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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吻与诉说(精)/阿兰·德波顿作品集

  • 定价: ¥78
  • ISBN:9787532787753
  • 开 本:32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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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上海译文
  • 页数:259页
  • 作者:(英)阿兰·德波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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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01 第1版
  • 2021-07-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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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本书延续了英伦才子型作家阿兰·德波顿一贯的写作风格,以细腻的观察、睿智的思辨、独特的文体,带领我们开启了又一段别开生面的哲学之旅。为“平凡人生”立传,挖掘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特质,对缺乏自信者而言,不失为一剂灵丹妙药。

内容提要

  

    《亲吻与诉说》的故事发端于他收到一封前女友的来信,信中愤然斥责他是个爱孤芳自赏的人,“只关心自己的耳垂,不关心其他任何东西……”。震惊之余,他决心改变态度,通过为他的下一任女友立传的方式,了解一个普通人自出生以来所经历的一系列关乎原生家庭、爱情生活、工作社交的平凡琐事,并深入探究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和心理学上的意义。他虽然站在男性角度,但在描写女性时却不带丝毫性别上的偏狭,行文处处透露着感性的包容和理性的锋芒。

媒体推荐

    如约翰生博士所说,这样一位作家简直能为扫帚把作传,而且能把它写活。
    ——《观察家》周刊
    特别吸引人……德波顿通过具有诱惑力的写作艺术探索了人类由于无法相互理解而产生的悲喜剧,旨在使我们对自己不那么陌生。
    ——《星期日泰晤士报》

作者简介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英伦才子型作家,1969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现居伦敦。他的文字作品被定义为“生活哲学”,覆盖爱情、旅行、建筑和文学等多个方面,畅销全球30多个国家。2008年夏天,他在伦敦创办“人生学校”(School of Life)。学校开设课程,出版书籍,主持研讨,发布视频,致力于向人们提供“更了解自己”的教育。

目录

引言
一、早年
二、最初的约会
三、家谱
四、厨房传记
五、回忆
六、隐私
七、另一个人眼里的世界
八、男人和女人
九、心理学
十、寻找结局
十一、后来
译后记

前言

  

