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借我一生》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
《借我一生》是秋雨先生的生命之旅,是他蔑视灾难、不断突破的精神历程,是以散文笔调贯通成的一部家族史诗。他独创的文体交糅了体验与论述、激情与冷静、宏观与细节等诸多对立性因素,呈现全方位的表现力度。
内容提要

《秋雨文学十卷》汇集了余秋雨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十部作品,由《杰作之秘》(原《艺术创造学》)、《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冰河》、《空岛。信客》组成,将由作家出版社重装出版。十部作品横跨三十年,全部由余秋雨先生重新修订,尤其是《文化苦旅》、《借我一生》等书,修改篇幅较大,相信一定会给熟识余先生作品的读者,带来全新的感悟。
《借我一生》是余秋雨先生以“记忆文学”独特的创作手法,将自己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传递给读者。祖辈的跌宕命运,父辈的艰难岁月,自己两夫妻在事业成功背景下却屡受谣言恶意中伤而无处躲避的悲哀经历……以及这一切过程中余秋雨先生面对二十多年一拨拨不间断的谣言进攻,不忍糟践,把自然灾难与人文灾难放在一起思考,从中对时代、社会和人性的认识、剖析和情怀升华。本书这一版以比较显目的方式,把几十帧相关的照片刊于最后,并且余秋雨先生又以特殊结构的方式增补。
作者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灾难时期,针对当时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灾难方过,及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国内首部《观众心理学》,并创作了自成体系的《艺术创造学》,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模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做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等课题,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一 烽火秘史
二 史迹渐近
三 还债
四 墓碑
五 朱家小姐
六 乡下
七 湿润的秋天
八 叔叔二十岁
第二章
一 无产地主
二 妈妈下楼了
三 夜晚
四 姨妈和表哥
五 上海的事
六 饥荒
第三章
一 八月的傍晚
二 同一个省
三 那个冬天
四 裸体
五 稍稍打开的窗
六 老人和老屋
第四章
一 紫玉楼梯
二 齐华
三 祖母无名
四 在位和退位
五 绣花婴儿鞋
六 雨天长谈
七 逃向海边
八 爸爸的秘密
九 悬崖守护
十 天人对话
附录:图片记忆
附:余秋雨文化档案
前言

一
这是一本写二十世纪的书。它与那个世纪一起开篇,又一起结尾。
很多人会想,二十世纪?太近了吧。但是,这种时间观念已被质疑。近几年经常看到一批伶牙俐齿的少年评论家在各种传媒上发言,说“九○后是老旧的一代”。我一听总想笑,却又立即把笑容收起。他们所说的“九○后”,是在二十世纪临近结尾时才呱呱坠地的一代。连那时的婴儿都已“老旧”,我们还能说此前百年的历史“太近了”吗?
可以想象,过不了多久,这些伶牙俐齿的少年评论家就会长成高大魁梧的权威评论家。对他们来说,二十世纪,早已成为一段连通祖父墓地的斑驳苍苔。
可能连斑驳苍苔都不如。因为这段历史向来习惯于枯燥的概念,不仅没有苍苔的绿色,而且也没有古代史的趣味。因此,它必然被厌倦,被嫌弃,被遗忘。
对此,我心有不甘。
并不是因为我曾经参与,而是因为我从宏观的国际视野认定,中国的二十世纪,最具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有好几个支点,其中最集中的一个支点,是上海。
那就巧了。二十世纪的上海,正是我家三代栖息之所在,因此,我也就为这段历史找到了一条摆脱枯燥概念的小路,那就是具体地叙述一个普通家庭的生存经历。
不是写历史,因为我顾不上别的门庭,因此也无法作出任何概括,得出任何结论。
也不是写小说,因为我在叙述中发现,质朴、简洁的力量,远远超过虚构。一件件事情为什么能说得质朴、简洁?因为被太多的眼泪和叹息冲洗过了,已经舍不得留下任何涂饰的印痕。
很多片断互不相关,很多人物来去无踪——这也都顺其自然,照样留存,不作过度的编织。稍有编织之处,只是把两个真实的人,合成了书中的一个次要人物。
我相信,再过多少年,也许会有好奇的新一代,反而对这样的质朴叙述产生兴趣。
二
这本书的作者,由我署名。但是,前半部分更重要的作者,是我的爸爸、妈妈和祖母。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六六年我还不足二十岁时,遇到了一场极端主义的政治运动,爸爸被长期关押,叔叔被迫害致死,全家八口人失去生活来源。爸爸在隔离室里被责令每天书写“交代材料”,“坦白反动的一生”。爸爸是个最平凡的人,从来没有资格做任何“反动”的事、“革命”的事、值得一写的事,他只希望用厚厚的自述文稿激发暴徒内心的一丝善良,把他早一点释放,发还工资,让我们全家免于断炊之苦。写了几个月,他本来就患有眼疾,一时大大发作,既不能看,也不能写了。暴徒们只得隔几天放他回家一次,由他口述,由我代笔。
我本来是反对爸爸写那么多“交代”的,但是看着他恳求的表情,颤抖的声音,我感动了,就开始记录。初一听,这是一堆琐碎的生活流水账,但听着听着我渐渐珍惜起来。爸爸口述时,坐在边上的妈妈和祖母还会增添几句心酸的回忆。我毕竟懂得文学,也就特别从一些人情生态的节点上向他们仔细询问。
就这样,我们一家在抽抽噎噎之中完成了一个特殊的记忆作品。这在正常年月,几乎不可能做到。
爸爸用蓝色复写纸留下了厚厚一份底稿。十年之后我曾试图整理一下,但一整理就发现原来的稿本实在太长,必须大大删节;还有一些记忆缺漏,又向舅舅、姨妈、老邻居、老世交作了查询。
这就是本书上半部分初稿的成因。
本书后半部分,写了那场运动过去之后的事,那时父母已老,就要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主了。我严守一个原则:即使漫天风云,也只从自家小窗口看出去。如果与窗内居息关系不大,那么,再重要的历史事件,也不写。
我把这样的写作,称之为“记忆文学”。
三
本书以比较显目的方式,把几十帧相关的照片刊于最后。
我长期研究视觉美学,因此对形象的感性力量,寄予高度信任。世上感觉正常的人,都能对一个陌生人的眼神,一个舞台剧的形态,快速作出优劣判断和等级判断。虽然可能有错,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一判断就是终极判断。因此,一张照片所传递的信息,往往超过十篇论文。
而且,照片也能穿越时间发出最洁净的声音,然后引出最真切的疑问。例如,看了我岳父和叔叔的照片,隔代的后人就会奇怪:这样正派的男人怎么会在二十世纪无法生存?看了我妻子的剧照,他们更为奇怪:这样出色的艺术家怎么会在二十世纪被迫失业?
