱离照相馆,自主拍照的开端。
    人有爱好,并能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发挥这爱好,是愉快的事。后来我多年从事与影像有关的工作,直到编辑出版《老照片》,算是大大过了一把瘾;因之结交了许多摄影人,更是三生有幸。
    其中,晋永权是我知道得比较早、相识却比较晚的一位特别的影像专家。2006年,我在三联书店工作,他的《出三峡记》在我店出版。书中以文字和影像并行的形式,力图通过记录和展示一个个三峡移民和家庭相同又不同的经历,把整个大迁徙立体地呈现出来。为此,他前后5年16次赴湖北、重庆采访拍摄。书的封面是一位光脊梁的汉子,背对观众,伏在顺流而下的船的船帮上,望着远去的三峡。这封面令人难忘。书还在制作中,大家已经热切地期望一本年度好书的诞生。这类好书是可遇不可求的。
    从此我记住了晋永权。说他特别,是因为从书中看,他与我以往了解的大多数摄影人不同。比如,面对影像(包括自己的作品),喜欢胡思乱想,还有些多愁善感。他不是技术型的摄影匠,也不是以忠实记录社会和历史为最高追求的摄影家,而是一位身在摄影,又在摄影之外的研究者。他总是跨界,把影像学与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联系起来分析、考证,发掘出与影像有关却又超出影像的新角度、新思维。有时不免突兀,却总能触动读者。对摄影和写作,他自信,又不自信。即如《出三峡记》,下了很大功夫的一本书,完稿后他想到的却是“拍照能够干什么,能够见证这记忆的深沟吗?这种记录到底是真相还是谬误,诚实还是欺骗,纯粹的想象重构,还是辛苦得来的可靠洞见呢?”“被书写出来的文字,哪怕是原话照录的文字,一旦脱离开言说者这一母体,她瞬间就成了语言的孤儿,被不同背景不同心态的读者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几年之后,晋永权推出了新作《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的中国摄影争辩》,书名红底黄字,上面一行小字写着: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我买了一本。在自序里,他对报社里的老报人和家乡姑奶奶都把自己看成“照相的”而困惑和不甘。但又明白,这种看法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历史规定性”在起作用,并由此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摄影界的一场争辩,争辩的话题发端于“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止步于“新闻摄影到底是什么”。书中的作品和观点涉及很多老一辈摄影人。在后记里,他又一次谈到“一部书稿从写作完成之时起便有了自己的命运。作为文本,她将遭遇读者的多重解读。”“这里所做的解读也是不完整的,更不可能是结论性的”——仍旧是自信之外的自虑、自谦。我喜欢他的这种个性。
    从2006年,到2009年,再到2018年,与《出三峡记》《红旗照相馆》密切相关的晋永权的朋友和同事中,起码有八九位也是我的同事或朋友;而我所熟识的很多摄影人,其实他更为熟识,但我俩硬是没见过面。直到中国摄影书榜评选和这部《佚名照》,一次偶然也不算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了。他比我想象的年轻不少,但已非常老到,思想活跃、思路广阔而又心思缜密,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而有条不紊(同一时期组织策划了《我和我的祖国》大型摄影展)。《佚名照》这样一部宏大的著作竟然是在做报社摄影部主任、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和摄影杂志主编的业余时间完成的。这部书稿的材料,是他二十年来购买于旧书、旧货市场的数千张不知像主的相片,其最大特点就是驳杂、无序,累积、编织起来已属不易,还要通过它们去研究中国摄影史中从来没人关注的部分——平民百姓的日常拍照行为(不是我们一向关注的摄影家和摄影“作品”)。这是一项开荒性工作。
    名与实似乎是晋永权一直特别关心的问题。在《出三峡记》中他就说过:“名字的事让我想了很久。名字重要吗?你从没有听过的那个名字真能给你带来什么信息吗?不能。在熟悉、关注你的人那里,名字是被赋予了诸多内涵的标识,这个标识之所以被记住,往往是因为她也是记住你名字的人自身的参照系;而在与你无关的人那里,名字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与其他那些无意义的符号一样,与你无法形成参照,因而难以进入你的记忆识别程序。”而这一次,他以从未下过的苦功,来解读数千张“佚名照”。饶有意味的是,他认为,正因没有被拍摄者、拍摄者和持有者的名字,也没有相片内容的明确信息,所以才能进入一种别样的解读:
    佚名照摆脱了当事者,从而为基于影像本身分析、判断,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大量个案的集中归类进行整体观照提供了可能。
