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瑞武的新书《闽人剧稿》，收录他近30年创作的8部舞台剧本。作为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曹禺剧本奖获得者、国家一级编剧，林瑞武长期关注近代福州名人，比如林觉民、黄乃裳、林纾、林旭等，努力挖掘主人公触动人心的故事，将他们搬上舞台。

    该书为福建籍著名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部分剧本与文章的选集。先前大多在舞台上演出和刊物发表过，并获过曹禺剧本奖、田汉戏剧奖和福建戏剧创作一等奖等奖项。这些作品尤其是近代历史剧的创作，既拥有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新编历史剧创作共有的一些审美特质，又有作者独特的历史与艺术审美视角及表现手法，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有动人心魄的戏剧情节和浓烈的诗性特质。

    林瑞武，福州市人，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一级编剧，福建省艺术指导委员会成员，曾任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福建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副主任。创作发表并上演的主要作品有《别妻书》《枫落寒江》《银筝断》等十多个戏曲、话剧剧本，发表戏剧理论文章三十多万字，与人合著出版《福建地方戏剧》一书，主持完成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福建省民营剧团生存状态调查研究”并出版。剧本曾获曹禺剧本奖，还多次获得田汉戏剧奖、福建省戏剧创作一等奖，论文曾获“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一等奖。

别妻书(闽剧)
枫落寒江(越剧)
银筝断(闽剧)
黄乃裳(闽剧)
闽都游子(闽剧)
哦，梨花洲(话剧)
尹桂芳(越剧)
解忧公主(戏曲)
“闽派戏剧”风格成因刍论
地方戏剧与城市文化特质的共生关系
戏曲剧本创作的诗性思维(纲要)
为福州好男儿写一首诗
  ——《别妻书》创作手记
凄红冷艳总伤情
  ——《枫落寒江》创作札记
关于《尹桂芳》剧本创作情况的“自白”
剑与筝
  ——林瑞武戏剧中的福州近代人物
后记

    薛若琳
    林瑞武同志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1985—1987年)戏曲理论研究班的毕业生。这个班是张庚先生和郭汉城先生倡导创办并亲自担任班主任，目的是为各省市培养一批“文革”后紧缺的高素质的戏曲研究和创作人才。学员是由各省市文化厅局推荐，经过考试录取。1986年我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分管研究生部，尤其我是张庚、郭汉城二老的学生，协助二老把这个班办好是应尽之责。因此，我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师资与教学、生活条件。同时，我自己也给这个班上课，讲授《中国戏曲史》。这个班在两年里学完了《戏曲史论》和硕士研究生应该学习的所有课程，他们毕业后，多已成为所在省市戏曲研究和创作的重要骨干，出了许多研究与创作成果，其中不少人成了当地艺术研究院所或剧团的负责人。林瑞武毕业后在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工作，搞理论研究也搞剧本创作，成果丰硕，获得过曹禺剧本奖、王国维戏曲论文一等奖，以及多个田汉戏剧奖和福建省戏剧创作一等奖等奖项。在他担任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福建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副主任期间，为福建省的戏剧创作、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中国戏剧出版社要为瑞武出一部作品选集，他请我给这部选集写个序言，我义不容辞，写下一些感想，谨为序。
