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商品分类

您现在的位置: 全部商品分类 > 医药.卫生 > 医药.卫生 > 预防医学、卫生学

致命敌人(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准备)(精)

  • 定价: ¥78
  • ISBN:9787521719697
  • 开 本:32开 精装
  •  
  • 折扣:
  • 出版社:中信
  • 页数:371页
  • 作者:(美)迈克尔·T.奥...
  • 立即节省:
  • 2020-11-01 第1版
  • 2020-11-01 第1次印刷
我要买:
点击放图片

导语

  

    拜登团队新冠疫情特别顾问,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流行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撰写本书,意在预警大众,优化全社会的公共卫生环境。
    扫描全球传染病和防疫行动的现状,不仅是有关传染病的基本常识,还有全社会的公共卫生行动该如何应对疾病。“教科书上的防疫知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而本书将人人畏惧的瘟疫带入21世纪的真实状况。
    本书执笔人马克·奥尔沙克作为悬疑小说作家,贡献了跌宕起伏的小说般的叙事,流行病学家的故事,就如同“疾病侦探”,在病患群体中寻找蛛丝马迹,侦破致病微生物“凶手”。

内容提要

  

    传染病、饥荒与战争,是当前威胁人类生存的三大劲敌。其中传染病因长期存在且难以察觉,而成为全人类致命的敌人。全球大流行病的暴发,往往一夜之间改变全社会的贸易、工业、旅行和日常生活。当传染病暴发,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感染率和死亡率的数字,还有疾病对世界经济、政治、人类福祉的次生灾害。
    但如今我们对现代大流行病的类型、传播途径、治疗手段和预防方法了解得太少,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给予的关注和投资太少。当人类战胜一次大的传染病暴发后,时常将疫情的伤痛和损失抛诸脑后。只有少数科学家在积极准备面对下一次流行病。
    作者以美国流行病专家,传染病研究与政策负责人的角度,根据其在艾滋病、结核病、疟疾、SARS和MERS直至新冠暴发期间40余年的工作经验与个人回忆,为我们构建让全球大流行病走进21世纪真实环境的全局视角,他不仅介绍了流行病为何、如何分类、传播方式与防治的基础科学常识,更详细解释了流行病学家如何像“疾病侦探”一样找出神秘疾病的“真凶”,尽早救治患者并防患于未然。如同悬疑小说一样,书中也指出什么是阻碍我们做好准备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的“敌人”:疫苗研发的困难,公众对于抗生素的滥用,还有人类自身的大意轻敌。

媒体推荐

    迈克尔·奥斯特霍姆博士是“对抗微生物战斗中的保罗·列维尔”。对我们这些窥视地平线、看到敌人的人来说,他的工作是英勇的、批判性的。
    迈克尔·菜维特
    美国卫生与
    公众服务部部长
    迈克尔·奥斯特霍姆对人类越来越容易受到疫情暴发和流行病的影响表示关注,甚至提出警示。在《致命敌人》中,他未雨绸缪,旨在优化整个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
    劳里·加勒特
    普利策奖获奖作家
    《逼近的瘟疫》作者
    这本书将改变你的恩维方式。它语言清晰,富有文采,作者运用潜台词来推动叙事,堪比斯蒂芬·金的惊悚小说。同时它也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如果有很多人或需要此书之人读了它,将会带来其他书几乎无法实现的效果:它将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约翰·H.巴里
    《大流感》作者

目录

2020年新版序言
2017年原序
第1章  黑天鹅与红色预警
第2章  公共卫生年鉴
第3章  白大褂与破鞋子
第4章  威胁矩阵
第5章  微生物的自然发展过程
第6章  世界新秩序
第7章  传播途径:蝙蝠、虫子、肺和阴茎
第8章  疫苗:箭筒里最锋利的箭
第9章  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让我们永志不忘
第10章  功能获得与两用性研究
《弗兰肯斯坦》中的情节
第11章  生物恐怖主义:打开潘多拉魔盒
第12章  埃博拉:走出非洲
第13章  SARS和MERS:未来预告
第14章  蚊子:公共卫生的头号敌人
第15章  寨卡病毒:料想未料之事
第16章  抗生素:公地悲剧
第17章  抗击耐药性
第18章  流感:传染病之王
第19章  大流行病:从无可言说到不能避免
第20章  消除流感
第21章  生存战略
致谢