    他的这一说法给我以启发。过去我曾强调,老照片如果没有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信息,就只是一些形象资料,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老照片》的主旨就是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现在看来,我偏颇了。
    那么,整体观照,观照什么?他论断:看似杂乱无序的日常生活照片,实则有着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它们无不是建构的产物,无不遵从于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他坦承:这本书是十年前那本书(《红旗照相馆》)的姊妹篇,探讨的话题十分不同,又十分相关,对照阅读可对理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摄影(照相)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形成的关系,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
    的确,在《佚名照》中我看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力劳动者到文化人,从平民到军人,从男人到女人,从孩童到老人,从50年代到80年代……完全不同的芸芸众生,在面对照相机时,却表现出非常一致的东西:时代之色,时代之光,以及表演性、模仿性、符号性。表现什么?追慕什么?什么符号?单用语词说不清楚。晋永权通过对成百上千的相片分类和比对(互图性)得出多层次、有见地的答案,堪称一部中国百姓照相史稿。
    离开家乡多年,我不知道凤珠照相馆是何时消失的。这不奇怪,拍照如今比写字还要普及,数字成像改变了视觉世界,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影像生活。但是那个年代留下的相片仍让我珍惜。再度翻看自己的老相册,我发现,虽然这些相片有名有姓、信息确凿,却与《佚名照》中无名无姓无明确信息的相片如出一辙:近似的感情,近似的表情,近似的姿态,近似的环境,近似的尺幅——往日的昂扬和梦想都写在脸上、记录在案。也许,这就是我喜欢《佚名照》、对书中那一张张相片特别有感觉的原因?如此看来,佚名和有名并非关键,关键在于如何看、会不会看,在于眼光的高度、广度与角度……是的,角度!
    2019年10月8日

后记

  

    自摄影术传人中国至今,照相——无论是坐拥固定空间、设施、工具、人手的照相馆程式化拍照,还是散漫淡然、东瞅瞅西瞧瞧,猎奇寻欢到此一游式留影——传达的文化道德面貌,包括品味旨趣、体态情状、秩序状态,甚至期许诉求、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等,虽有年代变迁、地域变化带来的些微差异,但总体来说,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带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次,让社会精英惊骇的是,在那些强大的军事力量背后,还有一套国人陌生的制度和文化形态。而照相机作为集西方工业文明、制度文明成果为一体的现代性工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1860年11月2日,由西方第一位入华摄影记者费利斯·比托拍摄的恭亲王奕诉肖像,当为近代国族运势的视觉隐喻——帝国的黄昏、王权的衰落、个体的茫然,无不呈现于此。依持照相机,西方开始了对中国的强制观看。
    这一路径,自沿海、沿江、沿疆,而内陆;自南向北,自东向西;自商业阶层、市民阶层、文化阶层,而皇宫贵胄、革命分子,再到政党政治、社会批判、个人表达等。可以说,一部中国摄影史,在很长时间、很大程度卜.就是一部照相史。
    国人接受摄影术,自实用性的商业照相始,澳门、香港、广州、福州、上海等地的商业阶层首先接纳了这一可以致用——谋取利益的工具。固然,要得到消费者,即普通市民阶层的广泛认可,其间还有诸多障碍,但商业诉求迅速主导了照相消费文化的型塑,市民们残存的惊惧心、神秘感,很快就被好奇心及便捷快速获取方式及照相美学新潮流取代了。这使得照相术在市民占主体的城市社会中获得了极大的普及。 但,照相术真正的被统治阶层、政治人物、上流阶层所接受,还要拜慈禧照相这一20世纪初中国、乃至世界照相史上规模巨大的照相行为。可以想象,巨幅照片被精心着色,在荣宝斋安装上金丝楠木框,各行省、直隶官员来到紫禁城迎请“圣相”的情形:当迎驾仪式结束,被高高供奉的“圣相,,前,依照级别高低跪着的大员们抬头一睹圣容时,会带来何等的心理震撼啊!而先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要么无缘被召见,被召见的大抵也是始终低头捣蒜,无缘一睹圣颜。 这些照相史上的珍贵材料,要感谢清宫史官们的详细记述,多存于内务府档案《圣容账》中。自然,自摄影之乡法国学成,并带回器材给慈禧照相的摄影师勋龄,当是中国照相师傅中最有里子,也该是最有面子的人物。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老话再次在照相历史上得以印证。“老佛爷”亲力亲为之后,照相术才真正为王公贵族、士绅名流,及民间社会所认可。慈禧所倡导的照相文化被后人模仿,特别是那些带头革了大清王朝命的人——他们大量印制代表自己庄严、正气、具有新派革命者形象的相片,广为散发,进行鼓动宣传。