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丨“小连锁”里的情怀
发布时间：2019-12-06 | 来源：《浙江日报》
“给需要书的人，开一间书店”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浙江新华书店为什么能15年坚持帮助开小书店？记者采访了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王忠义。
记者：能说说这种坚持背后的目的吗？
答：我们的目的就是给需要书的人，在最方便的地方开一间书店。
由于成本因素及历史原因，新华书店自建农村网点有限且难以为继，曾作为农村图书发行网点的供销社也消失了。乡村成了图书发行盲区，成了最缺乏有效文化资源的地方。
这几年“全民阅读”连续写入各级政府工作报告，给了我们很多政策的支持。文化惠民是文化国企的社会责任。另外，社会强烈的参与欲望也大大超乎我们预计，每年新开店数远远多于经营不善而关闭的店家。
记者：新华书店的“小连锁”，怎么越做越多？
答：只要适当扶一把，书店的生命力不可估量。
“小连锁”从2004年开始试点，2009年全省推广，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通过统一标识、统一信息平台，统一采购、配送、退货、结算等业务模式，牵手社会力量开办“小连锁”。
大书店负责货源保障、技术支持和品牌管理,“小连锁”负责场地、人员和日常经营。现在全省小连锁书店有500多家，有的甚至开到了省外，总营业面积达到6万多平方米，年销售码洋超过1.5亿元。这些让我们看到了老百姓对文化的渴求、对知识的向往。
愿意开书店的人都是有理想和情怀的。所以，我们不苛求“小连锁”业绩一定要达到多少，但它一定要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阅读问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书店的未来？
答：真正能拯救实体书店的，应该是全民阅读。国民阅读氛围和环境好了，书店也就自然好了。
今天，越来越多的“小连锁”已经从乡村开到城市，从社区开进商城，就是阅读氛围向好的趋势。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是：书店必然要融入品质生活，才能实现公共属性与商业属性的双重目标。
15年间，大书店给小书店做靠山——
“小连锁”里的情怀
一定有人看过那本畅销的《岛上书店》——一句“没有书店的地方，算不上是个地方”的台词，曾让多少人心动不已。
书店是一个地区呈现文化生态的窗口，衡量着这个区域的文明高度；也仍然会有人执著着去开一间书店，初心只为一份情怀。
近日，2019年北京239家书店获得市项目扶持资金近1亿元的消息，让许多业内人兴奋不已。而在浙江，大书店给小书店做靠山，已经是第15个年头了。
乡镇店、商超店、社区店、校园店，在全省，各种模板的小连锁新华书店多达525家。连日来，记者走进几间书店，采访了一些经营者和支持者。他们的故事透露着“文化浙江”的筋骨和格局。
百姓的小梦想
服务农村地区的乡镇个体店，是“小连锁”书店的主要模式，也是最初模式。
嘉兴市大桥镇大桥书店就是其中一家。书店开业第15个年头了，是全省首批“小连锁”，也是镇里唯一的新华书店。
书店门头透着乡村独有的质朴，玻璃门上还贴着一对“福”字大红窗花。拉门而进，100多平方米的店面被挤得满满当当。一大半地方是排满练习册、教辅、青春文学等学生偏好书籍刊物的几大柜子；还有一半，是各式文具。店面靠近镇中心学校，学生是主要顾客。
书与书之间留出的通道很窄，只够一人在中间穿行。就算这样，店主朱菊英依旧在门口腾出空间，并排摆了4张木头小板凳。
“凳子是学校更换教学设施淘汰下来的。孩子找书的时候，家长也能坐坐。”她知道，城里的书店都这么干。“条件是有限了点。我们也一样有服务意识。”
虽说是“夫妻店”，因丈夫另有工作，大部分时间是朱菊英在顾店。开书店的主意是朱菊英定的。她原本可以继续经营那家运营情况良好的小饭馆，只是随着经济条件向好、信息获取日益便利，她对知识和外面世界的渴望愈加强烈。
“小时候穷，没读过几年书。长大吃了没文化的亏。”朱菊英去市里应聘过会计，因为不懂电脑“被小年轻们嫌弃落伍，工作也很不顺手”。失落之际得知嘉兴市新华书店推出小连锁模式鼓励个体户开书店，待物色好店面，她立马找上门。
女儿一句“妈妈，我想每天都能看书”的期待，更成了支撑她开间书店的最大动力。“从前镇上只有供销社里卖书，种类很少。想给女儿买本合意的书，还得骑1小时的摩托车进城。为人父母将心比心，镇上那么多孩子，再亏不能亏教育！”
最质朴的初心，往往最能支撑信念。书店全年基本无休，营业安排也跟着学生的节奏来。周一到周五从早上6点10分开到晚上9点，双休日开门时间推迟半小时；主要图书是学生需要的书籍。
“窝”在书店的生活，朱菊英甘之如饴。“雇过人帮忙，后来还是不放心。不瞒你说，我忙得连杭州都没去过。”听她语气，倒是没有丝毫怨气，反而随性淡然。再问才知，原是女儿够出息。“她已经拿着奖学金，去了德国念研究生啦！”
书店见证了朱菊英从风华正茂到华发初生，也铺垫了大桥镇一代代孩子的成长路。
“在马路上经常会有人喊我，说‘朱阿姨你记不记得我呀？我经常在你店里买书呀！’他们有人是大学生了，还有人自己都生宝宝了。有时候真的是‘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朱菊英顿了一顿，感叹，“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文化人的初心