    无论一个人对这个星球及其居民有什么样的经验,无论他的判断是多么公正,他的熟人如何变化,假如他认真地说迄今为止他所遇见的最有魅力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谁也不会感到意外。他对爱情与文学、宗教与娱乐、下流笑话与家庭卫生的情趣全都无可指责;他的挫折能够激起他对人孜孜不倦的关切和同情;他早晨的口臭不会让人暗暗厌恶;他对人类的看法似乎既不残酷也不幼稚。
    无论这种想法会令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们多么扫兴,然而,在挤橙子汁或在深夜浏览电视频道时,让这种想法从心里悄悄冒出来是一回事,而能在听到另一个人愤怒的指责声以及在地上摔碎花瓶的响声后更坚定这种想法的正确性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自我羞辱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使人知道刀子要插多深,并能像外科医生一样准确地避开最敏感的神经。它是一种无害的游戏,就像自己胳肢自己。当埃尔顿·约翰(注:埃尔顿·约翰(1947— ),英国著名摇滚歌手及钢琴家,20世纪70年代成为顶尖流行音乐明星。)按照歌唱家和眼睛湿漉漉的诗人们的陈腐传统用一支动人的情歌向自己的心上人哭诉说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充分表达他的激情(《你的歌》,1969)时,假如我们猜想他曾经一时怀疑过自己的天赋的话,那我们就太愚蠢了。他之所以能贬低自己的音乐技巧,显然是基于一种谦逊而又根深蒂固的傲慢看法,那就是:事实上他曾经写过一些精品。正如约翰生博士2在谈到这些自我羞辱的行为时所说,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游戏,因为它能使一个男人(格言里似乎没有女人的位置,至少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是如此)“显示他能宽容到什么程度”。究竟需要对音乐有多大的把握才能唱得悦耳动听,人们并没有定论。一个人如何才能有更大的把握不产生—而不是偶尔不产生—自己是一个“只顾自己的吝啬鬼”的想法呢?约翰生(注:塞缪尔·约翰生(1709—1784),人称“约翰生博士”,英国著名词典编纂家、文学批评家、诗人。)式的自我贬低是由坚信不疑派生出来的:“瞧,妈妈,没有人”会传播你的大话,原本需要使劲握住自尊心的车把的手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了。于是,一个人便可以一边依靠惯性向山下滑行,一边兴高采烈地喊道:“我是一个如此糟糕的歌手”,以及“啊,我真是一个顽童”。
    然而,这话一旦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原先扭捏作态的自我贬低也就会生长出利爪来。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琢磨透你。”一位曾和我共同生活过六个月的女人的来信开头这样写道。接着她拿定主意,她宁愿看着我死,“也不愿去琢磨一个人怎么会如此缺乏自我意识,同时又如此自我迷恋。你说你爱我,但一个孤芳自赏者除了他自己绝不会爱任何人。我知道,大部分男人都不太懂得交际方法,但你的交际能力之差异乎寻常,令人讨厌。我在乎的东西你一样也不尊重。你不加选择地以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一切。我跟你这样一个利己主义者在一起,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你不能倾听我的需要,只关心自己的耳垂,不关心其他任何东西……”
    读者大可不必对我兴师问罪,只须用人类的文明语言说一声我跟迪维娜不般配就够了。
    不管怎么说,她的指责的大意还是给我留下了印象。然而现在,每当在宴会上碰到有些客人礼貌地推说再去取一杯饮料却一去不返,留下我一个人陪着花生米,更加小心翼翼地捧着自怜自艾的蜜糖罐子的时候,我便对她的指责产生了怀疑。“耳垂”一词更是紧紧地卡在大脑里。
    几周之后,我在伦敦一家书店里浏览图书。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扬声器里播放着莫扎特的管风琴协奏曲,意在烘托1900年以前的乐曲中难以理解的古典情趣。在从一张上方挂有烫金的“传记”牌匾的桌子边经过时,我一不小心撞在一摞书上面的一本大部头书上。书滑落下来,掉在紫红色的地毯上,荡起一股尘土,并引起了一位在对面柜台上玩纵横填字游戏的样子十分可爱的店员的注意
    我看到书的护封上被我弄破了一点,便假装一时对书的内容产生了兴趣,捧着翻看起来,希望能以此骗得那位店员对我失去兴趣。那是一部介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著有《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等书,对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有很大影响。)生平的书,内容包括两个年表、一篇传记、四十页注释和三组哲学家穿着游泳裤头以及他在保姆怀抱里的照片。但该书显然未能向读者阐明那位已故哲学家所感兴趣的那个问题。然而,既然该书的目的是确定《逻辑哲学论》的作者的生平线索,包括以前未被发现的有关他和他的弟兄们的关系的材料,这一点疏忽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位店员重又玩起纵横填字游戏来。我正准备用另一本书把那本损坏的书换下来,突然在损坏了的满是尘土的护封中央的一段文字中—而不是在我耳垂上和无能上—看到了“同情”一词。