    瑞武的这本选集收录了他写的八个剧本和三篇理论文章，剧本中有一半是写近代史上福州籍贯的历史文化名人。《别妻书》是写辛亥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在广州起义中舍生取义，与妻子生离死别，写下传诵百年的《与妻书》的故事。《枫落寒江》写近代国学与文学大家林纾为倡导西学、维新变革和王寿昌共同翻译法国小说《茶花女》的故事，其中穿插了林纾与歌妓谢蝶仙的爱情悲剧。《银筝断》写“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和他妻子沈鹊应的爱情和悲剧命运。《黄乃裳》写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家黄乃裳在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带领“福州十邑”的乡亲下南洋，垦荒种植的故事。《闽都游子》《哦，梨花洲》和《尹桂芳》三个剧本写的也都是与福州有关的人物与故事。只有古代历史剧《解忧公主》例外，写西汉皇室公主刘解忧肩负汉武帝联合乌孙，共击匈奴的使命，前往西域乌孙国“和亲”，作为乌孙王妃，积极促进乌孙及西域各国与汉朝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在艰难复杂的情势中处变不惊，力挽狂澜，为汉乌联手重挫匈奴，推动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故事。
    他的三篇理论文章中，一篇是对“闽派戏剧”特有的创作风格进行分析和探讨；一篇是研究地方戏剧的形成发展与地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有一篇是论述戏曲创作诗性的思维方式。林瑞武发表过许多理论文章，还与人合作撰写出版学术专著《福建地方戏剧》，主持完成了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文化和旅游部重点课题《福建省民营剧团生存状态调查研究》。为何要在剧本集中收录这三篇文章?他说，这三篇文章能体现他的创作理念与美学追求，收录在集子中有助于读者了解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瑞武是难得的创作和研究的两栖人才，创作促进他研究的深入思考，研究又能激励他的创作更加务实。
    福建省是戏曲大省，改革开放以来，剧本创作也走在全国前列，出现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作品，如郑怀兴的《新亭泪》《傅山进京》，王仁杰的《节妇吟》《董生与李氏》，周长赋的《秋风辞》《沧海争流》等。特别是在新编历史剧创作方面，精品佳作迭出，被戏剧界称为“闽派戏剧”。瑞武对“闽派戏剧”风格特点的概括是：“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具有较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富有哲理意味，同时创造了比较丰富复杂、有较高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总体上呈现出比较高雅和深沉凝重的艺术风格。”瑞武作为“闽派戏剧”的一位重要剧作家和研究者，他的作品必然会带有“闽派戏剧”的一些共同特点。例如，他的作品主要也是以历史剧为主，只不过，他更注重写近代历史上真实的历史与文化人物，同时也有比较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别妻书》中，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林觉民被捕后在公堂上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间那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尤其是他洋洋洒洒写下的那一篇“自供状”，历数华夏五千年历史兴衰，表达他对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革命与改良问题的思考。《枫落寒江》讲述的是林纾翻译《茶花女》的过程中与名歌妓谢蝶仙的爱情悲剧故事，然而瑞武思考和表达的却是林纾虽然同情茶花女的悲剧命运，能够接受《茶花女》小说表达的自由平等的婚姻爱情观念，但他自诩是真儒和名士，其特殊地位和身份，不可能与青楼女子结为百年之好。在林纾身上，旧有的传统文化和新兴的思想观念相冲撞，最后还是旧有的传统文化击败了新兴的思想观念，表达了清末民初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交集与缠斗，给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带来的痛苦与挣扎。《银筝断》以“戊戌变法”为背景，讲述林旭与妻子沈鹊应(晚清重臣福州人沈葆桢孙女)的生死爱情故事。高潮一场戏写林旭被慈禧太后杀害后，他的灵柩运回福州老家，暂放在一座寺庙中，却遭到当地保守势力和愚昧村民戳棺戮尸，沈鹊应以身护棺，痛斥群丑。情节、场面十分震撼人心。