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如何让人感动？人们渴望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礼物，是最富创造力的沟通。每一次的礼物赠送，都会在送礼者和收礼者间创造新的精神生活……
    作为一部现代经典著作，《礼物》（作者：刘易斯·海德）一书讲述了礼物的传递如何替代商品而改变世界，巧妙机智地为创造力的价值，以及其在如今被金钱和物质充斥的文化中的重要性而辩护。书中还列举了一系列文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例子，充满了知识和趣味性，让读者在字里行间发掘出经典的智慧。

    作为一部现代经典著作，《礼物》（作者：刘易斯·海德）巧妙机智地为创造力的价值，以及其在如今被金钱和物质充斥的文化中的重要性而辩护。本书阐述了在我们所生活的、被金钱驱使的社会中，创造力有多么的重要。书中还列举了一系列文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例子，充满了知识和趣味性。本书25年后再版，比当初更加值得人们深思。
    《礼物》以完全新颖的角度审视这个世界，给人启发又具有革命性，对于那些在字里行间发掘出经典智慧的读者们，这本书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礼物。

    本书提醒了我们所要传承的文化礼物和我们肩上的责任……如今这个时代，我们也许对任何东西的价格了如指掌，但是却对他们的真正价值一无所知，刘易斯·海德向我们提供了人类经验中很少但却是相当核心的几部分，这些方方面面会超越现世的商品。
    ——扎迪·史密斯（奥兰治小说奖获得者）
    为了你和你的朋友，买了这本书吧……海德不仅仅是一个敏锐的文化评论家，他还是一个具有独到观点的、相当重要的思想家。
    ——杰夫·戴尔（英国国宝级作家）
    能像《礼物》一样可以改变生命的书可谓寥寥无几。
    ——乔纳森·列瑟（苹果公司设计部资深副总裁）
    投资于任何一种艺术的人，他们为了追寻真正的艺术，会不会与金钱、灵性、自我、爱情、丑陋、政治、道德、营销以及任何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事物相关联，如果他们读了《礼物》，就会发生改变。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美国著名作家）
    本书深邃、博学又别具一格，重新让我们与想象中的生活重建联系。
    ——珍妮特·温特森（当代最好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
    我保证你读完《礼物》后，肯定会有所改变。这是它作为礼物的一个标志，因为礼物会以商品无法做到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灵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著名女作家，英国布克奖获得者）

第一部分  礼物的理论
  第一章  我们有些食物吃不了
    Ⅰ．传递
    Ⅱ．循环
  第二章  死人的骨头
  第三章  感恩的劳动
  第四章  纽带
  第五章  礼物群体
  第六章  女性的礼物
    Ⅰ．在婚姻中被赠送的女人
    Ⅱ．大男人和小女人
  第七章  高利贷：礼物交换的历史
    Ⅰ．城门法令
    Ⅱ．恩惠的缺乏
    Ⅲ．相对的陌生人
第二部分  礼物美学的两个实验
  第八章  创新精神的贸易
  第九章  惠特曼的草稿
    Ⅰ．长在坟墓上的草
    Ⅱ．黏着的财富
    Ⅲ．小树苗
  第十章  埃兹拉庞德和植物金钱的命运
    Ⅰ．发散的光
    Ⅱ．持久的财富
    Ⅲ．树篱中的犹太人
    Ⅳ.  意象派的钱
    Ⅴ．沐浴在碱中
小  结
后记  关于做一个优秀的前辈

    当图书销售商来到书店宣传时，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就书名进行一个十秒钟的简述。而这都能从当前畅销书榜单中看到“关于耶稣血统的非凡总结”，“报纸专栏作家从他神经质的狗身上学到重要人生课程”，“死人是怎样和我们交流的”，“记者揭露接管西雅图的吸血鬼戒指”，“坏男孩高尔夫冠军回忆录”。
    《礼物》一书很难用这样精炼的语句来概述。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它的重点：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在我看来有关“创造性精神的交流”的经历很难明确地表达。有些解释很有层次，也许用不到300页来解释，所以不可能用一句话或一章节就办到。这就意味着当这本书问世时，它就是所探讨的问题的化身。那些难以解释的书从长远来看或许很有助益，但是也难对它们做一个10秒左右的推销介绍。
