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书涉及外部与内部（后天与先天）、过去和现在，以及个体和群体等许多重要的范畴，它们——呈现在创伤的代际传递中。精神分析或精神分析师重视内部或外部的倾向性，是基于其对事实的否认或情感的隔离，也就是治疗阻抗，而这本身也是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本书的作者们始终致力于整合，把创伤的代际传递纳入精神分析的框架。在本书中，一个人的症状可能被证明是一种象征，一种无意识的使命的象征，修复父母的创伤或为上一代人的耻辱报仇。

内容提要

  

    本书所有章节的主题框架均与真实的创伤有关，这些创伤不仅仅属于一代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影响着下一代人。因此，本书的目的不是“谴责父母”，不是批评“糟糕的父母教育”，而是揭示出一些更复杂、更宽容、也更可怕的东西——创伤，以及家庭如何以一种超出他们意识和控制的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努力应对创伤。

序言
第一部分  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的阴影
  导言
  第一章  活在恐怖阴影下的第二代
  第二章  断裂的链条：创伤与战争的“遗产”
  第三章  叙事和象征的创伤性关闭：死本能的衍生
  第四章  创伤的代际传递：历史及临床观点
第二部分  咨询室内
  导言
  第五章  内外部战争的交织
  第六章  治疗阻抗和创伤传递
  第七章  转折：代际创伤的习得
  第八章  代际冲突与家庭“神话”
  第九章  创伤和精神疾病的堂吉诃德式传递方式
第三部分  当代美国
  导言
  第十章  创伤传递的马赛克拼图
  第十一章  家有英雄：消防员家庭中的创伤传递
  第十二章  后记：迷失与找寻

前言

  