瑞武说，当初从材料中看到有关记载后，便悲从心来，联想到“戊戌六君子”被押至北京菜市口行刑时，便遭到不少愚昧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辱骂、嘲笑和扔菜帮子，说明当时的变法何等艰难，保守和蒙昧势力何等猖獗，先驱者何等孤独，才进发出写这出戏的激情的。“戊戌变法”顺应了时代潮流，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其具体措施，例如废除科举，堵塞了读书人的仕进之路，因此知识分子普遍反对变法；又如变法提倡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就使靠骗钱为生的巫婆神汉将失业，因此他们也反对变法；而那些长期信鬼拜神的民众，失去精神寄托，所以他们也反对变法。总之，变法没有给他们带来“红利”，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感和获得感。
    ……
    瑞武在细腻委婉、淋漓尽致描写这些人物对妻子、丈夫、知己、家乡亲人生离死别、痛苦愧悔的心理情感，表现出他们的柔肠寸断的同时，也浓墨重彩地写出他们为国家民族、人间正义慷慨赴难的炽烈情怀和侠肝义胆，由此写出了一个个性格鲜明，感情丰富，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在几部历史剧中，瑞武在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前提下，运用虚构形式使戏更丰满，更有艺术性。在历史剧中，虚构是必要的，没有虚构，就不成为历史剧。例如《别妻书》中，写林觉民在离开福州前，陪同妻子陈芳佩去西禅寺游览，摘一枝白色月季花戴在妻子头上，无意中触犯了福州风俗戴白花是不祥之兆的禁忌，被妻子惊惧地扔掉。这场戏是虚构的，意在表现林觉民和陈芳佩各怀心思又不能明言的痛楚。而在“江边送别”一场，陈芳佩携孩子皆穿红衣、戴红花给丈夫送行，祛除先前“戴白花”的晦气，保佑丈夫平安吉祥，情节和细节上与前面形成反差与对比，也是虚构的妙笔。在《银筝断》中，林旭赴京科考不第，情绪低落，久滞京师不归。沈鹊应望眼欲穿，千里迢迢寻夫入京，鼓励和支持他从逆境中奋起，投身变法，报效国家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她和林旭伉俪情深，赞赏林旭的报国情怀却是有依据的。她在林旭被杀后写下的《浪淘沙》词，便体现了这种思想情感：“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后来自杀殉夫，年仅二十四岁。所以瑞武虚构的沈鹊应千里寻夫的情事，表现了沈鹊应对丈夫的思念和夫妻间的深厚情感，表现了她对丈夫变法事业的支持，也为戏的后来沈鹊应的悲痛悼亡，做了有力的铺垫，这样的虚构是成功的。《解忧公主》也有虚构情节。我在十多年前，曾到新疆伊犁乌孙山的山脚下，缅怀汉代到乌孙“和亲”的公主刘细君和刘解忧。细君公主是江都王刘建之女，刘建反叛朝廷兵败自杀，汉武帝为了联合乌孙共同抗击匈奴，与乌孙联姻，派细君公主下嫁“和亲”。细君公主作为罪臣之女到了塞北，过不惯黄沙漫天、荒漠草原、尽食牛羊腥膻的生活，在乌孙五年便去世。但她为汉乌结盟仍然做了大量工作。细君公主死后，武帝又派解忧公主继续与乌孙“和亲”。解忧公主的祖父是楚王刘戊，景帝时参与“吴楚之乱”，兵败自杀，解忧亦成为罪臣之女，下嫁乌孙。解忧与性格内向、郁郁寡欢的宗室姐姐细君不同，她性格外向，爽朗乐观，很快就适应了大漠草原的生活。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半个世纪，一直活跃在西域的政治舞台，积极配合汉朝遏制匈奴，为加强和巩固汉乌团结做了大量工作，稳定了汉朝边疆的安全。当时我在乌孙山下就想：看来“反革命家属”也能为国家作贡献啊。瑞武创作的《解忧公主》在尊重和把握这段史实和解忧公主的思想性格的前提下，在剧情上也做了不少艺术虚构。例如，第三场戏写解忧公主为乌孙王翁归靡弹奏古琴曲《高山流水》，互诉衷情，匈奴公主乌月邀宠干扰，定要解忧公主也为她弹奏该曲子做伴奏，为翁归靡献舞，却因掌握不了该曲子的神韵和节奏，舞步紊乱，被翁归靡斥责赶走。这场戏写得很有情趣，也很浪漫，有诗意，但却不是漫无边际的向壁虚构。史料有记载：翁归靡曾经跟随出使西域的张骞到过长安，目睹过汉朝的强盛繁华与汉文化的丰富多彩，对汉朝、汉文化十分仰慕。
    从以上粗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瑞武是一位既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又很有艺术感性和诗意情怀的剧作家，他的创作和研究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互动互振的文化表达。因此，他是一位学者型的剧作家，他的作品既有较为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以及浪漫诚意的八闽气韵，充满着奔放的艺术张力和审美追求。

