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中国末代皇帝亲写自传，奥斯卡获奖影片《末代皇帝》原著，香港大学“人生的100本书”之一。
    本书是爱新觉罗·溥仪所写的“反省式”自传。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人生道路凝聚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回忆录，也是一本对特定历史环境做描述、做反思的作品，从中可以全面、彻底地了解溥仪的一生以及没落的清王朝最后的挣扎，深刻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诸多历史细节，并清晰地瞥见特定历史环境中形形色色各式人物的人生命运。

    爱新觉罗·溥仪，1906.2.7-1967.10.17，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他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
    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电影《末代皇帝》，曾荣获1988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奖项。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去世。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代序  中国人的骄傲
第一章  我的家世（1859-1908）
  一、醇贤亲王的一生
  二、外祖父荣禄
  三、慈禧太后的决定
  四、摄政王监国
  五、亲王之家
第二章  我的童年（1908-1917）
  一、登极与退位
  二、帝王生活
  三、母子之间
  四、毓庆宫读书
  五、太监
  六、我的乳母
第三章  北京的“小朝廷”（1917-1924）
  一、袁世凯时代
  二、丁巳复辟
  三、北洋元老
  四、不绝的希望
  五、庄士敦
  六、结婚
  七、内部冲突
  八、遣散太监
  九、整顿内务府
  十、紫禁城的末日
  十一、在“北府”里
  十二、三岔口上的抉择
  十三、由“使馆区”到“租界地”
第四章  天津的“行在”（1924-1930）
  一、罗振玉的努力
  二、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三、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四、东陵事件
  五、领事馆、司令部、黑龙会
  六、郑孝胥的理想
  七、“行在”生活
第五章  到东北去（1931-1932）
  一、不静的“静园”
  二、日本人意见分歧
  三、会见土肥原
  四、白河偷渡
  五、在封锁中
  六、我的所见与所思
  七、会见板垣
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1932-1945）
  一、同时上演的另一台戏——摘录一个参与者的记述（1931-1932）
  二、登场
  三、“元首”的“尊严”
  四、李顿调查团
  五、第三次做“皇帝”
  六、吉冈安直
  七、我的恐惧
  八、四大“诏书”及其他
  九、在羊的面前是狼
  十、“后”与“妃”的命运
  十一、大崩溃
第七章  在苏联的五年（1945-1950）
  一、疑惧和幻想
  二、放不下来的架子
  三、我不认罪
  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第八章  由抗拒到认罪（1950-1954）
  一、回到了祖国
  二、第一次写自传
  三、乾隆的田黄石印
  四、黑色的皮箱
  五、交代一段历史真相
  六、检举与认罪
  七、震动
  八、原形毕露
第九章  认罪以后（1955-1956）
  一、观测“气象”
  二、劳动滋味
  三、生活检讨会
  四、血泪控诉
  五、平顶山的方素荣
  六、台山堡一家农民
  七、第三次崩溃
第十章  一切都在变（1956）
  一、最初的答案
  二、会见亲属
  三、日本战犯
  四、离婚
第十一章  “世界上的光辉”（1957-1959）
  一、在我心里失掉过的
  二、解放了的人
  三、美与丑、善与恶
  四、“监狱”
  五、“所方”
  六、命运是可以掌握的
第十二章  特赦（1959）
  一、中共中央的建议
  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三、告别

前言

  

