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的“三巨头”，“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其主要作品有《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文坛上最复杂、最深刻的作家之一，上帝与魔鬼、圣人与恶人、罪孽与惩罚、苦难与救赎，是其作品的基本主题，他对灵魂的严酷拷问、对人性的无尽探索，影响了20世纪包括福克纳、加缪、卡夫卡、萨特在内的众多作家，被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
    《群魔》是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争议性的作品。

    《群魔》是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争议性的作品，作品塑造了19世纪40年代的老一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70年代初社会激进青年的群像。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具有社会良知、崇尚真善美，同时又怯懦胆小、庸碌无为；以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为代表的社会激进分子，反对社会旧秩序、蔑视权贵，同时又阴险狡诈、狠毒无耻。而另一位主人公斯塔夫罗金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他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卑鄙无耻，荒淫放荡，是一个极端的享乐主义者，其灵魂和肉体都远离基督，过着魔鬼般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带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感，时刻感受着体内的兽性与自身的罪孽。斯塔夫罗金有着强烈的罪感意识，可他又无力承担自己的罪孽，无力自我救赎，因此他只能通过消灭自己的肉身——自杀，来消除自己的罪孽。在《群魔》中，每个人物都是善与恶、高尚与无耻、奋进与堕落的奇妙混合，而这些原本对立的东西紧紧纠合在一起，相缠相绕，无法区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世界，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荒诞世界，然而在这充满恶的世界中，总有些许对善的感知，在每一个人身上，或明或暗地闪动着微末的亮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九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
    他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走过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如果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主要作品有《穷人》（1846）、《白夜》（1848）、《脆弱的心》（1848）、《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死屋手记》（1861）、《罪与罚》（1866）、《白痴》（1869）、《群魔》（1872）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等。

第一部
  第一章  代序：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的若干琐事
  第二章  亨利亲王。提亲
  第三章  别人的罪孽
  第四章  一个跛女人
  第五章  一条绝顶聪明的毒蛇
第二部
  第一章  夜
  第二章  夜(续)
  第三章  决斗
  第四章  人人都在期待
  第五章  节日之前
  第六章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忙碌不堪
  第七章  在我们的人那儿
  第八章  伊凡王子
  第九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抄家
  第十章  海盗。不祥的早晨
第三部
  第一章  节日。第一部分
  第二章  节日的结局
  第三章  一桩风流韵事的结局
  第四章  最后的决定
  第五章  一个女旅客
  第六章  忙碌不堪的一夜
  第七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最后一次出游
  第八章  结局
译后记

    由于我才疏学浅，因此在着手描写不久以前发生在我们这个至今也毫不出众的城市里的那些十分奇特的事件时，我就不得不首先稍稍追述一下往事，也就是说，从既有才能而又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的若干琐事谈起。这些琐事只不过是这部记事的一篇序言，至于我想叙述的故事本身，留待以后再说。
    现在言归正传：在我们当中，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总是扮演一个有点特别的，而且可以说是爱国志士的角色，他也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我甚至觉得，若不扮演这个角色，他简直都活不下去了。并不是我想把他比作舞台上的演员：绝无此事，何况我是很尊敬他的。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习惯使然，或者不如说他从儿童时代开始就始终清高地醉心于摆出一副优美的爱国志士姿态。譬如说，他非常喜爱自己的“受迫害者”以及可说是“被放逐者”的地位。这两个字眼具有一种始终诱惑着他的典雅的光彩，这种光彩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逐渐提高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终于使他获得了一种无比崇高的社会地位，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在上个世纪的一部英国的讽刺小说中，有一个名叫格列佛的人来到了小人国，那里的人才有两俄寸高，在他们中间，他习惯于以巨人自居，甚至当他回国后漫步伦敦街头，也不禁要向过往的行人和车马喊叫，让他们碰见他就赶快闪开，谨防他一不小心把他们踩死。他自以为他依然是个巨人，而他们则都是小人。于是人们便嘲笑他，咒骂他，粗鲁的马车夫甚至拿鞭子抽打这位巨人。不过这么干是否公道呢？一旦养成了习惯，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习惯势力几乎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处于同样境地，不过更加无辜而又无害罢了，倘若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物。