前言

  

    在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暴发期间,我们提出了撰写此书的计划。在寨卡病毒暴发,从太平洋诸岛传播到美国北部和南部地区期间,我们完成了此书的撰写。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仍对2002年始于东南亚后又蔓延到加拿大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暴发记忆犹新,此外还有2009年从墨西哥突然暴发的H1N1流感,以及2012年席卷阿拉伯半岛的另一种冠状病毒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当我们撰写这篇新版序言之时,我们正面临着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疫情在2019年底暴发。这种冠状病毒大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与流感传播类似,它通过呼吸道吸入被感染者的飞沫和充斥着病毒的微小气溶胶颗粒,来实现人与人的传播,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9章所详细描述的一种流感大流行传播过程一样。所有此类传染病的暴发到底有何共同之处呢?
    它们的暴发都具有突然性,但事情本不该如此。下一场疫情也不该是突然暴发的;我们敢肯定,以后必定还会有疫情来临,而且不会只有一次。正如本书所述,未来将会暴发的疫情甚至会比COVID-19疫情更为严重,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更有可能的是,正如我们在书中所写,它将是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其破坏性影响将与1918—1919年造成5000万到1亿人口死亡的大流感相同,但它将会在一个人口三倍于当时的世界里暴发,在那时国际商业航空旅行更加频繁,第三世界特大城市崛起,人类对自然栖息地的侵占已经把动物的疾病储藏库带到了“自家门口”,数亿人和携带病毒的宿主动物聚居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全球的即时供应链,供应从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到救生药品的所有用品,如果没有这些用品的即时供应,世界上最先进的医院就无法运转。
    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用了一个世纪所实现的科学进步,足以让我们做好准备来应对这场大灾难了吗?遗憾的是,正如本书第19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我们在撰写《致命敌人》一书的初版时所做的那些分析,指出的那些当务之急,以及提出的一些预防建议,就目前来看仍是正确且值得借鉴的。我们并不因能有这种先见之明而自满,但事实上,我们确实提出过警告。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实际情况。
    试图阻断一种类似于流感的病毒的传输,如COVID-19的传播,就像是试图阻断风一样困难。我们最多只能做到让其传播速度
    减缓,如中国政府对数亿公民实施强有力的限制措施,减缓了其扩散速度,再比如其他国家,像韩国和新加坡,为确诊感染者和发现所有可能的接触者做出了努力,这是美国极其缺乏的。唯一可以遏制这种病毒传播的方法是使用一种有效的疫苗,而这种疫苗尚未被开发。从零开始研发疫苗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在任何传染病全球性大流行的情形下,有效的领导力都是关键,一国首脑的首要职责就是提供准确的最新信息,这些信息应该由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来提供,而不是由有政策倾向性的政府工作人员来提供。我们宁愿听到“我们还不清楚,但我们在努力获取信息”这样的实话,也不愿听到一些盲目乐观,还很可能被下一条新闻“打脸”的言论。如果一国总统舍弃了他的信誉,公众将不知道该向何处求助。而研究一再表明,如果政府对公众开诚布公,提供真实信息,随之而来的就不会是恐慌,而是我们都学会了团结一致。
    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CIDRAP)在2020年1月20日就发布声明,基于此类病毒的明显传播特征,COVID-19将会导致全球大流行。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直到3月11日才宣布全球大流行?我们认为,这导致了许多领导人和组织的盲目自信,以为仍有很大把握控制疫情,这不幸地成了一种不必要的干扰,阻碍了我们研究如何缓和病毒的威胁和适应病毒的重要规划过程。这种混乱和争执应该使我们认识到,当我们的世界面临新的致命敌人时,我们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评估其威胁。