    “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如此感兴趣,”一位评论家断言,“传记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复杂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
    在混乱中寻求典范的人们喜欢一种现象,在那种现象里,一个人有时会把兴趣集中在某一个词上,然后他会不可思议地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多种不同场合听到它或读到它。更不可思议的是,无论那个词是客观存在,还是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感觉对它特别敏感,语言片段都似乎像是从上边飘落下来的符号。无论对“似曾经历的幻觉”一词做何解释,据别人说我难得拥有的那种同情此刻却在一位传记作家随着材料肆意溢出的语境里重新露面了。这种差异导致我突然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探索者的高尚品德产生了一种孩子般的妒忌。这一切就发生在光线暗淡的文学书店里,发生在监控摄像机的镜头以及可爱的店员们的睽睽目光之下。
    这件事提醒我注意到了自己在有害却又普遍存在的冷漠中的角色。大多数人正是以这种冷漠打量自己的同类,却对他们的年表和最早期的照片、他们的文章和日记、青春期和成熟期、学历和婚礼宾客视而不见。将突然冒出来的自私抛在一边,用一个脚趾头踢一下铁桌子的边沿,然后以当务之急是关心脚为理由,往往足以能够把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来。
    几个月前,我眼看着祖父在受尽癌症的折磨之后,于八十岁生日前夕死去。他不得不在伦敦的一家医院里熬过生命的最后几周。在那里,他跟来自他老家诺福克郡同村的一位护士交上了朋友。她一有空,他就对她讲述自己一生的经历。一天晚上我下班之后去看他,他用拘谨而又自嘲的语气说,年迈体衰的老爷爷们不应当惹这么忙的职员厌烦。那天下午他一直在跟他的那位护士朋友唠叨他在北非沙漠战役中跟隆美尔(注:埃尔温·隆美尔(1891—1944),纳粹德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德国北非远征军司令等职,后因与暗杀希特勒的密谋有牵连于1944年7月20日被迫服毒自杀。)作战的情况。他说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入了伍,先在一个特种兵基地受训,然后乘在地中海游弋的潜艇到达亚历山大(注:埃及北部一港市。)。接着他又讲述坦克战的故事、可怕的干渴以及短暂的一段拘留营生活。然而,他正讲到兴头上,一抬头,看见那位护士正准备离去。此刻她正跟一位医生和另一个护士站在病房门口。
    “你瞧,他们让她们把腿都跑断了。”他解释说,尽管谁都能够看出这位老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刚才,有一个善良的女人在听他讲。他赶紧从大脑的密室里取出记忆的包裹,正要当她的面把包裹抖落开来,那女人却走开了。他的故事主要是讲述自己。他需要一位年轻的护士发发善心,听他倾诉。我想,看到她要走,他肯定感受到了自尊心受到的伤害。没有传记作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为他制定口述计划,帮他安排回忆。他在把自己的传记分别滴洒进一大堆不同的容器里。人们总是听上三五分钟,然后便拍拍他的肩膀走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由于别人都需要工作,能对他付出的同情是有限的。于是他死了,只在一盒子褪色的散乱信件中留下了自己的一些碎片,在家庭相册中留下一些未加说明的照片;只对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后来坐着轮椅在他的葬礼上露了露面的少数几位朋友讲述了几件轶事趣闻。
    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过去从没有如此多的人为他人的琐事花费过如此多的时间。你到装饰幽雅的书店里瞧瞧,那么多诗人与宇航员、将军与部长、登山运动员与制造商的传记全都摆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它们宣告了安迪·沃霍尔(注:安迪·沃霍尔(1927—1987),美国通俗艺术的先驱及电影制片人。)所预言的那个神话时代的来临。在那个时代里,每个人都会出名(即被立传)十五分钟。
    然而,要实现沃霍尔的这种美好愿望绝非易事,那纯粹是因为人数太多。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地球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五十五亿。要对现有人口每人关注十五分钟,至少需要一千七百十一个世纪。
    实行起来有什么样的实际困难暂且不论,哲学家西奥兰无意间提出的一个问题也给沃霍尔的愿望泼了一瓢冷水。他曾经写道:一个人真正对另一个人感兴趣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一刻钟(您别笑,不信试试看)。也许人们一直认为,弗洛伊德最希望人类能够互相理解与交流。然而就连弗洛伊德也在晚年对一位采访者说,他的确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已经活了七十多年,不愁吃,不愁喝,该享受的都享受了,还遇到过一两个几乎理解我的人。我还求什么呢?”
