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此书为薛龙春著《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的姊妹篇。
    明清名人信札流传到今天的数量甚多，这些信札在历史、社会史、文学史与艺术史研究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像《辑考》这样，660多封信札集中于一个清中叶学者的情形却相当罕见，与黄易通信的不仅有翁方纲、王昶、毕沅、阮元、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武亿、桂馥、瞿中溶等一流学者，也有大量地方官员、艺术家、幕客及布衣文人。
    本书精选并刊印了清人书札80余通，文献价值高、书写水准高，其中不少为首次发表。

内容提要

  

    黄易是清代金石学与艺术史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任职于济宁运河厅，并担任河道总督的幕僚。1786年八月在经过山东嘉祥时，他发现了著名的武氏祠，并就地复建，这是乾嘉金石学标志性的事件。黄易所收藏的金石拓本，数量富甲一时，他为学术界贡献了大量精拓本与旧拓本，《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可以视为一个缩影。而作为“西泠四家”之一，他的隶书、篆刻与绘画在当时也负有盛名，友人常以不获他的字画与印章为憾事。
    本书从公立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收藏、清代金石著作、各种出版物、海内外拍卖图录及私人收藏中辑得黄易友朋往来书札660余封。与黄易通信的人，既有乾嘉时期的学术菁英如王昶、钱大昕、翁方纲、钱坫、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武亿、桂馥、阮元、瞿中溶，文艺菁英如袁枚、姚鼐、陶樑、梁同书、罗聘、董洵、邓石如、伊秉绶、奚冈、钱泳，也有散布于全国的地方官员、幕僚与布衣学者。
    通过考证信札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那些已经消逝的历史场景与人物心态变得清晰而生动，大量信札之间内容的勾连也使得零碎的资料更加具有组织性。这些对于我们理解乾嘉时期的社会环境，金石学共同体的运作方式，金石学术的推进方式，以及艺术应酬活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薛龙春，1971年10月生，江苏高邮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2008-2009学年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青年学者学术奖金，访学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13年再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一年。2015年获香港利荣森纪念计划奖金，访学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秋学期，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
    主要研究16-18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著有《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2013）、《王铎年谱长编》（2019）等。