    我甚至认为，到了晚年他已被大家遗忘了。但是绝不能说他先前也是默默无闻的。毫无疑问，他一度也曾跻身于我们上一代的某些名人雅士之列，有一个时期(不过为时极其短暂)，他的大名在当时的许多热心人士的口中几乎与恰达耶夫、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和刚刚开始在国外活动的赫尔岑的名字并列。然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活动，由于可说是“风云变幻的时局”，因而几乎是一开头便夭折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后查明，原来不但没有“风云”，甚至“时局”也纯系乌有，起码这一次确实如此。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但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被流放到我省而生活在我们中间，甚至从来也不曾受到监视，这个消息虽说使我大吃一惊，然而绝对可靠。这只能说明，人们的想象力该有多么丰富！他一辈子都真诚地相信，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们对他总是不放心的，他的一举～动都会被人知道、受人监视，近二十年来，先后在我们这儿任职的三位省长，在走马上任的时候都对他抱有某种成见，这种成见是上司在任命他们为省长时首先暗示给他们的。倘若当时有人以确凿的证据让极为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相信，他根本不必害怕，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委屈。此外，他还是一位聪明过人、才华盖世的人物，甚至可说是位饱学之士，虽说在学术方面……哦，总而言之，在学术上他的贡献并不很大，仿佛根本就没有什么贡献。不过在我们俄国，饱学之士一向都是如此。
    ……
    不料这时沙托夫插话了。
    “不管您怎样想人非非、自我安慰，您的这些人物也从来不曾爱过人民，不曾为他们受苦，也不曾为他们牺牲过任何东西！”他闷闷不乐地埋怨道，一面垂下视线，并急忙在椅子上转过身去。
    “居然说他们不爱人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号叫起来，“噢，他们多么热爱俄国啊！”
    “既不爱俄国，也不爱人民！”沙托夫也号叫起来，两眼闪闪发光，“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是爱不起来的，而他们却一点也不了解俄国人民！他们这些人，连您也在内，都是从指缝里去看俄国人民，尤其是别林斯基；就从他给果戈理的这封信里就看得出这一点。别林斯基跟克雷洛夫寓言中那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模一样，他看不见珍禽异兽陈列馆中的大象，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些法国的社会主义小甲虫身上了；他从来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水平。而他说不定要比你们所有的人都聪明！你们不只是忽视了人民，——你们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这仅仅是因为在你们的心目中，所谓人民就只有一个法国人民，甚至还仅仅是巴黎人，而且还为俄国人跟他们不同而感到羞愧。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谁要是没有人民，他也就没有上帝！你们想必知道，凡是不再了解自己的人民并跟他们失去了联系的人，全都立刻在同样的程度上丧失了对他们父辈的信任，不是渐渐变成无神论者，就是慢慢变得冷漠起来。我说的是真话！这是个一再得到证实的事实。你们大家，以及我们大家，如今不是卑鄙的无神论者，就是冷漠无情、腐化堕落的败类，如此而已！而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是如此，我一占儿也不把您当作例外，我甚至就是说的是您，您要知道这一点！”
    跟往常一样，沙托夫在说完这种独白之后(他常常如此)，便抓起自己的便帽向门H奔去，深信如今一切都已结束，他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友好关系从此也就彻底破裂了。然而后者总要设法及时叫住他。
    “在这样亲切交谈一番之后，咱们岂不是已经和解了吗，沙托夫？”他常常这么说，一面和蔼可亲地从圈椅里向他伸出手去。
    举止笨拙，但为人腼腆的沙托夫不喜欢温柔多情。从外表来看，他是个粗鲁的人，然而从内心来看，他却像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虽说他常常有些过分，但为此而吃苦头的首先却是他自己。听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一番话，他哼哼唧唧地说了些什么，而且像一头熊似的在原地踩了一阵，蓦然出人意料地笑了笑，把便帽搁在一边，坐到原来的椅子上，死死地盯着地面。不消说，酒送上来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便找个适当的借口举杯祝酒，譬如说，纪念过去的哪一位名人吧。

    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度过了将近十年之久的流放生涯，这使他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四十年代的这位反对专制农奴制的热血青年，在五十年代末回到彼得堡后，逐渐站到与当时的俄国革命阵营相对立的立场上去了。从维护宗法社会和东正教观念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废除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感到憎恶与恐惧，但他并不相信当时已经兴起的解放运动能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他认为，解放运动是一种非俄国所固有的、人为地从西欧搬去的东西，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新社会制度的想法，同笃信宗教、天性温顺的俄国人民是格格不入的。为了对抗这种革命思潮，他鼓吹俄罗斯民族应该走一条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认为倘若贵族阶级能接受人民的道德观念与宗教思想，这两种对立的势力就能和睦相处，从而使俄国社会得到改造。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攻击俄国革命，他在构思《罪与罚》和《白痴》的时候就曾经想跟革命民主主义者论战。然而贯串在这两部小说中的却仍是作家对“穷人”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的深挚同情，以及对黑暗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愤怒控诉。直到写作《群魔》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完全撇开了这个强有力的主题，把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攻击革命阵营和革命运动奉为自己的主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最反动的一面，在《群魔》中得到相当充分的暴露。
    《群魔》取材于一八六九年莫斯科发生的“涅恰耶夫案件”。
    涅恰耶夫(1847—1882)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九年春彼得堡的学生运动。他跑到国外后，在日内瓦与巴枯宁接近，并学会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携带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的计划来到莫斯科，还随身带着由巴枯宁署名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委托书。涅恰耶夫建立了一系列秘密小组(“五人小组”)，它们构成了所谓的“人民惩治会”。参加小组的主要是彼特罗夫农学院学生。