    一生中只遇到过一两个,多么可怜的数字啊!尽管数目少得令人难受,它却促使我们对我们跟那些我们深情地称之为朋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不是密切产生了怀疑。你可以想象出弗洛伊德脸上对傲慢的传记作家所报以的扭曲的笑容。那些人一直跟他跟到墓地,然后写出书来报告说,他们是第一个抓住了他的个性本质的人。
    不管他们如何断言,不管有什么样的障碍,传记作家的使命还是刺激了我的想象力,促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以尽可能充分地理解一个人的迫切愿望去理解他人,将自己潜入他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生活,用他人的目光观察世界,追踪某一些人的童年与梦想,探索他们从拉菲尔前派绘画到水果味冰糕的兴趣范围。何不自己试着写一部传记呢?那将是对自己多年来没有认真倾听别人诉说所表示的小小悔过。这些年来,我一次又一次无声地打着哈欠,对计划明天要做的事感到疑惑。与此同时,就在我喝最后一杯咖啡的时候,微型传记一部分一部分在我面前展开。
    考虑到这种传记冲动的伦理价值,我竭力寻找合适的对象。然而我吃惊地发现,在这个星球上生活或曾经生活过的数十亿居民中,传统的传记作家所选择的目标竟是如此狭窄。假如像沃霍尔所暗示的那样,一千七百十一个世纪里仅仅为了给当时活着的每个人提供方便而导致交通阻塞的话,就会出现某种自私现象:一些人物会顽强而贪心地攫取传记地盘,如希特勒、巴迪·霍利(注:巴迪·霍利(1936—1959),美国摇滚歌手、作曲家、吉他演奏家。)拿破仑、威尔第(注:朱瑟佩·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代表作为《弄臣》《茶花女》《阿依达》《奥赛罗》等。)、耶稣、斯大林、司汤达(注:司汤达(1783—1842),法国小说家,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有《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丘吉尔、巴尔扎克、歌德、玛丽莲·梦露(注:玛丽莲·梦露(1926—1962),美国女电影明星,以性感与美丽著称,代表作有《公共汽车站》《王子与舞女》等;1962年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而死。)、恺撒、W。H。奥登(注:威斯坦·休·奥登(1907—1973),英国诗人及文学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为英国左翼青年作家的领袖,后期的诗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46年入美国籍。)。其原因不言而喻,因为这些人物生前对他们的男女同胞产生过巨大的有益或无益、艺术或政治的影响。人们可以懒洋洋地说,他们的生命比普通人的生命更伟大;他们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人类的潜在价值。这种价值令早晨乘短途火车上班的人们感叹与震惊。
    ……
    有意思的是,那些传记主人公们令人叹为观止的履历中很可能隐藏了某种人们对别人的活动普遍抱有的更卑劣的好奇心。当随他们挥霍浪费的东西可能是一种窥视他人如何解决生活难题的欲望时,传记主人公的名誉更使得传记所具有的偷窥狂实质被人们所原宥。人们之所以热衷于了解拿破仑的性情趣,不仅仅是因为——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因为他们普遍对房中之事津津乐道。在一群粗野女人隔着篱笆墙说长道短的过程中,奥斯特利茨和滑铁卢很可能只算是无足轻重的无花果叶子而已。
    然而,世人仍在主观地认为,只有伟人才适合做传记的素材。
    两个世纪以前,曾有一种声音对这众口一词的假定提出过简短的异议,只是当时传记越来越多,堆积得像大山一样压在呐喊者的头上,也压抑住了这种不同的声音。发出这一声音的是约翰生博士。他若有所思地说:“对一个人一生明智而忠实的叙述鲜少毫无用处,这是因为,不仅每个人都有与他自己生活在同样条件下的同代人——对于那些人来说,他的错误与失败、逃避与对策,显然也是有直接警示和借鉴作用的;而且除了弄虚作假外,人类总还有这样的共识:所谓好与坏,其实都是人类的共性。”
    这种看法似乎非常重要,简直是传记领域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传记关注的是非凡生命,它所掩盖的则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正是这种普通生命的非凡之处,使得约翰生认为,他有能力,也值得为扫帚的生命写一篇生动活泼的报道。
    在讲述那些绝不可能和我们在一起喝酒的人们的行为时,传记保护了我们,没有把我们或明或暗地统统卷进传记工程里。我们的每一个熟人都要求我们理解一个生命。在这一理解过程中,传记的传统手法起着优先作用。它的叙事传统决定着我们可能讲给自己听的有关我们认识的人的故事的发展过程;它构成我们对他们的秘闻的感受;它是赖以安排他们的离异和休假的标准;它是我们选择的方法,仿佛我们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对他们本人而不是他人的记忆确信无疑。
    无论是要依靠信件还是日记,无论是会见女佣还是园丁,无论是相信桂冠诗人、他的亡妻,还是他们的报刊经销人,内省的传记作家们在问及他们的职业时,此类关切很少会在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出现。但它表明,没有理由认为下一个走进我的生活的人所做的具有移情效果的努力将会比人们预料的最平庸的传记作家所做的努力小。看来,在最普遍但复杂的而又有趣的理解别人的过程中,不寻常的价值就在于发掘传记传统手法的潜藏作用。