    我们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被卷入这场危机之中的?如同大多数灾难事件一样,这场危机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SARS疫情以来的近20年里,全世界对中国的制造业资源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依赖。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能够提供即时生产(just-in-time)的制造业、供应链和配送方式的时代。如果我们因位于湖北省或广东省的一家工厂在疾病暴发期间关闭,而不能买到想要的最新款电视机或智能手机,那还是小事。但如果我们得不到储备在医院急救车中的救命药物,无法维持数百万慢性病患者或其他健康状况不佳的人的日常生活,或者那些直接接触COVID-19患者的医护人员得不到个人防护设备的重点保护,那就是有严重影响的大事了。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令人警醒的统计数字: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前不久,CIDRAP开展了一次针对医院药剂师、重症监护室和急诊科医生的全国性调查,我们在本书第18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这项调查的最新结果表明,在美国有150多种用于治疗各类疾病的极其重要的救命药物,是经常使用的,如果没有这些药物,许多病人将在数小时内死亡。这些药物都是仿制药,其中很多药物或药物中的活性成分主要在中国或印度制造生产。在COVID-19暴发之初,美国就有63家药店在短期内暂停营业,或在正常营业的情况下出现资源短缺—就这么一个例子,便能体现出我们有多么不堪一击。此外,由于疫情影响和隔离政策,中国工厂被迫停产,运输航线被迫中断或关闭,不论美国西部的大城市中有多么先进的现代医院,如果急救车上运送药物的瓶瓶罐罐空空如也,再好的医院也无济于事。我们大量地依赖中国廉价而高效的制造业生产的药物与器材,若因为疫情阻隔而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可能会让很多人得不到救治,这也是COVID-19病毒和未来全球性大流行病暴发的次生影响。
    此外,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经济状况导致大多数医院的个人防护用品库存极其有限,包括呼吸器和N-95口罩。如果我们连医护人员都无法保护,却还要依赖他们来治疗所有病人,这些病人很容易就会让我们已经负担过重的医疗机构超负荷运转,那么这种状况下我们该如何应对?从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发生在我们医护人员身上的事情将成为一种历史标准,用来衡量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和未来的危机。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竭尽所能地保护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将迅速从提供护理的人员变成患者,并进一步加重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医疗体系的负担。
    世界各国都未曾想到,疫情影响下,中国的制造和出口会受影响,于是我们无法获得充足的紧急物资。以当下的现实状况来说,这并不是我们当前物资匮乏的充分理由。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真正避免这种威胁,各国政府就必须做出国际承诺,扩大重点药品、用品和设备的生产,并使生产渠道多样化。我们需要从保险模式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保险公司并不致力于预防灾难,而是力图减轻灾难的影响。
    这样做成本会更高吗?毫无疑问,但这是唯一能够确保在全球性传染病灾难暴发时,我们能够做出强有力回应的方法。当停产、贸易中断和隔离成为常规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办法保持药品和其他重要物资(如针头、注射器,甚至生理盐水袋等基本物品)的生产和分销链的运作。
    我们不仅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医疗设施生产力,拥有更多医疗储备,我们还必须在政府层面上投入巨资,开发新药和抗生素,而这些都不存在有效的商业模式。我们不能指望商业性质的制药公司为只有在突发情况下才有用处的药物投资数十亿美元。2014—2016年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在政府的敦促下,出现了生产疫苗的热潮。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在一项国际倡议下诞生了,该组织致力于促进和加速开发新传染病的疫苗,让人们能够在疫情期间获得这些疫苗。虽然在多方努力下,埃博拉疫苗的研制取得了进展,但是其他疫苗的研制所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在感染原扩散之前,这些疫苗几乎没有商业市场,等到疫情暴发则为时已晚。更何况,许多此类疾病都易出现在世界上疫苗和其他药物购买力最低的地区,显然我们需要用一种不同的模式来研究、开发和分销特定类别的药物。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府补贴和保障性购买。这样做的成本虽高,但从长远来看,从挽救生命的角度来说,其带来的好处将远远超过成本。