    埃里克森研究所围绕“迷失于创伤中：代际创伤研究（Lost in trans-mission：a study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的主题连续组织了两次秋季学术研讨会。该研究所是奥斯汀·里格斯中心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一个位于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镇的小型精神科医院。在这里，备受疾病困扰的来访者在一个开放的社区治疗环境中接受密集的心理治疗。学术研讨会让我们了解到来访者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父母和祖父母的故事。因此，我们感到来访者亲密地，而且通常是无意识地向我们展开了他们的代际叙事。
    在秋季会议结束后不久，万圣节来临，整个节日包括万圣节前夜、诸圣节前夜和亡灵节。凯尔特人认为，万圣节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夜晚，女巫和邪恶的灵魂在世问游荡，鬼魂还没有被死亡、哀悼和神圣化仪式所降服，也没有被大地和墓碑上的铭文所禁锢。美国人在万圣节会花费颇多，仅次于圣诞节。但是，人们在万圣节都做些什么呢？是否会无意识地、集体地制定一种为保护社会而服务的仪式：让孩子戴上样式可怕的面具并邀请他们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换句话说，这是否是将下一代“塑造”成危险的、分裂的、“未被埋葬”的形象，让他们可以对我们说：“善待我们，否则就让你们也尝尝苦头。”万圣节的这种戏剧性场面可能一直在提醒我们，创伤会在代际问传递。
    本书收录了以创伤为主题的秋季学术研讨会论文及特邀论文。论文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人类不能接受他们的体验——那些令人无法承受的、不可想象的体验——从社会话语中消失，这些体验往往作为一种敏感的情绪或一种混乱的紧迫感，传递给下一代。“症状（symptom）”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一起倒下”，而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的创伤后果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是“象征（symbol）”这个词希腊语词根的意思是“拼凑在一起”，拥有更加活跃的内涵。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最开始的症状可能就是一种象征。在本书的语境中，象征意味着一个由上一代“指派”的无意识使命。创伤的传递可以是一种任务的传递：例如，弥补父母的遗憾或者报仇雪恨。
    几年前我在拜访母亲时，发现她心不在焉地哼着琼·贝兹（Joan Baez）的一首歌。我在大学期间的某个夏天曾多次弹过这首歌曲，而从那时起到我这次拜访她，其中间隔了25年，我也相信中途她没有再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是《我依然在想念某人》（I Still Miss Someone），而其中反复重复的关键歌词是“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双蓝色的眼睛”。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是我们中唯一有着蓝眼睛的，但在两周大时去世了。18个月后，我出生了，母亲用为这个孩子接生的产科医生的名字给我命名——圣·杰拉德（St Gerard）——也是天主教中一个重要的圣徒的名字，意思是孕妇的守护神。
    现在回想起来，出生前我的身份被赋予了一项创伤性的使命。我非常确信，自己仅仅只需要健康成长就可以治愈母亲，就好像灵感女神会及时出现在交稿日期前，但它也让我意识到所有的治愈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会使我变得脆弱不堪。当然，即使在我出生后，母亲“依然在想念某人”。我发现在播放和分析这首歌曲时自己有两种感觉：其一是如同有一道闪电突然击中了我，并照亮了我的整个生活；其二是为母亲的丧失感到难过，为她能唱这首歌感到高兴，也为我把这首歌带给了她感到高兴，为我和她现在都能放手而感动。
    我所描述的这种任务可能或多或少是某个特殊的家庭遭受的个人创伤，或者可以说是对社会创伤的集体回应。2001年12月，也就是“9·11”事件发生的3个月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了公园里圣诞老人的扮演者莫里斯·德·维特（Maurice De Witt）的评论，他注意到人们对圣诞节的态度改变了：
    “大家一反常态。父母紧紧握住孩子的手，孩子们也感觉到了父母的变化，就像渗下来的水一样。他们对圣诞老人的反应并不自然，举止中有一种焦虑，但孩子们不知道这和什么有关。”
    这个精明的男人注意到了父母行为中明显的双重信息。在意识和语言层面，信息是“圣诞老人来了，我们都爱他”。而在无意识和身体层面，它是“圣诞老人来了，我们害怕他。”“9·11”事件的创伤通过紧紧握住的手传递给下一代，这使得两人之外的某个人——就像这个圣诞老人扮演者一样——看到并发现了这个问题。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59）注意到了类似的现象。他谈到“诱导孩子接受善与恶原型的更微妙的方法”，即“微小的情感表达”方式——包括“微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恐慌”“传递给孩子真正重要的东西的梗概”。“每一种神经症，”他说，“都会同时出现躯体紧张、被孤立的焦虑和共同的恐慌等症状。”
    圣诞老人的故事是焦虑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的例子，但是某个特定的孩子传承了父母的焦虑的可能性会更为常见——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可能会更自由地让痛苦的感受沉入意识之下。创伤传递有时可能与父母养育孩子时的敏感性有关，这样一来创伤传递就可以警告、甚至提醒我们，孩子正以何种方式将自己塑造成父母那代人的噩梦。
    ……
    但是，也许这个故事还有另一种讽刺意味。每当谈到让人痛苦的话题时，苏都能感觉到家庭的分崩离析。她经常顺从这种现状，仿佛饶恕了她的父母，不将创伤的影响传回给他们。
    这让我有一种弥漫的恐惧，我害怕揭开父母的伤口、看到他们脸上的痛苦。任何相关的话题都可能突然引起这种痛苦，我害怕与父母之间的联结突然断绝。
    但是，她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让尼尔“活”了下来。多年后，经过分析，她做了一个梦，梦中的她拥有蒙古人的面部特征。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对尼尔的深刻认同，苏．布洛兰德的一部分已经在她家庭悲剧的传递中“迷失（lost in the transmission）”了，直到分析师听到她在梦中提到尼尔。苏。布洛兰德重新找回了自己，也重新讲述了自己家庭的全部故事，包括她是如何亲自安葬弟弟，在弟弟去世前（21岁），她甚至都不知道他。
    对于了解创伤传递的临床医生来说，他们可以非常频繁地看到创伤的运作及其影响。在一次临床病例会议上，一位年轻的男性来访者告诉工作人员：“医院被亡灵困扰，亡灵在这里帮助来访者”。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nuel）曾经评论说，艺术家为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警觉性”。人的敏感性也许最终发展为严重的脆弱性，导致他们走向崩溃，变成来访者。有时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对过去的影响和事件有一种混乱且离奇的警觉性，而这些影响和事件仍然是我们此时此地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这个过程必须保持在无意识水平，个体主体性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传递中的迷失”。就像埃里克森家族的苏·布洛兰德一样，如果进展顺利的话，这种迷失、“被鬼魂缠身”、被困扰的经历可能会转化为对自己和他人的深刻发现。
    本书所有章节的主题框架均与真实的创伤有关，这些创伤不仅属于这一代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影响着下一代人，因此本书的目的不是“谴责父母”。当今在我们的文化中，精神疾病的遗传和生物学研究似乎被当作一种社会性防御，以此对抗对父母的内疚。当前的经济需求可能会让父母对“能为孩子做什么，不能为孩子做什么”感到非常内疚，但是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糟糕的父母教育”，而是一些更复杂、更宽容、也更可怕的东西——创伤，以及一个家庭以一种超m他们意识和控制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付出努力应对创伤。弗洛伊德谈到家族的“古老遗产（archaic heritage）”，创伤传递的一个任务可能是抵制家族古老遗产的消逝，代际创伤将完整的家族悲剧故事融合到社会话语中。
    接下来的章节将试图从临床和社会的角度探讨创伤的传递。本书第一部分讨论了犹太人大屠杀事件遗留问题的各个方面，通过犹太人大屠杀事件幸存者子女的经历，开辟了创伤传递研究的新领域。接下来的章节将视角集中在心理咨询室内部，研究创伤在更为普通的临床实践中会如何传递。有时创伤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个人创伤，有时则被某些理论家称之为“大历史”的回响，最后几章从美国社会发生的大规模创伤事件的视角出发，对创伤传递这一主题讲行了反思。

