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书是霍布斯鲍姆写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二百周年之际，对大革命的研究史、接受史和国际影响的回顾。霍布斯鲍姆用他一贯风趣而雄辩的语言，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对大革命的解释多种多样，但论争持续至今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大革命对社会的重大变化。这个重要的模型仍将指导我们理解人民革命的一般模式。

内容提要

  

    本书写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二百周年之际，首次出版于1990年。霍氏探讨了两个世纪中，从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共产主义者，不同人群对大革命的引用和解读，说明他们如何将大革命模型应用于自己的时代和事业，并指引读者走出“修正主义”史学的迷雾。无论史家如何阐释，无可辩驳的是，法国大革命让人民意识到可以通过自己的参与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它曾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更在持续影响人类的当下和未来。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1917年生于亚历山大，曾在维也纳、柏林、伦敦和剑桥求学。他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直到退休，此后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工作。
    霍布斯鲍姆研究的历史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至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霍布斯鲍姆著作甚丰，在劳工运动、农民叛乱、民族主义和世界史领域的研究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水准。其代表作品有：《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民族与民族主义》等。他也是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
第二章  超越资产阶级
第三章  从一个百年到另一个百年
第四章  修正主义的考验
附录
索引

前言

  

    1989年1月，在书店中可以买到一千多本法语的革命主题书籍，为即将来临的革命二百周年作好了准备。这之后出版的和翻译成其他语言的（目前英语是其中最重要的）书，至少也有几百本。还有必要再多写一本书，继续增加这个数字吗？本书的辩解是，它基于1989年在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分校的梅森·韦尔奇·格罗斯讲座编写，而时值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主题。不过，解释算不上正当理由。我有两个理由。
    第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新著作的主题是相当偏斜的，尤其是在法国。意识形态、时尚和现代媒体宣传的力量相结合，使得二百周年纪念活动基本上被那些——简单地说——不喜欢法国大革命及其遗产的人所主导。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大革命第一个百年纪念日，反对大革命的文章可能比支持大革命的文章多得多，不过，听到法兰西共和国的（社会党）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如此迎接二百周年纪念日还是不免让人惊讶：“因为它让很多人相信，革命是危险的，如果可以不革命，那就更好了。”‘这种令人敬佩的看法，可能在大多数时候表达出了广泛的共识。普通人想要革命，这按理说是不寻常的，更不要说闹革命了。不过，人们还是会想到这样的时刻，人民表现出想要赢得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刻——1789年是一个。在1989年罗卡尔先生如果把心思从巴黎向东偏离的话，无疑还能想到其他几个时刻。
    关于目前情况的新奇之处在于，如今，对大革命的记忆被那些大革命的反对者所排斥，自1815年左右以来的法国革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心传统被排斥，并且大革命被一个新的“修正主义”历史学派（revisionist）在学术上证明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囚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收监[历史学家组成的]旧卫队，马克思的头颅被暴徒插在长矛上，高高举起。”一位反动的历史学家如此评论，虽然他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但他正确地抓住了时代的情绪2。）
    在研究方面确实有惊人的进展，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而且主要是由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学家进行的，这一点，《过去与现在》（Pastand Present ） 杂志的读者可以证实，该杂志发表了大多数创新学者的文章。1但是，认为这种新的工作需要把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废掉是错误的，认为反对革命的意识形态运动建立在这种新的研究基础上更是错误的。它们相当于对新旧史学家通常承认的同一事实的不同解释。此外，关于革命史学的各种有时相互矛盾的“修正主义”版本，并不一定比旧版本更能揭示对革命历史作用和后果的理解。只有部分修正主义者认为它们更胜一筹。的确，一些新的版本已经出现了过时的迹象，未来还会有更多加入其中。
    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如果我们想了解英国历史学家J.霍兰·罗斯（J.Holland Rose）所说的，“所有历史上最可怕和最重要的一系列事件……19世纪历史的真正起点”，我们就不能忽视1789年以来的两百年。并且，虽然我也认为那场革命对人类及其历史的影响是有益的，但政治判断不如分析来得重要。毕竟，正如丹麦伟大的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在他的《当代法国的起源》（Origins of Contemporary France）中，对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Taine)对大革命慷慨激昂的抨击所提出的建议一样：一个人对地震说教（或者赞同地震）有什么意义？
    E.J.霍布斯鲍姆
    于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和伦敦，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