至于早期报馆所需——姑且称之为“新闻照片,,的那些相片,则是直接委托照相馆安排照相师傅们拍摄并冲印。与之相比,那些文化精英们由于深染传统,或固守道统,在看待、接受照相机这一西方工具方面,却迟缓得多,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渐人他们法眼。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把照相机当成另一种类型的毛笔,作为美化人生、陶冶情操的工具。许多人,特别是对照相的见证功能,不甚了解,亦无兴趣,更不要说对于其作为民主手段,与政治、社会生活相互关系等诸问题的理解把握了。 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打断了原本的照相文化演变进程。此时,一手提着枪一手提着照相机的爱国主义者、抵抗战士、革命者一起汇人宏大的历史潮流,完成保存中华民族根脉,救亡图存的使命去了。 值得关注的是,在沦陷区上海,照相馆的生意并未完全中断,甚至还一度出现照相馆激增,并陷于无序竞争的局面。此间,作家张爱玲对照相文化现代性的认知,代表了一个非凡的高度。她对世俗社会生活中国人之于照相的心理、状态、类型与阐释,及对其仓促、易变、临时而又永恒等现代性特征的体悟,无不鞭辟人里。这是目前中国影像文化认知过程中被忽视的、分量甚重的一笔遗产。 为大众广泛认同,或者说已经型塑完成的照相文化心理,一旦被充分把握、利用,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形成各种名目的影像话语形态,并从原先私人空间的形态,转而成为在公共媒介、公共空间展现的影像模式。集中体现在宣传摄影上,那就是照相馆式的宣传图式、样态。这种影像文化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典型的特质,反过来又会影响个体照相行为。 1958年,布列松来到中国时,人们总是把他这个抓拍大师当成照相师傅来对待,因而殷勤地向他展示自己的劳动成就和美好而幸福的生活场景。而当他面对群体时,看到的大多又是组织与摆布后的场面。布列松意识到,东方传统的礼仪之邦所遵循的待客之道以及仪式中,还缺少现代影像文化生成过程中那些约定俗成的基本程式。这让他一筹莫展。 1973年,苏珊·桑塔格来中国后发现,中国的照片很少是抓拍的。她从文化上寻找根源,认为“这或许部分因为某种关于举止和形象得体的古老习俗所造成的”,但她没有提及现实政治因素对人们日常行为举止的型塑、规制。而这二者的奇妙联姻,恰恰构成了很长一个时期中国人拍照姿势的典型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社会流动加速,居住空间更改频繁,使得大量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包括大量籍籍无名的大众日常影像得以进入了公众视野,成为可以交换的物品。今日学界如果还有谁对照相馆相片,以及那些野外随手拍摄的纪念照片充满不屑,并斥之为“机械的照相…‘不过就是张旅游纪念呆照”,认为没有什么价值,或者仅仅以“一图胜千言”之类的话大而化之地敷衍一下,那他是彻彻底底地落伍了。新史学早已把这些材料作为研究家庭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所谓宏大叙事的重要印证材料。许多旧照片,甚至残缺不全、破烂不堪的大路货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实证的,或审美的。运用这种材料进行历史研究的序幕也已拉开,前景广阔。 不只是城市市民家庭的影像得到重视,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使得先前没有进行的影像田野调查正逢其时,深描、浅述皆成气象。包括先前一直被忽略的乡村影像,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照相师傅是塑造乡村影像文化形态——包括美学趣味、照相体态、景观想象的主体。特定历史时期内,大量的乡村人,包括县城人的视觉形象正是经由他们来塑造的。特别是在城镇化浪潮无可避免的背景下,那份依凭影像存留的乡村记忆更加珍贵。多年来,这些影像只在民间流传,自生自灭,难以进入官方叙事渠道,也不被大多数的拥有者认知、珍视。与那些宣传照片相较,它们不入流,拍摄者本人往往也自惭形秽,觉得技不如人。大量文本也让观察者看到,这些从事商业服务行业的照相师傅们努力模仿宣传照片的痕迹。但总体说来,这些影像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质不只在美学意义上,更在文献意义上成为考察这一时期本地区乡村、城镇文化重要而直观的文本。 至于照相文化的艺术价值,以影像为材料或手段的艺术家从中汲取养料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逐渐由单一的老照片呈现,转化为多媒体多材料的混搭跨界形态,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矿源。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写于2015年8月 改于2018年8月、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