    目前的问题是,在公共卫生方面,我们很少会从长计议,这一点必须改变。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合作,需要有一种地缘政治认识,即无论我们有何种分歧,我们都应团结一致,抗击疫情,这甚至可能成为全球性疫情危机中我们能看到的一线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应对疫情的所有决定都应该以证据为基础。一旦COVID-19成为一种全球性流行病,限制从欧洲飞往美国的航班是否能够减缓疫情扩散或减少新增病例?也就是说,这样做能否使疫情的发展曲线趋于平缓?举例来说,埃博拉或SARS病毒在患者出现感染症状的几天后才开始传播。然而,流感和COVID-19病毒可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传播,甚至还有无症状感染者。鉴于COVID-19病毒的特点,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对乘客和船员采取的隔离措施,看起来像是对人体进行的残酷实验。在隔离期间,健康的人也被迫与感染的同伴一起呼吸循环空气。这营,哪怕我们很少会用到这些消防设施。
    然而,当我们面对最致命的敌人时,在每一场防疫战中,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做法:一旦威胁消退,我们似乎就忘了它,直到下一次威胁来临。政府、业界、媒体和公众从未足够重视未来出现另一种微生物的潜在威胁。每个人都认为会有其他人来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结果,由于投资、领导力和公众意愿方面的匮乏,我们的准备严重不足,不管我们是否留意到,整个世界都收到了一个警告,并且我们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吸取了SARS疫情威胁时期的教训,就像我们在本书第13章所描述的那样,把它当作未来危机的预兆,又会如何?
    如果那样,我们就会费尽心力地研制一种针对此类特殊冠状病毒的疫苗,这种疫苗或许能有效预防COVID-19病毒,也可能无效。但即使无效,我们也会在冠状病毒的基础研究和了解其传播过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且现在可能已经开发出了一个冠状病毒疫苗“平台”。
    当未知疾病X来袭时,我们并不总能准备好一种疫苗来应对,但我们不能将其与未来可能发生、所有公共卫生领域的官员也都害怕发生的全球性大流行混为一谈。未来的大流行病是我们料定必然会出现的,并且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正如我们在本书第20章中所概述的那样,我们需要一种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流感疫苗(有些人称之为通用疫苗),这种疫苗能有效对抗所有或大多数病毒株,并且不依赖于有效性不同且需要每年注射的疫苗(这样的疫苗主要靠推测哪些病毒株将在接下来的季节中肆虐制成)。要完成这个任务,可能需要一个像“曼哈顿计划”那样的大型规划,需要做出规模化的努力,包括付出所有随之而来的成本,但我们想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拯救这么多人的生命,并将人类从一场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恢复的医疗和经济灾难中拯救出来。
    在西非埃博拉疫情危机之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等组织,以及哈佛全球卫生研究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等科研机构,通过共同努力,发表了大量经过充分研究和深入分析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详细记录了最初我们对问题严重性的低估和协调的不力,也都记载了处理类似情况的重要战略以及下次如何应对的程序性建议。然而,这些建议几乎没有被付诸实施,从那之后,这些文件基本上就被束之高阁,积满灰尘。因此,从那次疫情暴发之初到现在,我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应对任何潜在的流行病,我们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预测会发生什么,以及当疫情发生时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这包括做好维持医疗保健、政府和商业持续性运转的规划。我们需要进行国际战略性储备,如为病人储藏重要的救生药物和呼吸机,以及为医护人员贮存个人防护设备。美国应该有自己的物资储备,其数量应与实际所需物资的数量相当,而不是像目前一样,用储备量严重不足的物资来对抗COVID-19病毒疫情。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让医院和诊所实现近乎即刻扩容的有力规划,例如在停车场搭建帐篷,能让新增的疑似病例得到隔离,并在必要时与求医的非感染病人实现隔离。
    虽然COVID-19病毒疫情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混乱和经济损失,但如果我们无视这场危机的教训,不能从中获取经验,不为未来做好准备,那才会酿成最大的悲剧。如果历史经验可以作为指引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接下来还会有某种微生物或病毒株引起可以威胁人类生命的传染病,它还会大范围传播,再一次让我们感到震惊。但是,如果我们仍旧不做好准备来应对它,不利用好我们已知所需的计划和资源,那将会是我们自己的耻辱,也是我们自己的危险。
    我们必须铭记,在当今的世界中,只要有一个危险的微生物存在,在未来,它就有可能散播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感染者是谁?是什么疾病?何时?何地?起源?传播方式?