把形象留下,把疑问留下,二十世纪也就留下了真实的自己。
当我写这篇自序的时候,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十九年。在中国历史上,二十年算作一代,因此,整本书到今天已成了“隔代遗本”。隔代,就是隔了一堵高墙。我原来也是这堵世纪高墙那边的人,现在已经站在墙外那么多年了,因此有资格凭着那么多年的“疏离清醒”,作一点“隔代之悟”,供高墙这边的年轻人参考。对于今后世代的读者来说,也多了一层间离风景。
我的“隔代之悟”,自由地出现在不少章节之后。但这并不是随意的外加,而是本书的特殊结构方式,希望读者朋友注意。
至于二十世纪结束之后十九年的生存记忆,可看《门孔》一书的部分章节。那书也可称之为“记忆文学”,但范围较广,涉及了一大批与我有交往的世纪文化精英,被人称为“《中国文脉》的当代续篇”。
二○一九年九月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一 烽火秘史
我首先要向读者道歉,这本书一上来就让人皱眉。
任何文学作品,开头都必须吸引人。因为广大读者在阅读的雾海中总想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小岛,所以你必须明快地提供让他们落脚的理由。如果开头就是沉闷的,读者自然会扭头而去,继续在雾海中流浪。
但是,我这本书的开头是沉闷的,而且是一种历史学的沉闷,因为我要简述余氏在千百年间所经历的艰难坎坷。明明是写我和我的家庭,为什么要扯得那么远?因为我从中看出了一种宏观的象征意义。
余姓,早期的线索比较模糊,好像是从秦代的“由余”氏派生出来的。历来不是大姓,也没有出过太大的名人。但是,到了十三世纪,却出现了奇迹。
简单说来,在当时激烈角逐的蒙古军队、西夏王朝和宋朝这三个方面,都十分醒目地冒出了余姓。其中两个方面,显然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为余姓的。
先看看西夏王朝这边。《元史》这样记载着一个叫余阙的官员的来历: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喇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
请看,这个余姓的官员是唐兀人。唐兀人其实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来自古羌民族。
西夏王朝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毁灭的,灭得很彻底,没有多少人活下来。据《西夏书事》记载:“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也就是说,一百个唐兀人只能活下来一个,其余九十九个都死了。这活下来的一个,改姓了余。
奇怪的是,打败唐兀人的蒙古人中,也冒出了一批姓余的人,而且明确表示是从蒙古姓改过来的。一九八二年在四川西昌发现的《余氏族谱》上有这样两句诗:“铁木改作余姓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还说:
吾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于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矣。
唐兀人改姓余,和蒙古人改姓余,两者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唐兀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是先被战胜者改为铁木,后来再改为余姓的。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猜测。对此,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说,余氏的形成和流脉,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只不过,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余姓中有一脉,本来不姓余,也不是汉人,而是由古代羌人繁衍而来的。他们从惊天血火中侥幸爬出,改名换姓,顽强生存。他们说不出清晰的家族谱系,却能“一家生出万万家”,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就精神气质而言,今天的余姓朋友,凡是身心特别坚毅、无惧长途跋涉的,可能都与古代羌人脱不了干系。
十三世纪那些年月,大家还没有搞清余姓和蒙古人的血缘关系,却有一个名字把蒙古人吓了一跳,那就是抗击蒙古军队最有力的将军,叫余玠。
余玠是在一二四二年出任抗蒙总指挥的,具体职位是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当时,半个世界都在蒙古马队的踩踏下颤抖,但是由于余玠的高明策划,合川钓鱼城居然像一座铁铸的孤岛,保持了整整三十六年的不屈态势。结果,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改变了蒙古军队的战略方向,由此也改变了世界历史。只是余玠本人未得善终,才指挥了几年就死于他人的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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