书店，是城市的文化空间；城市的文化空间，又不仅仅是书店。
和浣江隔路相望，诸暨市社科联在去年年底开出了浙江省第一个“社科之家”。220平方米的空间里，有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市图书馆分馆、一方地方人文社科资料中心和一家新华书店“布谷分店”。这里不时开设讲座、签售和展览，参与的大多是当地普通百姓。
书和人文社科，秤不离砣。“古越诸暨文化底蕴厚。全市社科界人士少说千余名，常交流的好几百，社科爱好者更是不计其数。得找个阵地让他们多交流学习。”市社科联副主席章飞燕盘算着，图书馆虽好，但经费和资源有限；一季度更新一次的频率，也不太能满足需求。为“社科之家”找一家书店入驻，她早有此意。
对于“70后”的她来说，新华书店是记忆里永恒的“精神家园”。
“现在年轻人可以看手机、看电脑，新华书店却曾经是我们这代人了解世界的唯一窗口。”生在农村的章飞燕，每周必会踩着“二八”自行车去市里买书。她至今记得，每当看见那些有足够钱买一大袋书从店里走出来的人，就羡慕得两眼放光。
书店的气质，由经营者赋予。章飞燕要物色一个靠谱的店主，或者说是“认同社会效益至上的合作伙伴”。“书店薄利，大家心知肚明。新华书店能帮忙解决书的问题，我们能承担每年十多万元的房租等费用。”
没了库存、房租两个烧钱“大头”，看似风险足够低的书店，命运却不太顺遂。
第一任店主经商，也是当地“浣江读书会”资深会员，撑了半年，遗憾退出。“钱是她和几个朋友一起出的。雇人、水电，加上软装，投入十几万。后来经济形势一紧，她也自顾不暇。”章飞燕理解现代人的生存压力。
第二任店主是画家,尤其喜爱“社科之家”的人文气息和门口的“一线江景”，接手半年后，仍决定今年年底“卸任”。“他经常要出去写生。走一两天还可以喊学生过来帮忙，要是走十天半个月，也还是得花钱雇人看店呐。”
“社科之家”和新华书店的缘分到此为止了吗？
“其实主动找上门的人很多。有个做餐饮的老板说想开‘书香餐馆’，生意肯定好。我没答应。一个体味文化的地方，怎么能靠饭菜赚钱呢？”即便知道书店靠餐饮盈利是常态，章飞燕也不愿意放低门槛。她相信“社科之家”的“小连锁”能通过社科联和新华书店资源举办文化活动来吸引人气。
章飞燕仍在不停地筛选合作伙伴。
考虑“布谷分店”的社会价值，新华书店决定暂时接手，从市店选拔人员来管店，同时也帮着物色合适人选。章飞燕的意见是“下一任最好既懂书又懂得市场运营”。
对于一家有追求的书店、一片栖居精神的绿洲，大家都不希望它戛然而止。
乡村的大格局
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漂亮书店稀松常见。近年来，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配得上绿水青山的书店也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乡间风景。
从萧山城区驱车向南30公里，可抵达千年历史古镇河上镇。身靠永兴河水，对望群山连绵，徽派建筑的白墙黛瓦、飞檐斗拱之中，藏匿着一间“绿野书舍”。
萧山新华书店总经理杨岳江说：“69年来，这是萧山新华书店到过最远的地方。”
书店虽远在乡村，布置则一点也不敷衍。
富有设计感的天然原木装饰、“诺奖专柜”满满陈列着新晋获奖者的书籍、榻榻米式阅读区随性而不随意……两层楼500多平方米空间，兼顾了咖啡吧、购书、阅读等区块，无论颜值或功能，书店完全不输城里的那些网红书店。
去年，书店获评全国“年度乡村书店”，评委会的致敬语是：“乡村书店”或许不大，但它们却像一座矗立在基层的“文化灯塔”，照亮着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心灵。
书店落户小镇，是应镇政府的邀约。只是，杨岳江没想到镇上的决心那么大。
那天，副镇长领着杨岳江看场地。那是一方深藏在老街深处的四合院，环境清幽。
从市场角度出发，杨岳江判断“太出世”的氛围客流有限，不适合经营书店。“我随手指着不远处镇中心主干道的一间饭馆说‘这地方不错’。没想到三天后镇上不仅批准了，还附赠5年租金全免、装修费承担一半的优惠。”
在市场化程度这么高的今天，在寸土寸金的萧山，新华书店依然可以获得地方政府如此大力的支持！杨岳江实在太惊喜了。“这些年古镇华丽转身，入选了省级旅游风情小镇。镇上饭店很多，但缺书店。乡镇百姓也需要精神食粮。”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比“真金白银”更实在的帮扶了。与此同时，新华书店对“小连锁”合伙人的筛选也越发严格。“我们提供员工上岗培训，并安排专人巡店确保服务质量。但书店生命线，最终掌握在店主手上。”
主动“应聘”的人着实不少。为实现新华书店口碑、政府和社会期望，以及“小连锁”盈利的“三赢”，杨岳江还是立下了不成文的规矩：“首先，店主不能以做生意为初心；其次，要有运营头脑；最后，一定要有承担得起亏损风险的经济实力。”以“绿野书舍”为例，80万元左右的装修费、每年10余万元的员工工资、水电费，依旧需要店主承担。
开业一年，书店成了当地百姓家门口的文化客厅，也引来了一批文化项目落地。杨岳江听说，文创空间、书画院、艺术培训、非遗传承等项目都在和镇里对接。
文化的力量润物无声，也掷地有声。
——来源2019年12月6日《浙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