    再谢戏剧
    2007年我出了一个戏剧作品集《闽都游子——林瑞武戏剧作品选》，收录了五部剧本和四篇戏剧论文，写的后记题目叫《感谢戏剧》，回顾了我走上戏剧创作与研究道路的人生与心路历程。现在重读，仍感觉那些话是必要讲，也讲得比较清楚的。所以本次出此新集子，虽然收录的剧本量比原先多，也比原先精，还是仍把前次后记原文翻出来，根据这十多年的创作与研究状况，做些增删修改，再作为后记，就名为《再谢戏剧》吧！
    我同戏剧结缘是半个世纪前。那时，我还是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七团的一名战士（知青），在闽北武夷山下一处偏僻的山沟里“干革命”。由于自幼有些文学爱好，文字也较其他战友略好一些，在写宣传报道稿中被团宣传股领导看中，让我为团文艺宣传队写个表现兵团战士战天斗地革命精神的小戏。戏写些什么我早已忘却，也没有付排演出，但却似乎对改变我的命运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在那以后不久，当兵团开始缩编，十七团准备撤销时，我居然被作为文艺创作人才保留下来，调到了当时兵团第三师最富有的单位——邵武贮木场。当时的邵武贮木场是三师文艺宣传队和篮球队的集中地，而我就成了三师文艺宣传队的创作员。这个创作员虽然只是业余的，平时还得在劳动量十分繁重的制材车间工作，当“后架”，搬板皮。但却不时有机会跟随宣传队外出去演出，受到热情款待，吃香喝辣。虽然我没有参演，但队里让我帮忙在台上拉大幕，插换天幕的幻灯片，这让我多少增加了一些舞台的感觉。记得当时，曾写过一些诸如《车间战鼓》《竞赛红旗》之类充满“革命激情”的小戏、小演唱，有的还被师里油印散发，但真正演出的并不多。可这却逐渐培养了我作为一名编剧，甚至幻想成为一个专业剧作家的信念。为此，我在业余时间里拼命练习写戏，连节假日和身体不适时也很少停笔休息。正因为如此，使我在那个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的岁月里，精神上有了一种依托，生活有了一种目标。还被场子弟中学看中，当上了语文教员，还兼教历史。自己也努力边学边教，以求不误人子弟。也正是有了这些积累与准备，我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省艺校首届编剧大专班招生时，在十分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幸运地赶上了最末一班车，挤进了专业编剧的预备队伍，圆了那个年代多少人想圆都圆不了的大学梦（虽然只是大专）。由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旅程。 如果说，在省艺校的学习是对我编剧专业知识的真正启蒙，使在自学自练道路上瞎走瞎撞的我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得到较为规范的训练。那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理论研究班的学习，就是导引我进入戏剧，尤其是戏曲理论高层圣殿的大阶梯。在那里，我有幸得到张庚、郭汉城等戏曲理论大师的直接教诲，有幸得到一批当代最优秀的戏曲、文学、美学、哲学等方面专家、学者的授业解惑；也有幸结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一批同窗学友，无论是在生活阅历、专业视野还是精神层面都得到有力的拓展和提升，而这些都是因为我与戏剧结缘。 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后，我本想全心致力于戏曲理论研究，也撰写和发表了一批理论文章，还参与撰写了《福建地方戏剧》一书。后来，或许是因为年轻时代所做的剧作家之梦挥之不去，又自认为自己所受过的编剧专业训练的资源不应浪费，又开始兼营剧本创作。至今已创作了十多部剧本，以闽剧为多，也有越剧与话剧。其中大多数已搬上舞台和在刊物发表。奖项也得了不少。本集选了八个剧本，我还从已发表的三、四十万字的戏剧评论文章中选择了三篇，附在剧本后面，一是表明我在艺研院两年的理论书也未白读，二是这些文章当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认识我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追求，有助于理解和认识我的剧本。此外，我以为，在诸多评论、研究我的创作的文章中，福建师大教授黄键和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方李珍合写的《剑与筝——林瑞武戏剧中的福州近代人物》是相对系统、也是独具慧眼，颇有见地的，经作者同意也收录剧本后，为读者理解与认识我的创作提供一点参考。 剧本创作是很辛苦的，且不说犹如孕育与产生一个新生命般的构思与写作过程，以及一遍遍的修改完善，需要耗费多少肝肠心血，仅是前期准备工作便已够累人。