后记

  

    大多数传记写的都是死人、名人——或英名流芳,或臭名昭著,作家与传记的主人公隔世隔代,素不相识。那么,能不能为活着的小人物写一部传记,而且由与主人公关系密切的人写呢?这种设想无疑是对传统传记模式尖刻而辛辣的讽刺与有力的挑战。于是,我们的小说家阿兰·德波顿便以讲述者的身份为自己的女朋友写了一部传记;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了这部小说《亲吻与诉说》。
    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即叙述者的口气写成的(关于叙述者的身份,小说中只字未提)。小说一开始,他收到了原先一位女朋友给他写的一封信,信里指责他“只关心自己的耳垂,不关心其他任何东西”,“你说你爱我,但一个孤芳自赏者除了他自己决不会爱任何人”。这使他内疚地意识到,过去的确为了解古人、死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却很少注意身边活生生的小人物。于是,为了证明他也会关心别人,他决定为下一个走进他的生活的人写一部传记。这个人就是后来与他双双坠人爱河的伊莎贝尔。
    主人公伊莎贝尔·罗杰斯二十五岁,是伦敦一家小文具公司的生产助理。她很漂亮,但并不出众;她很聪明,但并不过人;她很有趣,但并没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她在小饭馆里喝牛奶,在公共汽车站吃胡萝卜,喜欢园艺,善于驾驶汽车,不善于摆弄录像机,每逢星期一都想扔掉她那枯燥的工作,每星期去游泳一次,爱咬指头,爱挖鼻子,想多读些书但又抽不出时间,一生只记住三个笑话,跟十八个人接过吻(第一个是她的妹妹),跟八个半男人上过床(第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做,只做了些类似的动作)……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如果说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还是单身。 尽管如此,伊莎贝尔的生活同任何标准传记里主人公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引人人胜。故事的讲述者决心要读懂她,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她。他潜入她的生活,用她的眼睛看世界,追踪她的童年、她的梦想、她的兴趣和爱好。然而,要写一部传记谈何容易。他不久便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他发现,自己以往对伊莎贝尔的印象是何等片面;伊莎贝尔在成长过程中的变化是何等迅速;要弄清伊莎贝尔家的家谱是何等的困难;作为一个男人要了解一个女人是何等的不易。他不知道要设身处地地理解一个人究竟需要了解什么:她祖上的情况如何?她童年时什么样?她的化妆癖应当如何解释?她读书的兴趣是不是重要?要不要问问她爱收集什么样的音乐磁带?是否需要了解她做饭的习惯、业余爱好、政治信仰、铺床的方式、签字的习惯?她对男人的态度如何?她在公共汽车站吃胡萝卜意味着什么?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一个单一的个人实际上乃是挤进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连绵躯体里的一大队人”;任何人物传记都是不客观的,而是传记作者对主人公的个性、思想、心理活动的主观臆断;“我们对别人的评价都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和别人接触的时间越长,对他们的印象就越是模糊”。由此可见,这部伪装成传记的小说决不仅仅是一个荒诞的浪漫喜剧。它是对人类个性以及传记的性质和任务等一系列本质问题的发人深省的沉思。假如你读过这部小说后发誓再不看传记,那也许恰恰证明了本书的成功。 完了? 完了。 就这些? 就这些。 这是小说吗? “我写的小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小说,只是当作小说卖的。我写的都是论说文体的东西。”2002年,阿兰·德波顿在回答美国记者罗伯特·伯恩鲍姆的提问时如是说。 “我读过《亲吻与诉说》,那也是论说文体的?”伯恩鲍姆问。 “啊,对。我想是的。它是不同理念的反映。其重点不在于情节,而在于理念。” “那应该把你的书摆在书架的什么位置上?” “什么位置都可以。” 读者千万不可据此认为这部小说必定索然无趣。不,其巧妙的构思、独特的风格、睿智的寓意、幽默隽永的语言足于让你开卷难释。《亲吻与诉说》出版之后,评论界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现摘取只言片语以飨读者: “阿兰·德波顿是英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奇迹般的年轻人……这是一本写作技艺高超,内容博大精深,引人入胜的书。”