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书对中国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内在规律和相关改革开放发展政策进行了积极探索,期待这些研究成果能对社会各界读者有所启发,令大家共同发掘和分享新时期都市圈、城市群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
内容提要

在双循环格局下,为寻求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重中之重。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六省、西三角,是我国最具代表性、最富增长潜力的五个经济区域。本书深入分析这五个经济区域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优势、政策环境,并将它们对标国际上有相似特征的成功城市群,以借鉴先进经验,探讨五个区域经济体未来的发展路径、产业布局及投资机遇,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锻造交易成本更加低廉的全国大市场。
城市群、都市圈建设是解决大城市病、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扩大投资和消费的必然选择,本书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描绘了我国基于城市群战略的未来发展新图景。
媒体推荐
盛松成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本书提出区域一体化需要通过市场一体化、要素一体化乃至制度一体化来加强,这正是基于作者对我国国情和未来发展格局的深刻认识得出的。书中对标典型的国际域市群,对国内五大域市群进行了细致研究,揭示五大增长极或将引领未来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雁阵”布局。
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对比全球城市化的进程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以城市群为主要增长极的城市化进程,是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巨大内需潜力之所在;而通过城市群发展带动的包容性的城市化进程,来培育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同样是中国双循环格局形成的关键之一。正由于此,本书关于城市群的探讨在当前无疑颇具现实针对性和参考价值。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本书深入探讨了增长和发展、发展极和区域均衡发展等重大问题,富有洞见地提出了创新加金融的大湾区、均衡加开放的长三角、雄安新局下的京津冀、高铁重塑的中三角及差异化发展的西三角这五大增长极概念,并将增长极的远景置于双循环的新格局之中进行解读,值得一读。
何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变量》作者
张明团队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经济版图出现的一个巨大变化,那就是都市圈在中国各地的崛起。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个投资组合的话,那么,在全球化如火如茶的年代,我们“超能”了沿海地区,但在全球化退潮、双循环战略启动的背景下,沿海和内地的都市圈将齐头并进。深入分析这一重大变化趋势,有助于我们在未来十年内更好地找到投资的主线、创业的机会。
刘培林浙江大学求是特聘学者,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大城市群集聚,是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顺应该规律,从各地客观条件出发,面向现代化对我国发展的空间格局进行谋划和安排,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所有关心中国未来发展空间格局的企业家和学者,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启示。
目录
第一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
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会成为新时代经济增长主引擎
第二章 大湾区珠三角:金融、创新为两翼
内外联动助腾飞
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先行者,腾笼换鸟迎创新
资源禀赋:坐拥世界级港口群,高端人才助创新开放
经济环境:出口数据亮眼,金融高校优势显著
国际经验:三大湾区各具特色,粤港澳模式或为
“金融十创新”
投资机会:加强三地融合发展,产业投资聚焦新经济
第三章 转型期长三角:区域均衡、联系紧密
创新、开放双箭齐发
历史背景:三阶段发展铸就世界级城市群
经济环境:经济水平全国领先,区域均衡优势凸显
资源禀赋:基建完善、交通便利,资本、人才积累雄厚
国际经验:科技推动跳跃发展,创新、开放互促互进
投资机会:产业投资需关注六大领域,上海及
圈层核心城市房产价值凸显
第四章 雄安版京三角:创新驱动均衡发展
千年大计重振华北
历史背景:承接非首都功能,新时代创新试验田
资源禀赋:交通便捷、资源丰富,制度红利助推创新
经济环境:京津冀经济分量重、债务压力小,优质教育、
科技、金融资源集中
国际经验:雄安新区的启示——以韩国世宗市为例
投资机会:地产投资看“节点”,产业投资看高端
第五章 高铁塑中三角:强化区位人口优势
发展新兴制造产业
历史背景:先强后弱曲折发展,中部崛起正当时
经济环境与资源禀赋:区位四通八达,人口红利巨大
国际经验:以点带面,多元发展
投资机会:新兴产业与武汉、郑州、长沙楼市
颇具看点
第六章 新时代西三角:分工明确、错位发展
教育、科研助力腾飞
历史背景:西部大开发与西三角经济区的成型
经济环境与资源禀赋:旅游资源与科研优势突出
国际经验:产学研结合,错位发展
投资机会:新兴产业与重庆、成都、西安楼市
颇具看点
第七章 五个城市三角: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历史背景:重东部轻西部,重沿海轻内陆
五大城市群的经济概况梳理
五大城市群的资源禀赋对比
五大城市群竞争与合作展望
总结:五大城市群的发展定位与投资机会
参考文献
前言

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不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的发展都堪称奇迹,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另外,经济增长也经历着关键性转型。从表面上看,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在国际上,一些经济体在大体相同的增长节点上,经受了增长动力下降、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社会共识减少乃至撕裂等冲击,增长减缓、停滞或后退,陷入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球高收入人口总数将会扩大一倍。如果发展正常,今后5~1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将是大概率事件。大国经济规模排序和相应的经济版图的改变,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种种不适、疑虑乃至惊恐。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忽略人均和结构水平的总量规模易于使人产生幻觉、误解或误判。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也只大概相当于美国的1/4。尽管中国创新能力增强,但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高水平教育、产业结构等领域的差距依然不小,有些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历史上的大国争霸曾带来严重冲突,有的演变为战争。但与几十年或一二百年前相比,当今世界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全球化的大幅推进已经使包括大国在内的国家间利益连接空前密切,脱钩往往是损人又害己,相互均无好处。另一方面,核武器使大国的正面冲突不可能有赢家,实际上画出了大国冲突的底线。