例如创作《别妻书》时，我不但在省图书馆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林觉民与黄花岗起义烈士的资料，还一次次地在林觉民故居流连徘徊，去体验、感受林觉民当年的生活情景、音容笑貌。我还专程飞到广州，在中山图书馆又连坐三天，查阅有关资料，到当年起义指挥部与起义军攻打的两广总督署的旧址考察。逐渐了解了起义的情况，逐渐走进林觉民的内心世界，从而进入剧本的创构的。创作《黄乃裳》时，我则阅读了不下百万字的有关资料，并多次向福建师大对黄乃裳很有研究的一位教授讨教，还到闽清考察了黄乃裳的故居和纪念馆，几乎成为半个黄乃裳研究专家，才进入创作的；《枫落寒江》虽然写的只是林纾翻译《茶花女》，以及他和一位青楼名妓的爱情故事，但为了认识与把握林纾这位中国近代文学大师的思想、性格与学术造诣，我不仅研读了多本林纾的传记和《畏庐文集》，还参阅了大量关于林纾的研究文章，并到林纾故居和剧中故事的发生地上下杭一带寻寻觅觅；《银筝断》虽然只是以“戊戌变法”为背景，写林旭与妻子沈鹊应的爱情与命运悲剧，但我不仅把他俩留下的全部诗文研读了一遍又一遍，从中去感受与揣摩他们的心灵与情感世界，还把我认为研究得很扎实、写得很靠谱的北大教授茅建海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作为历史依据来研读和参照，让自己的思绪深入到“戊戌变法”的历史真实现场去飞扬。为写好《尹桂芳》，我从尹桂芳的家乡浙江新昌县西门外小龙潭村到嵊州、宁波、杭州、上海，把尹桂芳当年出生、成长、辉煌的人生驻足点重走一遍，在嵊州越剧博物馆、浙江省和上海市图书馆收藏的四十年代有关越剧的报刊中，寻觅尹桂芳和竺水招等越剧表演艺术家的活动踪迹。还登门拜访了尚在世的多位尹桂芳的老同事、老朋友，听他们回顾、讲述尹桂芳当年的事迹和音容笑貌、为人性情。在动笔创作《解忧公主》前，我除研读能够找到的有关历史资料外，还专程到新疆伊犁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徘徊在天山脚下，昭苏草原、夏塔古道，寻觅当年乌孙国的历史与文化踪迹……然而，当我看到《别妻书》还在排练场连排，便已让旁观的剧团家属，以及采访的记者被感动落泪的时候；看到《黄乃裳》在马来西亚诗巫市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名福州籍华侨都被深深打动，黄乃裳的后裔更是泪眼模糊，围簇着我，真诚向我致谢的时候，看到诗巫众多市民撑着雨伞站在广场上观看演出，任大雨滂沱而不肯离去的时候；看到《枫落寒江》在芳华剧院演出，众多观众被打动心弦，不断擦拭湿润的眼眶的时候；看到厦大的师生看罢《银筝断》的演出，起立报以热烈经久的掌声和欢呼声的时候，我便由衷地感到欣慰，感到自己劳动的价值，感到戏剧艺术的无穷魅力。庆幸自己能与戏剧结缘。 身在福建省戏剧创作与研究中心的艺术研究所，又参与负责全省剧目创作的组织与辅导工作，长年累月与剧作者、剧本、剧目打交道。为剧本、剧目的修改加工出谋献策、劳心伤神、为他人作嫁衣裳，却得不到多少名利的回报，有时也会感到烦恼，但由此而结识了许多戏剧界的朋友，其中包括一些非常优秀的剧作家、导演、表演艺术家，还有英俊小生与俏丽花旦，这使我感觉收获颇多——既收获了友谊，也收获了思想、学术和艺术。此外，时常有机会到省外观摩戏剧节、艺术节演出的优秀剧目，还可借机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既是学习，也是享受。能得此好处，也全因与戏剧结缘。 总之，因与戏剧结缘，我的半生已免于受劳力之苦与失业之难。戏剧使我有了追求，有了目标，有了安身立命之处；戏剧使我有了友谊，有了自信，有了尊严，有了思想的表达、情感的抒发与心灵的寄放之处；我的创造潜能因此而释放，生命激情因此而挥洒，对历史、文化、世态人生的理解因此而深刻。漫漫人生路上，戏剧是我的一个形影相随，不离不弃的朋友。所以，我要衷心地说：感谢戏剧！ 感谢戏剧，自当感谢那些引导与帮助我走上戏剧之路的人们；感谢在我对戏剧还是懵懵懂懂时，便把我作为创作人才看待与爱惜的兵团领导；感谢一直鼓励我坚持业余创作，甚至还帮我抄誊过剧本稿的战友；感谢省艺校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老师；感谢对我的创作给予帮助的各位朋友；感谢和我一起把剧本呈现于舞台的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省芳华越剧院和福州市闽剧院、市歌舞剧院等演出单位的演职员们；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对我的支持，她对我没有其他本事，只会长年累月从事这吃力不赚钱的营生从没有怨言。因此，在这本集子出版时，写下这些话，作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