后记

  

    后记：迷失与找寻
    M.杰拉德·弗洛姆
    “早已逝去的人仍然存在于我们心中，作为天性、命运的负担、低语的鲜血，以及从时间深处升起的形象。”
    （Rilke，1945）
    以诗人里尔克（Rilke）的这句话作为开篇，简·方达（Jane Fonda）开启了自传中的一个关键章节。在这一章中，她讲述了自己情绪上的迷失——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这来自母亲生命中的创伤。以好莱坞和百老汇为背景，故葬讲述了两个陷入困境的人在一个不可思议的、令人兴奋的环境下建立的一受非常糟糕的婚姻。亨利·方达（Henry Fonda）深受他活泼得像个假小子一羊的女儿简·方达爱戴，但是由于自己父亲的影响，亨利·方达一直郁郁寡欠、脾气暴躁、阴郁沉闷。
    当简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眼中的母亲弗朗西丝·方达（Frances Fonda）矛盾复杂。母亲时而甜美可爱，时而痛苦难堪，无法给自己的丈夫幸福。尽管卑微地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但是她的婚姻关系仍然不断恶化并最终破裂。她变得抑郁，陷入迷茫，对自己和孩子都丧失兴趣。随后，母亲被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但病情没有明显好转，自杀倾向也越来越强。在一名护士的陪同下，母亲回到了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家中。她从浴室拿了一片剃须刀片藏起来，并于一个月后的生日——本将于那天重返医院——用刀片割破了自己的喉咙。 当母亲最后一次回家时，正在楼上和哥哥玩耍的简被叫来迎接母亲。简表现出一种愤怒的情绪——现在我们知道那是回避型依恋的愤怒——完全拒绝承认母亲的存在。后来，她描述了另一次家人叫她时所经历的思想斗争： 当时课上到一半，桌上的电话响了。爸爸告诉接电话的人让我马上回家，但是我却在拖延时间。我不断停下脚步观察肮脏车道上那些死掉的虫子。 当我全神贯注观察那些虫子时，我的行为传递了另一种无意识的想法：“我可以在内心深处某个不受控制的地方，保留关于其他部分的秘密，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简·方达的母亲在自杀的前一年养成了一种新的爱好，一种摆弄并杀死虫子的嗜好。这本书的开篇讲述了母亲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拧开瓶盖——那里面放着她从草丛中捉回来的蝴蝶——用乙醚麻醉它，然后用镊子一点点地按压它白色的躯干。她在住院期间也悄悄进行着这项活动。简也发现自己在那段时间会频繁地进出医院，要么是因为耳部感染，要么是骨折。 同一年，母亲向11岁的女儿展示了自己整形后的乳房，她用指甲剪剪断她的头发，穿着睡袍在朋友的公寓外游荡。而简也穿着睡袍走在路上，被同样的噩梦驱使： 我走错了房间，急切地想要回到自己应该待的地方。天又黑又冷，我一直找不到门。在睡觉时，我会移动卧室里的大件家具，试图找到出去的路…… 当然，我们可以从多个视角理解这个梦。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表达了女儿深爱父亲，对举止得体的母亲充满了竞争和仇恨，是一种既害怕又愧疚的俄狄浦斯情结。但它也有可能代表着一种传递丧失的强烈体验，感到被关在错误的地方，孤独而害怕。简梦见她的母亲渴望找到一个出口，这不仅是孩子因父母的痛苦而痛苦，同时也是孩子对父母痛苦的强烈认同。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任务——艰难地逃出去——也许是父母和孩子共同面对的。简·方达开始感到“试图找到出路”是她一生都要面对的任务，她也感到找到出路的一个不太可能的时刻——和治疗母亲的精神病院有关。 在母亲去世很多年后，成年的简·方达向精神病医院提出申请，得到了母亲的治疗记录。“打开那个厚厚的信封时，我一个人在旅馆房间里……当看到那个标题——‘弗朗西斯·方达的治疗记录’，我感到无法呼吸，只能爬到床上去……我的身体开始颤抖。”这个场景唤起了曾经和母亲一起蜷缩在床上的甜蜜回忆，尽管在床上也曾有过很多噩梦，她还是从床上“跑”了出来，从对母亲困境的可怕认同中跑了出来。如果孩子幸运地拥有良好的早期发展，床会是他们第一批抱持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s）之一，床有着母亲提供的安全感，孩子可以感到安全和放松，能梦到需要讲给自己的“故事”。简回到床上，希望这种抱持能给她力量去面对一个不同的“睡前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好像那些会吓到小孩子的童话故事一样。