前言
例言
1  张素【1封】
2  陈灿【25封】
3  吴履【2封】
4  陆飞【2封】
5  何琪【10封】
6  魏嘉穀【2封】
7  王复【6封】
8  汪楍【6封】
9  储润书【7封】
10  蒋宗海【1封】
11  奚冈【16封】
12  程师圣【1封】
13  仇梦岩【3封】
14  张中【1封】
15  吴璟【1封】
16  周震荣【24封】
17  赵魏【27封】
18  潘有为【17封】
19  刘启秀【1封】
20  郑辰【3封】
21  孔继涵【3封】
22  吴之黼【2封】
23  翁方纲【45封】
24  胡德琳【2封】
25  陈焯【5封】
26  方鹤皋【2封】
27  宁贵【1封】
28  罗聘【4封】
29  朱琰【3封】
30  潘应椿【8封】
31  朱枫【1封】
32  宋葆淳【3封】
33  汪端光【3封】
34  朱筠【1封】
35  陆费墀【1封】
36  余集【7封】
37  潘庭筠【6封】
38  读画楼主人【1封】
39  钱站【8封】
40  万廷兰【1封】
41  汪大铺【1封】
42  徐坚【1封】
43  王凤文【1封】
44  龚孙枝【1封】
45  魏成宪【8封】
46  盛百二【5封】
47  鲍廷博【4封】
48  张燕昌【5封】
49  张庆源【1封】
50  董元镜【3封】
51  周近仁【1封】
52  孙扩图【1封】
53  江德量【2封】
54  陈崇本【1封】
55  沈启震【3封】
56  李东琪【4封】
57  姚立德【1封】
58  黄童【1封】
59  江昉【1封】
60  邬玉麟【1封】
61  沈可培【2封】
62  李奉翰【3封】
63  王淳【1封】
64  明兴【1封】
65  李奉瑞【1封】
66  颜崇梨【6封】
67  梅镠【2封】
68  徐嘉穀【1封】
69  顾文铁【5封】
70  蒋仁【1村】
71  沈升峤【1封】
72  王增【3封】
73  孔继沫【8时】
74  严长明【4封】
75  姚鼐【1封】
76  李衍孙【2封】
77  蒋知让【1封】
78  孙星衍【4封】
79  德保【1封】
80  徐观海【4封】
81  洪亮吉【5封】
82  吕星垣【1封】
83  何元锡【7封】
84  朱文藻【1封】
85  邱学敏【3封】
86  史本【3封】
87  胡栗【1封】
88  张方理【3封】
89  武亿【5封】
90  陆绳【2封】
91  金德舆【6封】
92  钱五兄、李二兄【1封】
93  沈默【1封】
94  玉山【6封】
95  梁履绳【3封】
96  卢又绅【2封】
97  李翰口、李恩口【1封】
98  方维祺【1封】
99  卢荫文【1封】
100  王毂【2封】
101  张埙【1封】
102  庆霖【4封】
103  徐世钢【2封】
104  冯集梧【1封】
105  徐书受【1封】
106  龚烈【3封】
107  洪锡豫【1封】
108  周厚辕【2封】
109  兰德滋【2封】
110  钱大昕【4封】
111  李翮【2封】
112  汪用成【3封】
113  吴人骥【3封】
114  邓石如【1封】
115  翁树培【3封】
116  周升桓【1封】
117  严守田【2封】
118  陆奎【1封】
149  钱泳【6封】
120  王聘珍【3封】
121  朱锡庚【1封】
122  桂馥【5封】
123  唐侍陛【1封】
124  余鹏年【1封】
125  丁传【1封】
