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卡伦·霍尼提出了动态的神经症理论，动态中心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这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
    忙忙碌碌、茫然无措时，你是否正视过自己那颗被各种冲突困扰的内心？你是否耐心温柔地安抚过那颗疲惫无助的内心？
    人的焦躁、苦闷、彷徨、无助等状态都因未被解决的内心冲突而产生。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这样那样的让人矛盾的选择，让人避无可避，我们纠结、迷茫、彷徨，不知所措，甚至痛苦不堪。从来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不论作出怎样的选择，我们都必须要有所取舍。一旦陷入选择的冲突中无法自拔，严重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患上神经症。
    本书中作者探讨了人们内心冲突的主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困扰的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结果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

    卡伦·霍妮（1885-1952），20世纪重要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之一，被公认为与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等人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
    出生于德国汉堡附近的小村庄，1912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精神病医院担任医师，1920年私人开业，并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年移民美国。初期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副所长，后迁往纽约重新开业，并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
    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早起的倡导者之一，曾追随弗洛伊德学派，后在神经症研究上与其分道扬镳，主张以文化决定论替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主要著作有《我们内心的冲突》《自我分析》《神经症与人的成长》《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
    1952年12月4日，卡伦·霍妮病逝于美国纽约。

引言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和解决的尝试
  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尖锐性
  第二章  基本冲突
  第三章  亲近人
  第四章  抵触人
  第五章  远离人
  第六章  理想化形象
  第七章  外化作用
  第八章  假和谐的辅助方法
第二部分  未解决的冲突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第十章  人格衰竭
  第十一章  无望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结语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方法
译后记