这个故事激励简：“了解潜在的你，这样噩梦不会变成现实。” …… 也许最重要的是，成年后的简意识到，即使理智和记忆不知道母亲经历了什么，但她的身体知道母亲所经历的性骚扰，而这也反映在她自己的性关系中。令她感到吃惊的是，自己不仅在那些虚构的电影故事中扮演有权有势男人的性监禁对象，现实中也对此有着迷并执着：“过去十年里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要研究性虐待对儿童的影响”。简·方达在1995年成立了“格鲁吉亚未成年早孕保护运动”组织，试图说明儿童早期的性虐待和早孕之间的关系。 古尔德博士讲述了他作为美国犹太人大屠杀事件博物馆顾问的经历，那时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老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走到服务台前，递给接待员一个盒子说：“你能帮我保管这个吗？（Will you hold this for me？）”盒子里装着老人从身上取下的一块带着文身的皮肤，这是从集中营被释放出来时割下来的，已经独自保存了50年。“我马上要死了，也从没有告诉过家人这些事情，并且也不希望他们知道，”他说：“你能帮我保管吗？” 这是一个关于“抱持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最不寻常的定义，但也是一个关键的定义。由于这些遭受创伤的人无法接受自己的经历，使得这种经历只能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他或她的家庭之外。同时由于这部分经历在这样的家庭中既无法被接纳，也无法被消解，因此它依赖也需要一个机构来保存其客体、所附带的情感，以及不断演变的社会叙事——受创伤的人可能会将自己的经历带人这些叙事中。犹太人大屠杀事件博物馆为这些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了这类服务。而当简·方达试图揭开她母亲生活中的劫难时，精神病医院的病历为她提供了同样的功能。 作为孩子，简·方达有对于母亲创伤的直觉，甚至是预感。她在书中写道：“它吓到我了，然后我逃开了。现在作为成人，我可以把它看作是她的故事，而不是我的故事。”“我花了太多的精力，抹掉了生命中代表母亲的一切。这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很早就感到自己身心分离，并且花了生命中大部分时间去寻找回家的路。”“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标记着另一个转折点……”。 简·方达笔下的这位“早已逝去”的人，她“低语的鲜血”却带来了“命运的负担”，并且是“一种从时间深处升起的形象”。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展现了在创伤的传递中迷失了自己的简·方达。她的自传是在家人、朋友、治疗师的帮助下找到自我的故事——一些故事被保存下来，一些却常常被掩埋在精神病记录之下。这也再次提醒心理健康专业的从业人员，临床心理工作与传记密切相关，它记录了非常隐私的、神圣的历史，这些历史都被社会排除在外（Davoine & Gaudilliere，2004）。 代际中的创伤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分离——“这是她的故事，不是我的”——而不再是否认。实际上，这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里面包含着悲伤，也带有尊重的怜悯，以及对个体真正的理解。而个体决定了要如何看待自己，这也是创伤代际传递的源头。正如简·方达所领悟的，对他人的抹杀也抹杀了自我。在她的案例中，这使她失去了与自己身体共处的能力。对于前面提到的梦见自己被关在错误的房间里，绝望地想要找到出路的孩子，简·方达的自白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创伤代际传递所带来的恐惧，她与自己的身体分离，而现在她“同来了”。她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她意识到“与身体分离”其实是一种代际创伤的传递，就好像母亲给她展示自己整形后的乳房，这是母亲与自己身体分离的众多标志之一。母亲的身体从童年时起就开始分离，并且曾经试图用这个分离的身体所提供的功能来维系她的婚姻。 简·方达也完成了“标记”，她在纸上书写传记，最后成为丫一本书。她说，自己对母亲的致辞“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她在找回母亲的过程中也找回了自己。因此，创伤的代际传递走向了最深刻的终点：将情感真理铭刻在世世代代的叙事中，当表达对上一代人的尊重时，下一代人也就释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