    《礼物》原来的编辑是乔纳森加拉西，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坐下来谈论这个话题时，他问了我一个几乎所有编辑都会问的问题：谁是你的读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想说“所有可以思考的人”，我为自己的这种夸张感到不好意思，于是我回答了“诗人”。这不是大多数编辑想听到的答案（很多编辑更偏爱这样的答案“寻找死者消息的狗主人”）。但最初促使我创作的是诗歌，正是在诗歌的世界里，我看清楚了艺术和寻常谋生手段之间的区别。
    很幸运我能有这样一位编辑，愿意试试看我的读者群，能否从诗人开始然后向外扩展。更幸运的是，读者真的欣赏我的作品，而且这个群体在不断扩大。这或许和我们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礼物》所涉及的商业伦理在近几十年来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强，这一版本的后记充分地解释了这一点。我相信在1989年前苏联瓦解以后，西方世界经历了一段市场凯旋论时期。我们见证了前人认为属于文化共享范围的艺术和思想平稳地转变成私有财产，同时我们也见证了几年前不属于市场范畴的东西商品化。学龄儿童的信任、本土知识、饮用水、人类基因组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不管和近期历史有什么联系，令人高兴的是《礼物》已经找到了诗人以外的读者群体。例如在它问世后不久，我被邀请到玻璃艺术社团全国代表大会做了一个主题演讲；后来我为北美金匠社团做了同样的演讲。这是个不小的惊喜，它表明工艺社区的艺术家——不仅包括制作玻璃和金子艺术品的人，还包括家具木匠、陶艺家、织工，以及其他艺术家——他们都认为这本书很有用，这是因为和具体物体打交道的艺术家最能体会《礼物》里描述的冲突。精神团体里也有人愿意倾听，我曾经在纽约英国国教教堂、洛杉矶主教派教堂和加利福尼亚山区的佛教禅宗寺院对这本书的主题进行过演讲。更广泛地来说，我收到了来自历史学家、博物馆馆长、环境美化设计家、荣格学说分析者、农学家、环保人士等人鼓励性的回应。去年这本书首度翻译成意大利文，中文版本目前也正在进行中。多亏了坎农格特出版公司，这本书才得以在英国上市，对于这点我很感激。我尤其感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是第一个买这本书的人，后来才吸引了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行人杰米拜恩的注意。
    如果图书商想把这本书宣传成“坏男孩评论家对吸血鬼经济使用的魔法魅力”，我也不介意。

    《礼物》成书于1977至1982年，于1983年出版。书中的细节很少是有关那几年的。那时我的希望是，写一篇可以被称作“有前瞻性的文章”。通俗来说，就是我想讲一些事情，它们的正确性不受时代影响。我不希望我说的话，只是在某些时候是对的。因此，《礼物》也不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它提出了一个问题——从事艺术并不是一种常见的谋生方式——但是却没有去寻找解决方法。当然，就此打住的原因之一是我不想受到历史的限制。大多数解决办法都有其适用时限，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尽管如此，自从《礼物》出版后，人们一直要求我谈谈当前支持艺术创作的难题。目前对于这个问题，我最为含糊的回答是：当提到我们要如何看待并进行艺术创作的援助时，我认为在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是1989年苏联的解体。要展开陈述这一点，我们最好先回顾一下《礼物》一书中的两个具有推动性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很简单，一些事务没有有序的结构，没有市场力量的支撑。家庭生活、宗教生活、公共服务、纯科学，当然还有许多艺术工作，单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些事务运行得都不是很好。第二个观点是任何看重这些东西的群体，都会找到非市场的方式来管理它们。群体会构建一个礼物交换系统来支持它们。
    以纯科学为例，它提出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但是问题的答案却没有实用性。行星运行轨道的形状是什么样的？人类基因组的内在排列顺序是什么？那些资助纯科学研究的人，只是单纯地寄希望于它们未来的回报。艾萨克．牛顿爵士回答了有关行星轨道的问题，他受到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资助。1667年，他被选举成为该学院研究员，该职位使他有了工资、住房以及图书馆的使用权。后来他成为了卢卡斯教授，但是这只是个挂名职务，当时他搬去了伦敦，不再教书和讲课。在伦敦，国王最终也成为了他的资助人，提携他做皇家铸币厂的监管，后来他又升为了主管，这是一个油水丰厚的职位。