126  赵怀玉【4封】
127  归朝煦【3封】
128  胥绳武【7封】
129  黄豌【2封】
130  潘逢元【1封】
131  陆文纲【1封】
132  方维翰【24封】
133  徐定远【21封】
134  王昶【1封】
135  阎泰和【2封】
136  张复纯【2封】
137  陈豫锺【1封】
138  吴友松【1封】
139  朱友桂【1封】
140  梁肯堂【1封】
141  吴衔【1封】
142  阮元【8封】
143  印鸿纬【2封】
144  觉罗长麟【1封】
145  徐嵩【1封】
146  邵晋涵【2封】
147  巴树穀【1封】
148  钱大昭【1封】
149  李琬【8封】
150  江安【1封】
151  江清【2封】
152  瞿中溶【2封1
153  李鼎元【4封】
154  刘锡嘏【2封】
155  庄贵甲【1封】
156  黄烜【1封】
157  袁枚【2封】
158  张爱鼎【5封】
159  伊秉绶【2封】
160  吴骞【2封】
161  余大观【1封】
162  李锺沛【1封】
163  松茂【1封】
164  蔡共武【1封】
165  项塘【1封】
166  董淘【1封】
167  吴锡麒【2封】
168  戴光曾【1封】
169  唐仲冕【2封】
170  潘奕隽【3封】
171  何锦【1封】
172  梁同书【2封】
173  郑震堂【24封】
174  张映玑【2封】
175  冯应榴【2封】
176  蒋因培【1封】
177  初彭龄【1封】
178  邹蔚祖【1封】
179  康仪钧【1封】
180  查淳【1封】
181  陆恭【1封】
182  袁廷梼【2封】
183  钱维乔【2封】
184  杨元锡【2封】
185  继昌【1封】
186  黄承增【1封】
187  顾礼琥【1封】
188  陶樑【1封】
189  戴经【1封】
190  伊江阿【1封】
191  沈铭彝【1封】
192  钱樾【1封】
193  李尧栋【1封】
194  何道生【6封】
195  赵辑宁【1封】
196  陈廷槐【1封】
197  王洽【1封】
198  徐日簪【1封】
199  刘肇鑑【1封】
200  蔡本俊【1封】
201  王绩著【1封】
202  袁秉钧【1封】
203  黄锡蕃【1封】
204  杨骈【1封】
附录一  作札人或收札人不明【5封】
  1  黄易致某人
  2  黄易致某人
  3  黄易致某人
  4  黄易致某人
  5  某人致黄易
附录二  黄树穀、黄庭往来书札，其他相关书札【22封】
  1  裘尊生致黄树穀
  2  僧明中致黄树穀
  3  僧明中致黄树穀
  4  李错致黄树穀
  5  李错致黄树穀
  6  让山和尚致黄树穀
  7  黄树穀致湘中
  8  彭湘怀致黄庭
  9  彭湘怀致黄庭
  10  彭湘怀致包芬
  11  经泰致黄庭
  12  王凤仪致黄庭
  13  何琪致黄庭
  14  何琪致陆飞
  15  申发祥致洪哲燕
  16  潘应椿致陈焯
  17  张兑和致某人
  18  张兑和致某人
  19  张埙致潘有为
  20  蔡本俊致某人
  21  唐仲冕致吴骞
  22  某人便条
附录三  诸友朋书札册所收而实与黄易无关之札【4封】
  1  阮元致某人
  2  钱泰吉致小松
  3  何元锡致汪远孙
  4  吴锡麒致某人
补遗
  奚冈【4封】
参考文献
图版、插图目录
人名索引

