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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返场

  • 定价: ¥68
  • ISBN:9787544788533
  • 开 本:32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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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译林
  • 页数:388页
  • 作者:何平|责编:管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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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01 第1版
  • 2021-12-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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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何平不是通常意义的学院批评家,《批评的返场》,其理念、姿态、实践、范式和文体都呈现出独特的个人批评风格。
    全书分为“思潮”、“作家”与“现场”三辑。“思潮”,是何平对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新世纪二十年中国文学整体的勘探和思考;“作家”,是一辑作家个案研究,他以阿来、迟子建、李洱、艾伟、邱华栋等五位作家为样本反思中国当代作家的审美创造;“现场”,是一份私人文学档案,收录了从2017到2021年作者主持的三十期《花城关注》栏目的总评。

内容提要

  

    《批评的返场》分为“思潮”、“作家”与“现场”三辑。
    思潮,对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新世纪二十年中国文学的勘探和思考,涉及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整体观、文学和代际、文学和新传媒、世界文学和中国经验、青年写作和公共生活、多民族文学共同体等文学议题。
    作家,五个作家,从生于1959年的阿来,到生于1969年的邱华栋,均成名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宽泛意义上的“同时代作家”。他们曾被命名为“新生代”,至今依然是中国文学最有活力的部分。
    现场,一份私人文学档案。从2017年到2021年,《花城关注》已做了五年,共三十期。这是一次实践意义上的“批评的返场”,希望借此重建学院批评和文学现场的对话,发现文学新生力量,让中国当代文学的可能性和差异性浮出地表。

作者简介

    何平,男,一九六八年出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四项。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专业刊物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其中二十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出版有专著《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研究》《散文说》《解放阅读》等。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

目录

序  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
思潮
  “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
  新世纪传媒革命和70后作家的成长
  二论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
  青年的思想、行动和写作
  生于 1977-1987:更年轻世代作家长篇小说地理草图
  细语众声和文学的可能性
  作为“文学共同体”的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的命名、分期及其历史逻辑
作家
  安魂,或卑微者的颂诗
  从历史拯救小说
  重提困难的写作,兼及超级现实主义小说的可能
  “光明的文字划过黑暗,比流星更为神奇”
  新生代:文学代际,或者1990年代的文学年轮
现场
  《花城关注》(2017—2021):一份中国文学现场的私人档案
  “文学策展”:让文学刊物像一座座公共美术馆
后记

前言

  