    不管从何处着手，也不管研究过程如何曲折，我们得出的最终结论都是：神经症源于性格方面的障碍。这同其他心理学理论一样，实际上是一项重新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诗人和哲学家都已认识到，一个沉静稳健的人绝不会有精神紊乱问题，只有那些被内心冲突撕扯的人才会有。用现代术语说，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表征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理论以及治疗上应致力于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性格的结构。
    实际上，弗洛伊德的伟大开创性工作也越来越落脚到这一概念上——虽然他的病原学研究方法使他无法明确描述这一概念。但是，那些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思想的人，尤其是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奥托·兰克（Otto Rank）、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海拉尔德·舒尔茨·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等，都清晰地界定了这个概念。然而，关于性格结构的确切性质和动因，他们并没能达成一致。
    我的出发点与他们的不同。弗洛伊德有关女性心理学的假说让我开始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什么是男性气质？什么是女性气质？我们的答案明显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弗洛伊德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一层面而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在过去的15年里，我对这个主题的兴趣有增无减。与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接触进一步提高了我的兴趣，他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方面的渊博学识让我更加意识到社会因素的意义远不止在女性心理领域的有限应用。1932年来美国后，我的感觉得到实证。我发现这个国家的人的心态及神经症病症与我在欧洲国家观察到的情形有诸多不同——只有文化差异才能解释这一现象。我的结论已汇总于《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其主要论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更确切地说，是由人际关系的紊乱造成的。
    在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之前的几年中，我曾从前人的假说——主要围绕神经症背后的欲望问题——出发进行了另一项研究。弗洛伊德第一个提出这些欲望的强迫性质，他认为这些欲望本质上是出于本能，旨在获得满足、规避挫折。由此，他相信这些欲望不仅仅限于神经症自身，而是存在于整个人类中。然而，假如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产物的话，这种假说就不可能成立。我得出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强迫性欲望是神经症特有的；它们源自疏离感、无助感、恐惧和敌意，是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方法；它们的目标是寻求安全感而非满足感；其强迫性出于潜在的焦虑。这其中的两个欲望——对感情和权力神经质般的渴求——从一开始就有最清晰的轮廓，所以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
    彼时，我虽然保留了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些基本原理，但那时我即意识到，我所寻求的更佳阐释引导我与弗洛伊德渐渐相左。如果弗洛伊德称之为本能的诸多因素实际上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弗洛伊德认为源于力比多（libido）的诸多现象实际上出于对感情的神经质需求，这种需求由焦虑引起，旨在寻求一种与他人之间的安全感，那么他的力比多理论就站不住脚了。童年的经历依然很重要，但我们要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其他理论也是这样。因此，梳理我思想中与弗洛伊德相关的观点日益必要，结果就有了《心理分析的新方法》这本书。
    ……
    神经症的发展变化及其导致的人格结构就是这样一幅令人压抑的画面。尽管如此，为什么我依然称自己的理论具有建设性呢？首先，它摒弃了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坚称我们用极为简单的手段就能“治愈”神经症；它也没有同样不切实际的悲观主义。我称它具有建设性，因为它史无前例地让我们去应对并解决神经症患者的无望感。我称它具有建设性，最主要的原因是：除了认识到神经症纠结的严重性，它还可以缓解潜在的冲突，并且能够实际解决这些冲突，从而使我们能够实现人格的真正整合。理性的决定无法解决神经症冲突——神经症患者试图解决冲突的企图不仅徒劳无功，而且无益。但是，通过改变产生冲突的人格状况，这些冲突就能够得以解决。每一点出色的精神分析工作都会改变这些状况，因为它能使一个人少一些无助，少一些恐惧，少一些敌意，也少一些与自己和他人的疏离。
    弗洛伊德对于神经症及其治疗持悲观态度，这源于他对人性善及人类发展的极不信任。他认为，人类注定要受苦或毁灭，驱动人类的本能只能被控制，最多只能“被升华”。我自己的信念是：人渴望、并且也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从而成为一个得体的人；但是，如果他与他人、也因此与自己的关系遭遇困扰，并且这种困扰是持续性的，那人的潜能会变质。但我相信，只要活着，人就能改变，并能不断地改变。而随着理解的不断深入，我的这一信念也愈加坚定。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禁不住停笔叹服，作者卡伦·霍妮对人性的洞察何等深刻，叙述及逻辑又是多么简洁有力！世上何事最难？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这也是铭刻在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石柱上的著名箴言。那怎样才能认识我们自己呢？苏格拉底的另一句格言可以拿来作为回答：“未经审查的人生不值得过。”《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本书对人的心理条分缕析，代入感极强，非常容易让人对照自己和身边的人，发现她所描述的那些问题，从而顿觉豁然明朗，内心的纠结、焦虑和迷茫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疏解，人生变得更有方向性，人也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卡伦·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她反对弗洛伊德把性作为第一驱动力的观点，倡导文化决定论，认为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对其人格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人既有能力也有愿望发展自己的潜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如果一个人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处理不好（这就是霍妮所说的“冲突”），他的潜能可能就会损毁。与正常人相比，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个是冲突双方的不可调和性，比如既傲慢地想让他人屈从自己又卑微地努力迎合他人，两种态度极端对立。第二个是所有的内心冲突都处于无意识状态。并不是他无法发现对立双方的存在，而是它们被压抑至内心深处。第三个是冲突的两股力量都具有强迫性，即使他感知到了自己对他人的过分要求或是对他人的过分依赖，他也无力去改变，因为两种愿望都太强烈，他被它们钳制住了，无法舍弃任何一种。但是这两种需求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既不想利用他人，又不想事事屈从，实际上他对两者都持鄙视态度，但是他就是什么决定也做不了。正常人能够在两种内心冲突做出选择，有所舍弃（即使非常痛苦），而神经症患者最终会陷入困境，无路可寻。霍妮认为人都有三种态度：亲近人，抵触人，远离人。对于正常人格的人来说，这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和谐统一。但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三者是对抗的，无法统一。只有改变他与他人、与自身的关系，他才不至于陷入无助无望的状态无法自拔。 本书最初曾由六位研究生同学做翻译习练。庄新蕾翻译了引言、第九、第十章的部分初稿，傅明丽翻译了第一、第十二章的初稿，左云超翻译了第二、第六章的初稿，朱鸿祥翻译了第三、第四、第七章的部分初稿，于梦雅翻译了第五、第十一章的部分初稿，康潇翻译了第八章及结语部分的初稿。本书译者在此基础上统一重译，并多与各位同学进行切磋交流，以使译文尽量完善。但因水平所限，翻译瑕疵在所难免，诚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