——克雷西达·康诺利,《闲话报》 “如约翰生博士所说,这样一位作家简直能为扫帚把作传,而且能把它写活。”——菲利普·格雷兹布鲁克,《观察家》周刊 “特别吸引人……德波顿通过具有诱惑力的写作艺术探索了人类由于无法相互理解而产生的悲喜剧,旨在使我们对自己不那么陌生。”——朱利安·卢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内容丰富,充满智慧,笔法细腻……对于那些对自己的特质缺乏自信的人来说,这本书是绝好的灵丹妙药。”——保罗·萨斯曼,《星期日独立报》 “妙趣横生,令人捧腹,深奥微妙……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加布里埃尔·安南,《观察家》周刊 “他的书是独创的杂交品种,半是小说,半是哲学思辨,庄重而诙谐,诱人而滑稽。”——卡特·凯拉韦,《观察家报》 还需要更多方家的评论吗? 然而,对于译者来说,阿兰-德波顿的书可不是一根好啃的骨头。有时候,你明明看见有肉夹在骨头缝里,就是苦于无从下嘴,掏不出来。《亲吻与诉说》之所以难懂,难译,原因有二: 一是内容十分广泛。这部小说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文学、哲学、美术、音乐、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应有尽有,不应有亦有。作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处处都有典故,处处都有陷阱。译者不是百科全书,不可能既懂哲学又懂心理学,既懂地理又懂历史,既懂《圣经》又懂波普,既懂西方美术史又懂意大利歌剧,因而只能小心翼翼地理解,战战兢兢地翻译。为将原文中的明、暗信息尽可能完整而准确地传达给读者,译者不得不在译本中加注一百多处——尽管我知道在翻译中加注绝非上策。 2003年元旦译者在发给作者的E-mail中戏言:“你本该成为政治家或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作者回复说:“我现在想当政治家或哲学家也不晚。”话语间显示出作者的自豪与自信。 二是小说作者的思维十分活跃,想象力十分丰富。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认真揣摩主人公的心思,更要认真揣摩作者的心思;不仅要仔细琢磨句子的字面意思,更要仔细琢磨其隐含意义。书中时常出现语言跳跃与思维跳跃——作者突然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然后又在译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杀个回马枪,突然跳回原来的话题。译者只好跟在作者的思路后面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除此之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那些有悖于常理的比喻、有悖于传统的词语搭配、有悖于语法规则的句子或准句子也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也许有人认为古典小说难译,当代小说好译,其实不然。古典小说语言规矩,因而并不难译;而当代小说则往往蔑视传统语法规则,我行我素,桀骜不驯,放荡不羁,因而更难翻译。我相信,凡是翻译过西方当代小说的人都会有同感。 译者积三十年翻译工作之经验深知:翻译难,翻译小说更难,翻译当代小说尤其难。 阿兰·德波顿的祖上原居西班牙的博顿(现已不存)的一座卡斯蒂利亚人小镇。1492年,该家族随其他西班牙系犹太人一起迁居埃及的亚历山大,德波顿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后来,他们又举家迁往瑞士。德波顿于1969年12月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先后在瑞士和英国(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现在住在英国伦敦,在伦敦大学任教,并兼任《独立报》星期日专栏作家。德波顿博学多才,能讲法、德、英三种语言,近年来以其六部著作而备受关注,成为英国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他的第一部小说《爱情笔记》(美国版本书名为《论爱情》)于1993年11月出版并赢得了读者的赞扬。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以几乎一年一部的高速度又连续推出五部著作:他的第二部小说《爱上浪漫》于翌年9月问世;第三部小说《亲吻与诉说》1995年9月问世;他的第四部著作(第一部非小说作品)《拥抱逝水年华》1997年4月问世,并很快成为英国和美国的畅销书;第五部著作《哲学的慰藉》于2000年4月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该书仅在英国就已经售出十五万册。