传统和非传统全球性问题清单不断加长,一个超级大国已经无力主宰或主导全球事务,更不可能公正有效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特朗普政府的不断“退群”与此直接有关。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中国也不会、不能更无必要成为另一个美国。出路在于形成一个各国普遍参与且高效的全球治理结构。这样的治理结构的形成和运转,包括G20成员国在内的大国,特别是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负有特殊的责任。然而,这种看起来比较理想的格局并不容易形成,有些势力借助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背道而驰,人类社会或许将不得不为此付出大的代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趋增加,但似乎很难再回到过去几十年相对宽松和缓的国际发展环境。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解决好由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十四五”时期的改革开放发展,简单地说,就是要从这些挑战的压力下突围,踏上高收入阶段的台阶。
中国经济首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由于应对得当,率先开始恢复,并成为当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随着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回归正常状态。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结构性潜能逐步消退后,“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张明博士及其团队撰写的这本《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描绘了上面说到的中国都市圈和城市群各具特色、相关竞争、依次发展的图景。本书选取了五个最具代表性和发展前景的区域,分别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六省与西三角。这五大区域拥有各自不同的资源、区位、产业和制度文化等优势。就产业转型升级而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在前拉动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京津冀居中推动结构重组,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在后承接产业转移并积累后发优势,五大区域的都市圈、城市群形成阶梯发展的雁阵模式。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为“十四五”和更长一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动能。本书对中国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内在规律和相关改革开放发展政策进行了积极探索,期待这些研究成果能对社会各界读者有所启发,令大家共同发掘和分享新时期都市圈、城市群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自2010年以来,我国年度GDP同比增速处于持续下行态势。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既有短期周期性因素,也有长期结构性因素。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增大了国内宏观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面对经济可能存在的衰退风险,决策者既需要加大逆周期调控,也需要加快结构性改革。逆周期调控政策通常用来应对经济的短期波动,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短期稳增长具有较好的效果;结构性改革政策通常用来应对经济的潜在增速下行,目的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来提振经济的中长期增长,虽然短期内无法起到稳增长的效果,但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长期来看,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其背后存在着某些相对确定的机制。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前提条件下,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此外,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线性的,需要通过具体措施加强引导和规划,以更好地发挥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区域一体化理念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深化,不同类型的区域协同发展组织和区域一体化组织陆续出现,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分工、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加强经济贸易联系的重要力量。随着国际产业体系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具备完备产业体系的大国,我国内部某些存在空间联系的区域也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包括长三角一体化、珠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中部一体化、西三角一体化以及长株潭一体化等。这些区域通过打破空间、行政界限,建立区域统一市场、加快区域要素流动、探索区域分工定位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极。2018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强化了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的目标,要求按照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求,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市场建设,探索规划和建立制度统一、发展模式共推、治理方式一致、区域市场联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
学术界关于区域一体化的探讨包括方方面面,涉及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测度(如用交通联系、区域内价格水平,以及贸易法、经济周期法、生产法等测度)、区域一体化阶段的探讨(如空间一体化阶段、要素一体化阶段、制度一体化阶段等)、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探讨(如规模经济、分工机制、竞争机制、虹吸效应等)、具体区域的一体化模式研究(长江流域、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西三角、中三角、长株潭等一体化)等。其中讨论最多也最为集中的是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以及对区域内不同城市协调发展的影响。
本节将从区域一体化的概念、动力和特点出发,梳理现有理论中涉及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增长这一对关系的研究,并得出相应结论。
区域一体化溯源
区域一体化的概念由来已久,最初是指具有一定地缘关系的一组国家(地区)在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和共同的经济调节,逐步取消各种贸易障碍,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在该区域内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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