    商业科学在人类基因组序列的研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抱有特殊的目的。由于人类基因组过于庞大，利欲熏心的企业便将对基因组的研究分割开来，只研究有利可图的那部分。完整的基因组图谱，最后是由公共的人类基因组项目完成的，该项目是由慈善机构（主要来自英国的维康信托基金会）和政府（主要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 支持非商业性事务的机构经常变更，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如果我们厌倦了教会的资助，我们可以实行政教分离，免除所有教派的税务；如果我们不喜欢皇家资助，我们可以向慈善家寻求帮助；如果私立学院只资助精英，我们也可以向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国家大学和社区大学寻求援助。更宽泛地说，当教会、皇家和私人的赞助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时，我们还可以寻求那种所谓的“民主资助”。公立教育、公立医院、公立图书馆、纯科学和艺术、人文学科等在上世纪都受到了民主团体的资助，而受资助的这些机构的价值都不会突然间增长。 我之所以会联想到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冷战使得国家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在二战后几十年间，资助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至少在我的国家（我也必须将我的评论限定在美国的范围内，因为这是我唯一了解的）有那么几年，我的上司们感受到号召，必须要宣扬我们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用我们的活力与东欧集团的陈腐形成鲜明对比。中立的国家以及东欧集团中持不同政见的人，一定会看到西方的自由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和创新力。1952年，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巴尔在《纽约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资助艺术事业：“在专制统治之下，现代艺术家难以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与对自由的热爱，而现代艺术对于独裁者的宣传活动也毫无用处。” 我认为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民主宣传赞助”，它至少可分为三个阶段，是对“现代艺术是否属于共产主义”问题的一连串回答。巴尔正是用此问题作为他文章的标题。巴尔并不赞同用美国的自由和特立独行来对比苏联整体的氛围，但是在美国国会中，他的立场却是坚定不移的。美国官员们常常会抨击艺术（“所有的现代艺术都是共产主义的”，一位密苏里州的议员宣称道）。美国国务院曾试图将艺术作品作为文化外交策略，但国会直接否定了这项提议。例如，1947年一个名为叫“前进中的美国艺术”现代画展（其中包含乔治亚·艾琪芙和阿希尔·戈尔基的作品）来到了欧洲。画展首先在巴黎举办，随后来到了布拉格。俄罗斯人得知后，便也想举办一个能够与之分庭抗礼的画展。但他们其实没必要为此烦恼，因为该画展在美国国内遭到了众多反对。议会认为这次画展聚集了“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新的贸易伙伴”。巡回画展最终被取消，艺术作品则被当作多余的政府财产，按其价值的5％出售了。① 接下来，战后文化扶持的第一阶段便真正开始了。这是一个隐秘的阶段，因为当时议会没有支持美国文化的宣传，中央情报局却介入了其中。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部门的主管，随后对一位持不同政见的议员进行了如下评论：“他妨碍了议会去做我们希望的事情——将艺术、交响乐传播到国外，在国外出版杂志等。这使得我们必须秘密地做这些事……为了推动开放，我们不得不隐秘行事。＇， 中央情报局试图做的事情，在弗朗西丝·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一书中有所记述。本书详细地讲述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文化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丝丝入扣的关系。纳尔逊·洛克菲勒与两个世界紧密相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他是战时拉丁美洲情报机构的领导者，该机构资助了当代美国绘画巡回展。画展由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洛克菲勒在博物馆中担任多种职务，如受信托人、出纳、董事长和董事会主席。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情报局特别热衷于抽象表现主义，洛克菲勒将其称为“自由企业绘画”。