前言

  

    在近年来的明清艺术史研究中，信札（亦称手札、书、札、尺牍等）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信札因其私密性与琐碎性，往往留下许多难得的史料细节，为其他类型的文献难以比拟。有些细节当事人并不愿意为他人（更别说后人）所知，在信札的末尾，写信人常常有“览毕幸付祖龙”的要求。但是大量明清信札因为收信人的保留，并且在后代为收藏家递藏，幸运地流传到今天，成为我们欣赏与研究的对象。
    文人别集有时也有信札专卷，有些文人甚至有专门的信札专辑，如晚明祝世禄《环碧斋尺牍》、清初钱澄之《田间尺牍》等。在明末清初，也出现不少信札选集，如周亮工、周在浚父子编纂的《尺牍新钞》《结邻集》《藏奔集》，李渔编纂的《尺牍初征》等。但收入文集的信札，大多重视其文学性而非史料价值，包括上款、年干在内的重要信息常常被删削一空，如王铎《拟山园选集》收人的数卷信札，多斩头去尾，只留下编者觉得具有文学价值的句子，今日读之常常不明就里。明清刻帖中也收入不少文人信札，有些与墨迹一致，有些则有所删节，甚至出现错简与舛误。就史料价值而言，这两种形式的信札皆不及稿本。
    稿本因其书迹特点，无法转变为电子文本，需要有直接的阅读能力。而且信札中的称谓常常发生变化，有时又有省略，非对文本有相当的熟悉，则难以悉知。只有经过整理与考释，明确文本及所涉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稿本信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史料价值。2001年，陈智超先生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该书对七百多通方用彬刻意保存的信札进行了整理与研究，著者的贡献并不止于告诉读者“是什么”，他还将所使用的证据、方法、论证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堪称一部示人以法、指导年轻学者学习处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的著作。我因研究明清书法史，受陈智超先生的启发，一直关注与利用文人信札。如利用文徵明及周边文人信札，研究文氏家族的文化应酬；利用文彭信札，研究明代吴门文人篆刻活动中的自篆自刻问题；利用王宠信札，研究科举致贫及其晚年健康与书法的关系；利用祝世禄信札，研究他的“戒字”与“写字忙”的心理矛盾；利用王铎信札，研究工具材料与书法的关系；利用阮元信札，研究他的“南北二论”无关于提倡临摹北朝碑版……
    本书所辑录的，是乾嘉时期钱塘人黄易（1744-1802）与友人之间的往来信札，其中绝大多数为稿本。黄易是清代金石学与艺术史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任职于济宁运河厅，1786年八月，在经过山东嘉祥时他发现了著名的东汉祠堂武梁祠，并就地进行了复建，这是乾嘉金石学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黄易所收藏的金石拓本，不仅数量富甲一时，而且其中有不少精拓本与旧拓本，为当日的学术界与艺术界所瞩目。他还绘制出独特的成系统的访碑图，在拓本之外，强化了金石学者与“原物”的关系，阮元称他“以秀逸之笔传达出邃古之情，得未曾有”。黄易的隶书与篆刻在当时也负有盛名，得到他的书画与印章，是友人们倍觉荣光的事。
    2011年，故宫博物院主办“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汉魏碑刻特展”，许多黄易收藏的碑刻拓本第一次集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14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近百件黄易的往来信札，秦明与朱琪先生进行了初步考释。2017年，故宫博物院在济南举办黄易尺牍研讨会，除了新披露四册《小蓬莱阁同人往来信札》之外，辽宁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也公布了他们庋藏的信札及黄易所藏铜器拓本。而在此前不久，国家图书馆在线上开放了黄易友朋信札等相关资料，读者可以远程访问。这些资料的不断公开，使得我们有机会更为细致地研究黄易的朋友圈以及黄易金石收藏的各个环节，进而对乾嘉时期的金石赏玩、收藏与研究风气有更为准确的把握。这些新资料对于黄易书画篆刻的研究，无疑也大有裨益。由于这些信札涉及不少买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推进乾隆后期文化商品消费与流通的研究。
    大批黄易书札的陆续面世，让我意识到这是一宗极为有价值的材料，因此，自2016年开始，我几乎放下其他所有工作，全面搜集、整理黄易友朋信札。除故宫博物院2014年、2017年两次公布的信札，国家图书馆线上公布的信札，辽宁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地公布的信札之外，一些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未刊稿本拍卖会资料、海内外私人收藏，以及清代金石书籍、尺牍集、文人别集中所收录的信札，我也尽力辑录，计得204人633札。此外作札人、受札人为黄易，惟受札人或作札人不明者5札，黄树毂（黄易之父）、黄庭（黄易长兄）所收信札及其他与黄易相关者22札，收入各种黄易友朋信札集册而实与黄易无关者4札。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即将下厂印刷之际，我又见到南京博物院展出奚冈致黄易4札，这4札（11-3、11-10、11-11、11-15）的考释文字只能另置于本书的“补遗”，正文中只列出编号，并提示相应的页码。
    这664封信札，既有黄易寄出的，也有他收到的，我们藉此可以了解黄易与众多友人之间双向的互动。而通过考证，许多信札中提到的信息可以建立起关联，从而重构出不少完整的事件，相比起那些虽有一定规模，但作札人、收札人过于分散的明清信札集册，这批材料更集中、更完整，也更方便研究者开发与利用。
    这些信札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与黄易通信的，既有乾嘉时期的学术菁英，如王昶、钱大昕、翁方纲、孙星衍、洪亮吉、武亿、桂馥、阮元、瞿中溶等，也有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与布衣学者，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乾嘉时期金石信息的获得方式，拓片的征集机制及其流动方向，而黄易作为一名低级官吏，他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又如何成为乾嘉金石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这批信札也带给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机会。关于这批信札的初步研究，本人另有《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一书，2019年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本研究获得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的特别资助，在图片资料的搜集过程中，又得到秦明、梁颖、陈红彦、田晓春、孙俊、卢芳玉、桑椹、陈超、刘鹏、张鹏、陈斐蓉、陈硕、蔡春旭、李俊、杨崇和、林永裕、张登凯、冯阳、方小壮、贺笑一、刘有林、田振宇、万新华等友人的大力帮助。信札释文中遇到疑难文字，王学雷兄时相商榷。特邀编辑张巍先生对本书贡献尤多。孙晓林女士则自始至终给予我最大的包容与鼓励。在此一并表达由衷的感谢。限于学力，本书在释文与考证中必有疏漏之处，诚望读者诸君勿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