    正如记者和警探一样,公共卫生领域的流行病学家(“病毒侦探”)一直都想尽其所能地探究这样一个谜题——疾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探究过程能够帮助我们厘清整件事情的脉络。这其实就是流行病学乃至所有诊断医学所要做的事情:将许多线索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连贯的事件。只有到了这时,当我们充分熟悉和了解整个事件的脉络,我们才可以开始面对这个问题或挑战。作为“医学侦探”,我们有时在并不了解这个复杂谜题的全貌之前,就可以阻止一场流感的暴发,就好比我们发现一种食物是疾病的源头,即便我们不知道这种食物是如何被污染的。然而,我们发现得越多,就越有能力解决谜题,确保类似的疾病问题不会在未来发生。
    有一天(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后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疾控中心),我们有大约十个人坐在主任会议室里商讨。尽管我们在脑海中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了一遍,还是对当时提交给我们的病例原因毫无头绪。
    事件:有一组病例被发现感染肺孢子菌肺炎(PcP),当时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寄生虫感染疾病,可导致危及生命的肺炎,通常只发生在免疫力低下的人身上。另一组病例检测出卡波西肉瘤,这是一种毁损性的恶性肿瘤,目前被证实是由人类疱疹病毒8型(HHV一8)引起的,有免疫系统问题的人群更易感染。病情初始症状表现为皮肤表面或口腔、鼻腔及咽喉黏膜上红色和青黑色的坏损。坏损可发展成隆起的肿瘤,伴随严重疼痛,通常会扩散到肺部、消化道和淋巴结。
    时间:就是我们坐在会议室讨论的时候,1981年6月。
    地点:在洛杉矶市发现肺孢子菌肺炎病例,在纽约市发现卡波西肉瘤病例。
    感染者:两个患病的群体都是年轻人,感染之前都是健康的同性恋男性,分别住在美国的东西海岸。
    原因及传播途径:未知。这就是整个事件的谜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罕见的疑难杂症本不应该发生在此类病人群体中。
    会议室深长而狭窄,镶有深色木板,詹姆斯·柯伦博士就坐在会议桌的首席位置。他那时就职于性传播疾病科,他带领的团队当时正与位于美国凤凰城的疾控中心病毒性肝炎分部一起工作。我当时对乙肝研究比较感兴趣,并且正致力于研究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家医院里医护人员感染乙肝的原因。在14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80个相关病例出现,其中包括一名年轻的医生,在工作中感染肝炎而死亡。
    吉姆‘是我们这行里最聪明的那一类人,而且他直言不讳。我之前还考虑过到美国疾控中心他所在的科室就职。目前他正在开展一项研究,主要是在美国几个城市的同性恋男性当中,研发一种新型的、还没批准上市的乙肝疫苗。同性恋男性是高风险感染群体,因为通过肛交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明显增大,那些有多个性伙伴的群体感染风险尤其高。
    与会的专家还有比尔·达罗博士,他是性传播疾病科的专家,擅长传染病行为方面的研究;以及玛丽·吉南博士,她是性传播疾病科的杰出的病毒专家,也是一名医学博士。
    丹尼斯-朱拉内克博士是寄生虫病科的,当时也在会场,他在这些病例的前期信息采集工作中做出很大贡献。由于肺孢子菌肺炎在美国属于罕见病,世界上用于治疗这种疾病的主要药物喷他脒(pentamidine)的生产商,想要节约时间和成本,不想走完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局的全部审批流程。因此,美国疾控中心成为全美国唯一一家可以储备这种未获批的试验药物的机构。韦恩·尚德拉博士曾经作为流行病情报服务(Epidemic Intelligence seⅣice)的一员协助监控洛杉矶市的疫情暴发,他通过电话参加了会议。流行病情报服务是美国疾控中心面向流行病学专家和其他公共卫生从业领域中的新人开发的一项培训项目,这些人会被派到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去研究疑难疾病及具有潜在威胁疾病的暴发原因。
    当时,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28岁流行病学家来说,能够和这样一群知名的、专心致志的学者一起工作,并且来到美国疾控中心,感觉就像是一艘舰载机回归母舰的怀抱。我很感激吉姆邀请我参加此次会议,即使我只是其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作为明尼苏达州卫生部门急性流行病学委员会主席,我那时前往美国疾控中心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参加一个有关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会议,我已经积极研究这种疾病将近。年了。正因如此,对于那次原因未明的暴发性疾病,我有相关的公共卫生疾病监控方面的经验,而且会议召开时我正好在同一栋楼里,所以吉姆邀请我从我的专业角度提供一些见解。此外,我曾带领明尼苏达州卫生部门的研究团队,对同性恋男性间传播的另一种病毒性肝炎的大暴发进行过调查研究。这种疾病现在被称为甲肝。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