后来，情报局的一位员工写道：“我们意识到这种艺术与社会主义的现实性毫无关联，它使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看起来更程式化、更古板、更不知变通……”“对杰克逊·波洛克之类的艺术家没有直接资助，中央情报局和博物馆之间也没有签订正式合约。，＇“这些事情，”这位员工接着说道，“只能通过一些机构和中央情报局远远地完成……，， 在这些机构中，最著名的就是文化自由会议，它秘密地资助了一份知识期刊……与讨论接下来要采取怎样的行动，尤其是冷战后对个人视觉艺术的公共资助急剧减少。经过两年的头脑风暴和基金筹措，一个新的非营利性的资助机构——创意资本基金会成立了。该基金会从1999年开始，一直资助从事电影、视频、文学、表演和视觉艺术的个人。 创意资本基金会与其他艺术组织有些许不同。首先，我们对于资助的艺术家许下了多年的承诺，尽我们所能扩展和更新我们的资助。除经济上的援助外，我们还提供咨询服务和专业的帮助。我们要求艺术家为自己的项目制定预算，包括他们工作的公平价值；我们帮助他们寻找画廊，并帮他们与画廊进行商讨；我们会建议他们为自己的工作室投保；等等。创意资本基金的一位受资助人，她的工作室在纽约9·11袭击事件中被毁，而她正好在一个月前为她的工作室买了保险。 其次，我们奉行艺术可以资助艺术理念。受资助人都同意与创意资本基金会分享自己项目收益中的一小部分，而基金会则用这些钱来资助其他艺术家。在设计该项目的回馈部分时，我们想到的不仅是我刚刚讲到的模式，还有制作人兼导演约瑟夫·帕普在管理纽约公共戏院时采取的理念。 帕普的习惯是先资助大量的戏剧作品，接着向每份作品收取少量的所有费。这些费用成功地资助了后来的戏剧。最著名的例子是戏剧《AChorusLine》，它首先在公共戏院上演，1975年的夏天进入百老汇演出。它不间断地上演了15年，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使得帕普能够资助那些尚未成名的剧作家和公司的作品。大卫·马梅、山姆·夏普德、伊丽莎白·斯瓦多、马布矿场剧团等都在帕普管理公共剧院期间获得了资助。 潜在的收益性并不是创意资本基金会资助的标准；与其他艺术基金会一样，我们讨论小组注重的是原创性、冒险精神、技艺等。我们尤其关注那些突破传统界限的作品。刚刚说过，分享财富是创意资本模式的关键所在。这清楚地表明了，所有获得成功的艺术家都应当感激前辈艺术家。这也为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参与者提供了一种具体途径来回报他们的群体，来帮助其他那些也想和他们一样获得成功的人。 创意资本只是一个小实验，还有许多有待改进。在头八年里，我们资助了242个艺术项目，总金额达500万美元，但是我们仍然缺乏资金来维持自身运转（我们的种子资金来自私人的慈善捐助）。我们非常愿意资助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资金；我们发现作品的回馈只在某些领域进展良好，尽管有时它进展得不错，但我们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我们自己的（AChorusLine》。 现在说来，这一点更多的是关乎寻求对本书提出的一个普遍问题的实用性回答，而不是单单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一些回答并不适合它们所处的历史时期。音乐演·出信托基金是属于贸易团体十分强盛的时期，对艺术和科学公共资助的鼎盛时期当属冷战时期。 但是，也有些回答超越了它们所处的时代。艾萨克·牛顿获得的皇家资助现在已不再流行，然而那个时代进行的其他创新却被保留了下来。例如学院授予教授席位的资助方式仍然存在。牛顿曾被授予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该席位由亨利·卢卡斯创立于1663年，至今依然存在（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是现任的卢卡斯数学教授）。牛顿熟悉的科学评述论坛也同样继续存在着。1672年，牛顿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亨利·奥尔登堡写了一封长信，简要陈述了他有关光和色彩的理论。奥尔登堡立刻在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上刊登了这封信。这是牛顿的第一份科学出版物。《哲学学报》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科学期刊，至今已出版了340多年。奥尔登堡是该期刊的创始人。刚创办时，该期刊还不属于科学群体。后来，它自己创建了一个科学群体，该群体一直延续至今。 卢卡斯和奥尔登堡，他们都是科学群体中优秀的前辈，他们创建的机构依然存在，他们的名字至今令人铭记。对于艺术家群体而言，那些明白资助艺术的目的只是为了艺术本身的人，那些能将礼物经济的回报作为行动核心的人，那些智慧、能力和远见超越了他们所在时代的人，这些艺术家就是优秀的前辈。当我们离世后，一代代的艺术工作者也会追随着这些前辈们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