    中国人的骄傲
    一九五九年年末，我蒙特赦，回到了故乡北京。从到北京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地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问题，人们向我询问，我是怎样受到改造的？我的前半生是怎样过来的？清宫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十四年的伪满洲国的日子是怎么个情形……
    我很愿意也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准备着我的回忆录的写作了。
    我的前半生，本是“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史册”的，但是从一九五七年起，我就日益一日地想把它公诸于世。
    我要把充满了罪恶和羞耻的历史，呈现在祖国人民面前。在给了我巨大的宽恕的父老兄弟姊妹面前，我要做再一次的忏悔。由于我的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罪恶，直接间接地造成了祖国一千万人口的死亡，千亿元以上财富的损失。
    在我这块自愿承当的招牌下，我国的东北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南亚各国的战争基地。我也要向那些遭受侵略的国家的人民，表示我的忏悔。
    除此以外，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不能隐藏的心愿：我要告诉人们，我今天由于新生而得到的欢乐之情。
    我得到了新生，这不是肉体的新生，而是灵魂的新生。我得到了做人的欢乐，这不是做任何一种人的欢乐，而是做个今天的中国公民的欢乐。我有了真正的人生乐趣，这并不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可以有的人生乐趣，而只是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才能有的人生乐趣。
    我从前是个什么人？我从前干的是什么事？我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清朝的最末一代皇帝，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最末一个君王，在刚会跑的时候起，被抱上“宝座”，浑然无知地度过了三年革命的风暴，然后在封建军阀保护下的皇宫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在民族敌人的豢养下送走了我的青春，最后终于认贼作父，充当了十四年的傀儡“元首”。四十年间的生活，里面只有罪恶和羞耻，愚蠢和狡诈，凶暴和怯懦，猜疑和迷信……
    我的童年时代，到处弥漫着标志“唯我独尊”的黄色，耳边终日是阿谀谄媚的声音。走到我面前的人，不管是多大年纪的，都要比我矮半截，不用脚而用膝盖来支撑他的身体。没有一个用“你”字来称呼我，我的名字根本不能出现于口头、书面上（实不能免时，要“缺笔避讳”）。我的亲骨血肉依法都变成了我的“臣民”，我念书念不好有别人专门替我挨说……这一切都因为，我是个皇帝。
    别的孩子已经会放牛，会帮妈妈做饭，会到山里打柴，会给水缸满上水的时候，我还不会给自己穿衣服，不会把饭盛到碗里。
    别的孩子已经会把种子埋到土里，会用水灌溉生长的幼苗，别的孩子懂得了桃子不是从来就这么甜，房子不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在这样的年岁上，我就开始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特赦前有一次我参观一个幼儿园，听到孩子们唱过一支歌，叫《二小放牛郎》。故事讲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有一个叫“二小”的放牛郎，十二三岁的孩子，为了乡亲们的安全，为了民族的利益，把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引进毁灭，同时也献出了自己幼小的生命。我在这个年岁上也有我的思想感情：我从复辟中感到了快慰，又因看见第二次退位诏书而大哭！
    那一次，我在乾清宫的“宝座”上只坐了十二天，就莫名其妙地被赶了下来。尽管如此，那些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那些“太傅”、太妃、太监们还是叫我相信：我是天生的统治者；我的祖宗是喜鹊嘴里的一颗红果掉进仙女肚子里变的。为了证明我是“奉天承运”的皇帝，连神仙也“降坛”在沙子上写过字。因此，我不能只有一个老婆；我不能到戏院里去听戏；我不能喝城里的自来水；我不能穿洋袜子；我不能……
    为了让我相信这一切，遗老们一面对我磕头碰地，一面在我身边搭起比紫禁城还厚的围墙。在这道围墙里面，我有了最初的人生目标：我必须夺回“我的”江山，我必须重新坐上太和殿的“宝座”，我必须让全国的人民在我的面前称臣为奴……
    在我的师傅中间，还有一位外国绅士——庄士敦爵士，他一面劝我不要脱下清朝袍褂，以供他的东交民巷的朋友猎奇，一面告诉我外国人对我的关心。他的国家经过产业革命已有三百多年，但他认为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学说，便可以教会我必需的政治知识。庄士敦爵士曾劝我到英国去，但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英国和日本两个使馆的大门，犹如风箱的两个通风孔，一个打开，正好另一个关上，于是我就钻进了日本人的口袋里。这样，我就成了“租界地”上的特殊居民。
    ……
    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作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作爱情。过去只有“君臣”“主奴”，没有什么“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一九六二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的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我们这六亿五千万颗心，是和各个地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脉搏相连的。我们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苦难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难还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声援那些英勇人民的斗争。每次我都力争直接参加这些声援的斗争，每次我都以此自豪。当我列身于百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垄断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列中，我由于参加了人类的共同事业，由于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点儿事而感到了幸福。当我看到祖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刚果、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地方引起的反响时，我觉得自己和祖国处于同一个光辉之中！
    这就是自从我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的尊严，懂得这些平凡的真理之后，又得到的越来越浓的人生的乐趣。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我又要像对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
    我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过了不久即着手零星片断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不断地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断地修改、增删，以至重新着手。特别是一九五九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四年多时间，才把它写成。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历史资料颇多散失（比如伪满宫廷材料，糟蹋了不少），自己的文学修养不够，特别是认识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其万一。尤其不能满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但是，老拿不出来，也不像话。拿出来，请大家评论，那倒是取得新的进步的最好方法。何况拖得太久，连我自己都是受不了的。因此，送去出版了。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获得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种帮助，如果放在旧社会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帮助不但使我对过去的历史的许多事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也使我得到了个人活动所得不到的宝贵资料。给了我这样帮助的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家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东北烈士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长春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新闻社等单位。
    同时，许多旧目的朋友以及我的家族，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的二弟溥杰，无论在特赦前特赦后，他都不倦地帮我回忆、记录、翻阅日文材料以及和我共同研究认识那些过去的事件。我对他和所有给我任何帮助的人，致以深切的谢意！
    在我得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我还有三个“家”，这就是我住了十年的抚顺管理所，我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北京植物园和我现在工作着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三个“家”从领导到每个工作人员，对我的写作和对我的成长一样，都灌注着同样的热情。从他们对我的写作的关怀上，我感到那也是他们对我的教育的一部分。今天在我脱稿之际，我所要向他们表示的，已不是一句“感谢”所能包括得了的。我把他们看作党、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因此，我把这本书首先献给他们。
    爱新觉罗·溥仪
    一九六二年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