    返场:
    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
    新世纪前后,文学的边界和内涵发生巨大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自有来处、各有谱系,但文学市场份额、权力话语和读者影响等等都有着新的时代特征。五四时期到1930年代中期所确立的、依靠文学命名、雅俗之分以及文学等级秩序等形成的文学版图,经过1990年代的市场化和随后资本入场对网络新媒体的征用,以审美降格换取文学人口的爆发性增长,所谓严肃文学的地理疆域骤然缩小。一定程度上,这貌似削平了文学等级,但也带来基于不同的媒介、文学观、读者趣味等各种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文学类型的划界而治。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使用同一种媒介来进行文学的发布和传播,也有很大区别——比如纸媒这一块,传统的文学期刊和改版后的《萌芽》《小说界》《青年文学》《中华文学选刊》,以及后起的《天南》《文艺风赏》《鲤》《思南文学选刊》,传统文艺出版社和理想国、后浪、文景、磨铁、凤凰联动、博集天卷、楚尘文化、副本制作、联邦走马、读客等出版机构,“画风”殊异;比如网络这一块,从个人博客到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从BBS到豆瓣的文学社区以及从自发写作到大资本控制的商业文学网站,都沿着各自的路径,分割不同的网络空间。缘此,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要熟谙中国文学版图内部的不同文学地理几无可能,更不要说在世界文学版图和更辽阔的现实世界版图安放中国当下文学。质言之,网络新媒体助推下的全民写作和评论,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圈层化和部落化,这种圈层化和部落化渗透到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所有环节。圈层化和部落化的当下文学现实,使专业的批评家只可能在狭小的圈子里,有各自的分工和各自的圈层,也有各自的读者和写作者。希望能够破壁突围、跨界旅行、出圈发声的批评家,必然需要对不同圈层不同部落所做工作有充分理解,这对于批评家的思想能力、批评视野和知识资源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媒介革命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众声喧哗,但此众声喧哗却不一定是复调对话和意义增殖,反而可能是自说自话的消解和耗散。我曾经在给《文学报·新批评》八周年专题写的一篇短文里说过:在一个信息过载、芜杂、泛滥的时代,不断播散的信息和意义的漂流,使每一个单数个体的观点都可能因为偷换、歪曲、断章取义等二次乃至数次加工而面目全非。碎片化几乎是思想和观念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必然命运。因此,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现场,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文学批评能不能得以延续?又将如何开展?在开展的过程中如何秩序化地整合由写作者、大众传媒从业者、普通读者,甚至写作者自己也仓促到场的信息碎片?一句话,能不能在既有绵延的历史逻辑上编组我们时代的文学逻辑,发微我们时代的审美新质并命名之?
    与此相较,专业文学批评从业者的构成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新世纪前后,“学院批评”逐渐坐大。从文学期刊的栏目设置就能隐隐约约看出“学院批评”的逻辑线,比如《钟山》1999年增设了《博士视角》,2000年第3期开始停了《博士视角》,设立了一个后来持续多年影响很大的新栏目《河汉观星》。《河汉观星》的作者,基本上是各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师。《河汉观星》都是“作家论”,但这些“作家论”和一般感性、直觉的“作家论”不同,更重视理论资源的清理、运用,以及文学史谱系上的价值判断,被赋予了严谨的学理性。“学院批评”热潮之后,除了《钟山》《山花》《上海文学》《天涯》《花城》《作家》《长城》等少数几家保持着一贯的文学批评传统且和学院批评家有着良好关系的文学刊物,很长时间里,大多数文学期刊的文学批评栏目基本上很难约到大学“一线”教师的好稿,以至于文学批评栏目只能靠初出道和业余的从业者象征性地维持着。
    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本质上是重建文学经由批评的发现和发声回到整个社会公共性或至少与民族审美相关的部分,而不是一种虚伪的仪式。其出发点首先是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年轻的批评家们要有理想和勇气成为那些写作冒犯者审美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做写作者同时代的批评家是做这样的批评家。无须太远,追溯传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批评家是甘于做同时代作家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的。可是,这两年除了去年张定浩和黄平就东北新小说家在《文艺报》有一个小小争辩性的讨论,我们能够记得的切中我们时代文学真问题、大问题、症候性问题、病灶性问题的文学对话有哪些?更多的年轻批评家成为某些僵化文学教条的遗产继承人和守成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潮化的时代,九十年代已经开始出现“去思潮化”倾向。我在2010年写过一篇《“个”文学时代的再个人化问题》,就是谈新世纪前后文学个体时代的来临,今天不可能像八十年代那样按照不同的思潮来整合碎片化的写作现场。文学的变革是靠少数有探索精神的人带来的,而不是拘泥和因袭文学惯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推进,正是有一批人不满足于既有的文学惯例,挑战并冒犯文学惯例,不断把自己打开,使自己变得敏锐。时至今日,不是这样的传统没有了,也不是这样有探索精神的个人不存在了,而是“文学”分众化、圈层化和审美降格之后,过大的文学分母,使得独异的文学品质被湮没了,难以澄清。因此,今天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对真正的新文学进行命名固然需要勇气和见识;另一方面,对那些借资本和新媒介等非审美权力命名的所谓文学,要在“批评即判断”的批评意义上说“不”。缘此,文学批评目的在于回到去发现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去发现这些个体写作和同时代写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历史逻辑上,进而考量他们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何种新的可能。

后记

  