他的最新著作《旅行的艺术》于2002年春问世。 德波顿的有些著作很难分类。诚如卡特-凯拉韦所说:“他的书是独创的杂交品种。”比如,他的《哲学的慰藉》有人认为是小说,有人认为是哲学著作;《旅行的艺术》有人认为是小说,有人认为是旅游著作。那么《亲吻与诉说》呢?它是小说,是传记,抑或是哲学思辨?难怪作者本人也不清楚应当把它们摆在书架的什么位置上。 目前德波顿正在创作的又一部小说《身份的焦虑》拟于2004年春出版。这部旨在探索西方社会的等级制度、寻找人生尊严(他认为,人们的尊严往往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的小说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译者 2003年6月12日于郑州大学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一  早年
    当历史学家们开始讲述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时候,他们不大可能长时间停顿下来去考虑这么一件事:一个浑身沾满血污、体重四磅半、名字叫伊莎贝尔·简·罗杰斯的女婴于1968年1月24日刚过半夜时在伦敦的大学医院降生到了这个世界。那女婴是克里斯托弗·罗杰斯与拉维尼娅·罗杰斯夫妇的女儿。
    他们更不可能会注意到,当女婴的母亲看到这个脸蛋红扑扑的小生灵竟敢跌跌撞撞地闯进人世,现在又开始用如此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她时,脸上所出现的那种尴尬的怪相。女婴的父亲抱着热乎乎的襁褓,好像抱着一个手榴弹。看到小不点伊莎贝尔的眼睛跟自己的一模一样,小嘴巴又像他父亲和爷爷的嘴巴一样嘴角尖尖的,他的心里乐滋滋的。而对于女婴的母亲来说,这种遗传只能使她想起,正是这个孩子,使她不能嫁给她唯一爱过的男人——一位长着一双杏仁眼,拥有一间充满阳光的工作室的法国艺术家;正是这个孩子,迫使她和一位最近受雇于一家大型跨国食品集团会计部的古典学毕业生结合。
    虽然伊莎贝尔后来一直不愿想象这场不幸,但理智告诉她,她本人的出世证明,拉维尼娅和克里斯托弗曾经发生过性行为。
    四月的一天,那件事发生在马丁利村外通常用来放牧羊群的一片牧场里,离剑桥大学开车只需要几分钟。拉维尼娅看上的原本是克里斯托弗的朋友,颇具艺术天赋的大陆人雅克,而她居然会让克里斯托弗占那么大的便宜,这实在是一件不幸的怪事。然而,当你了解到雅克对这位脸上长着雀斑的学语言的学生、苏格兰一所寄宿学校以前的校花不曾表现出多大兴趣时,这件事也就见怪不怪了(但仍然是不幸的)。于是,拉维尼娅移情别恋,开始注意上克里斯托弗,希望能以此在雅克心里激发起妒忌的火花。她了解到(刚刚从司汤达的小说里得知),对许多法国人来说,妒忌的火花乃是激情的催化剂。
    一开始,她几乎当着克里斯托弗的好朋友雅克的面向克里斯托弗建议开车到乡下旅行。然而,尽管她费尽了心机,那次旅行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雅克对此显然不愿作任何反对的表示。这使拉维尼娅大为失望。她把部分怨恨发泄在克里斯托弗身上。有一次在酒店用过午餐时,她挑逗似的对克里斯托弗说,她从书上看到,男人的性功能到十九岁就已经过了高峰期。说完,她发出了一阵长长的、刺耳的咯咯笑声。这也许能够解释克里斯托弗为什么会产生把拉维尼娅拉到邻近的牧场里并发疯似的搂抱她的强烈欲望。克里斯托弗之所以如此急切,是因为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证明他到了二十来岁仍旧性欲旺盛;拉维尼娅之所以没能阻止他那样做,是因为她想体验一下这件事跟她那位傲慢无理、薄情寡义的法国情人究竟会有多大关系。
    然而,等到雅克得知这一消息,对这种苟合耸着肩膀时,两亿五千万个精子已经在拉维尼娅的体内游完了第一圈;有好几百个接近了输卵管深处的一个卵子,其中一个侥幸破壁而入。在那个时代,上流社会认为纠正这种“幸运”是不正当的。于是拉维尼娅别无选择,只好任凭孩子在肚子里成长;而她本人也只好狠狠心嫁给了孩子的父亲。
    这对夫妇搬到伦敦,住进了帕丁顿的维多利亚街区一所房子的三楼。克里斯托弗在谢泼兹镇一个机关工作;拉维尼娅宣称她的一生已毁,便开始撰写她的博士论文,尽管在房子坍塌在毁灭性的大洪水里之前她不能远离那所房子。丈夫发怒的时候,她就忧郁地用法语同他说话(“这件事必须做”“真遗憾”“你真是个傻瓜”“思想意识不错”)。她想,上大学的时候学了那么多年的语言,她不能荒废了。
    所有这一切,都给她的女儿伊莎贝尔即将降临的这个世界增添了色彩。现代思想强调幼儿早期经历的重要性,虽然历史已经证明这一阶段无足轻重。据罗杰斯先生说,他女儿开始阶段的情况是令人鼓舞的;他的妻子认为,她对那场无法想象的苦难经历了一个噩梦般的适应过程;而伊莎贝尔则无从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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