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新修订。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从文明视角看千年历史兴衰，以独特的观点解读中国文明。
    对比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突破传统儒家历史观的藩篱，理清我们文明的历史根基。
    封面采用进口艺术纸，烫银工艺，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本书力图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作者孙皓晖从反思世界文明入手，指出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重重困境，通过提出中国原生文明史观，进一步重新确立中国原生文明研究方法，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将古代中国原生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进行比较，突破传统儒家历史观的藩篱，明确指出中国原生文明的生命样态，重点提出“强势生存”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现任西北大学特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明史研究院院长。
    历时十六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同时以创建“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理论，成为整体研究中国文明的重要理论家。
    另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大争之世：战国》。

序  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
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
永续不朽的历史奥秘：中国文明的三大历史特质
中国原生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中国原生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比较
确立中国文明的继承原则
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
文化霸权与文明衰落：儒家独尊的历史解析
祭秦论：中国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后记  积微深掘  理我文明

    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史再认识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化、简单化、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历史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度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
    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面的具体化，是确定：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继承的良性传统，哪些是应该抛弃的腐朽传统？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究竟应该是曾经的哪个时代？我们的国学，究竟应该是单一的独尊，还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我们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有一种物理现象叫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声速时产生巨大而尖厉的音波震荡障碍。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声速飞行。
    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基的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所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澜。只有突破这种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
    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破与跨越。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酿，但距离突破史障尚远。
    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历史，没有中国文明史。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门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地方志整理与地方史记述，等等。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起，几乎达到了每一天都有史可考的地步。
    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还很不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许多史学著作，虽然冠以“文明”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标（最重大事件与最重要人物）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
    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也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
    ……
    自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的教化工具。
    中国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价值体系，开始了国家遏制之下的萎缩过程。
    由此，我们文明的创造精神渐渐趋于凝滞。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国的修史权力，以及国家对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力，从此交到了一个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派手里，别种理念不能染指。
    中国文明史的萎缩趋势，由此开始，弥漫后世，未尝稍减。
    自公元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进入了整个社会精神严重僵化的时期。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历时近千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将原本已经是保守主义的儒家思想体系“提纯”到了极端僵化的非人类精神的“绝学”境地。由此，出现了扼杀思想活力、扼杀自由创作的文字狱；强化了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的科举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为严密的绝对教条体系，进而衍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教徒式治学风习。
    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义精神、百家争鸣精神、原典创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经书、考据注释、官方修史、整理笔记、撰写游记等方式，作为治学正统途径。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堕落为一种“只能解释，不能创造”的庞大的神学院体系。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则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会状况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进取精神日渐委顿，国家竞争意识几乎泯灭，绥靖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另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卖国条约、割地求和、镇压抵抗力量等种种恶行，滋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这，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社会历史土壤。
    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能作为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吗？
    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
    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归根结底，那里是可供我们坚实矗立的历史土壤，那里是我们实现历史飞跃的无比广阔、无比丰厚的文明资源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