    这本评论选的文字大多写于最近的四五年,分成了三辑。
    “思潮”基本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二十年中国文学的思考,涉及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整体观、世界性和地方性、文学和代际、文学和媒介、青年写作和公共生活、多民族文学和文学共同体等话题。“作家”是从我这几年的“作家论”中有意拣选出来的。五个作家,阿来生于1959 年,邱华栋生于1969 年,他们是出生在这十年的作家。1990 年代,他们曾经被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或“新生代”来指认和命名。这五个作家,成名于1990年代,是宽泛意义上的“同时代作家”,且有一定代表性。他们的写作都并入了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延长线,成为其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做作家“同时代批评家”是很多批评家的理想,我亦心向往之。“现场”是每期《花城关注》的总评。从2017年《花城》第1期,我开始主持《花城关注》,至今五年三十期。也是2017年,我参与发起“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我的本业是在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教书、做课题和写论文是我的日常工作。《花城关注》和“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是从学院向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溢出。《花城关注》开栏的题目是“做一个报信人,来自中国当下文学现场”,就是希望能深入中国当下文学现场,做一个诚实的观察者、报信人和记录员。
    1998年,在写了十几年杂七杂八的小东西之后,我试着转到文学批评。这个时间不长。2002年至2005年,在毕业十年后,我重返大学读书,博士论文做的是史料和文学史研究。之后有两三年,也想再拾起文学批评,但恢复得很慢。直到2008年,我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做文学批评上。这是一次“批评的返场”,发生在40岁的年龄之上。所谓“不惑之年”谈不上中年变法,不过是看清楚自己未来的一点可能和很多局限。此际,文学批评早已经从文学现场向学院转场,其资源、趣味、取径和格局,乃至文体、修辞和语体也都自觉地接受了学院知识生产的改造和塑形。2010 年1月,作为《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推出的最后一个60后批评家,在表达自己对文学批评理解时,我说,想做批评语源意义上“能批评的人”,在现实中国生活并且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批评家扎根文学现场,参与文学生产和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花城关注》和“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正是向这一文学批评传统的批评家前辈们致敬。这也是“批评的返场”。这次“批评的返场”,并不是退出学院,而是实践学院文学批评和文学现场对话的可能性。 编选这本评论集前后有接近一年的时间,当时曾想给这些文字一个名字——“有文学的生活”,以纪念这些年赋予我丰富文学生活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爱与热情。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如何叙述地方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要盯牢一个地方才能写出成就,优秀的作家也不必然要叙述某一个地方,但谁也不能否认文学叙述地方是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重要传统。地方如何被文学叙述?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内部,存在不存在审美差异性的“地方”?
    刘震云就曾经说过:“故乡就是国家。”1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中国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地方经验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一直被像费孝通、林耀华、杜赞奇、庄孔韶这些学者体会着、揭示着。就文学而言,就像有人体认的:“中国内地以政治为主体的文学,其实也是南腔北调的集合。
    比如北方的作家莫言,如何在山东去理解李锐在山西的创作,还有贾平凹用陕西的土话创作的《秦腔》,等等。语言本身是不断变易的。更不用讲像阿来这样的作家,他是一个有西藏背景的作家,这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2语言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性因素,但“地方”不只是语言。就作家叙述的地方本身而言呢?苏童在最近的一篇文字中就写道:“香椿街和枫杨树乡是我作品中的地理标签。”3不只是苏童的“香椿街和枫杨树乡”,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中,还有“大淖”(汪曾祺)、“商州”和“清风街”(贾平凹)、“小兴安岭”(郑万隆、乌热尔图)、“藏地”(扎西达娃、马原)、“乌珠穆沁草原”(张承志)、“小鲍庄”和“上海弄堂”(王安忆)、“鸡头寨”和“马桥”(韩少功)、“葛川江”(李杭育)、“吕梁山”(李锐)、“太行山”(郑义)、“清平湾”(史铁生)、“高密东北乡”(莫言)、“温家窑”(曹乃谦)、“白鹿原”(陈忠实)、“上塘”(孙惠芬)、“延津故乡”(刘震云)、“耙耧山脉”(阎连科)、“王家庄”(毕飞宇)、“笨花村”(铁凝)、“天门口”(刘醒龙)、“王榨”(林白)、“机村”(阿来)、“北极村”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东坝”(鲁敏)、“斜塘”(畀愚)、“马家堡”(东君)等等。
    当作家叙述着这些地方时,地方显然已经不只是装饰性的风俗风情风景,甚至不只是一个个地理标签。但也应该看到,一方面,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书写中地方被频频征用;另一方面,上面所有的这些地方并没有都能够成为中国作家所推崇的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或者汉语文学中的“鲁镇”“湘西”“果园城”“呼兰河”意义上的文学地方。换句话说,地方并没有能够成为作家一个人的文学世界。
    从汪曾祺开始的文学地方叙述
    文学一成史往往就按下葫芦浮起瓢。当照着“伤痕”“反思”“改革”一路说着新时期文学时,我们发现几乎没有汪曾祺的事情了。虽然,1980年代的头两年差不多是“汪曾祺年”。《北京文学》和《雨花》这一南一北两家在新时期很有影响的杂志先后发表了他的《受戒》(《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异秉》(《雨花》1981年第1期)、《大淖记事》(《北京文学》1981年第4期)、《徙》(《北京文学》1981年第10期)、《故乡人》(《雨花》1981年第10期)等等。汪曾祺的写作成为不在文学史的写作。对不在文学史的写作,我们现在的办法是将它折胳膊蜷腿勉强塞到一个地方。比如很多文学史的书就把汪曾祺放在了地域风情小说或者市井小说里来论。但事实上,应该承认汪曾祺的小说和同时代陆文夫、邓友梅、陈建功等的地域风情小说不是一个调子。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倒不如将汪曾祺作为新时期文学另外一个传统的开始。王蒙在给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写的序中说:“从传统上说,中国的小说似乎不是那么留意地理和自然的。……他们更多地把艺术的聚光集中在社会、政治、伦理的人际关系方面。”“李杭育之前,汪曾祺《大淖记事》等小说“留意地理和自然”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写地方的“地理和自然”是汪曾祺的擅长。在这方面,汪曾祺让新时期文学接续上废名、沈从文的现代文学传统。汪曾祺接续或者开始的文学传统是另外一种文学,但却是与“伤痕”“反思”“改革”在同一历史语境、文学场域的东西。汪曾祺自己说:“这是‘思无邪’,《诗经》的境界。我写这些,跟三中全会思想解放很有关系,多年来我们深受思想束缚之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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