    不久，“人民惩治会”会员伊万诺夫表示拒绝服从涅恰耶夫，并宣称他想退出秘密团体。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旧历)，涅恰耶夫用恶意煽动、欺骗和恐吓的办法，迫使“人民惩治会”的一群会员在莫斯科附近暗杀了伊万诺夫，借口是后者有可能向当局出卖秘密组织。警察不久便在彼特罗夫农学院校园的池塘里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接着是逮捕和搜查，结果“人民惩治会”被彻底摧毁，其会员几乎全部被押上了被告席，涅恰耶夫逃往国外。
    从一八七○年一月份起，俄国和德国的报刊大量报道伊万诺夫被暗杀和“人民惩治会”的破获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正住在德国的德累斯顿，看到这些消息，便开始构思《群魔》。在这部反对革命运动、反对俄国社会的整个进步阵营的政治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绝非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固有的种种无政府主义特点强加在他们身上，向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乃至屠格涅夫、格拉诺夫斯基等许多人，射出了一支支毒箭。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小说中最阴沉也最神秘的一个人物，一个心目中没有任何道德准则的、荒淫无度的贵族少爷，他完全脱离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蔑视全人类，甚至借折磨他人取乐。他的行为往往是病态的、野蛮的、不可理喻的恶作剧。他始终想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然而却永远面对着这种空虚，最后只有自杀。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个形象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毕竟反映了客观的现实。斯塔夫罗金是俄国社会转折时期腐朽、堕落的特权阶级的代表，只是他身上多了一层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而已。 韦尔霍文斯基父子，也是这部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一个是“虚无主义者”的代表(儿子彼得)，另一个是自由派西欧主义者的代表(父亲斯捷潘)。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是涅恰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通过他塑造的这个“革命家”的典型来诽谤和否定革命运动。然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个昧尽天良、恬不知耻的阴谋家、自私自利的恶魔，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的革命者却毫无共同之处。倘若把那些“恶魔”的特点和一些漫画式的夸张撇在一边，那么这个写得十分出色的“借革命而发迹的”政治骗子的形象，倒鲜明地体现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飞黄腾达的钻营家的特点。涅恰耶夫分子所采取的挑拨离间、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等阴谋伎俩和恐怖手段，也是与解放运动的本质和崇高目标根本对立的。早在涅恰耶夫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的时候，他的策略便遭到了许多俄国革命者的坚决回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涅恰耶夫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72页) 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是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格拉诺夫斯基，他曾给予俄国文化的发展，及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以十分有益的影响。然而在《群魔》中，格拉诺夫斯基的这些功绩却被漫画化了，他的光辉的学术与教学活动，被歪曲成 …… 然而贵族在《群魔》中之所以被描写得如此可厌，却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容易沾染上虚无主义。即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最反动的作品中，也能使人感觉到作家所特有的对于贵族阶级——寄生的特权阶级的批评。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形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鞭挞了“虚无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同时也鞭挞了贵族少爷。贵族阶级的许多无关重要的人物，其中也包括那些并未沾染上“恶魔习气”的人物(如来自彼得堡的年轻公爵、妄自尊大的将军、前省长等)，都是用荒诞可笑的色调描绘出来的。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减弱《群魔》的反动本质。 《群魔》最初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在《俄国导报》上连载，一八七三年出版了单行本。 七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批评界对《群魔》持否定态度。民粹派政论家尼·米海洛夫斯基指出，涅恰耶夫案件对俄国解放运动而言是不典型的，它“在一切方面都完全是一头巨怪，因此它不能成为一部规模较大的长篇小说的题材”，《群魔》的作者忽略了解放运动的共同性质，“却抓住了一桩可悲的、错误的犯罪事件——涅恰耶夫案件”。民粹派思想家彼·特卡乔夫说，《群魔》“暴露出《穷人》的作者创作上的破产：他开始抄写审判记录，把各种事实弄得颠三倒四、错误百出，还天真地认为他好像是在创作艺术作品”。《圣彼得堡新闻》也指出，《群魔》中所描写的东西是不典型的，是缺乏代表性的，并把这部作品称作“由病态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荒诞不经的东西”。沙皇制度的捍卫者在数十年间一直利用《群魔》同解放运动进行斗争。《群魔》的问世，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反动阵营接近起来。 《群魔》的反动倾向，不可避免地使小说在艺术上受到损害。但这部作品依然能使人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才能，感觉到他心理分析和安排情节的技巧。《群魔》的英译者之一戴维·马加沙克写道：“倘若认真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忽略了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了他那令人惊叹的对人的内心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评，那同样是荒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周围的私有制社会中种种腐败现象特别敏感，诸如道德沦丧、极端利己主义、升官思想、欺骗、讹诈、压制人的个性和自由等等，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从客观上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正是这些现象才是小说中各种人物行动的真实基础，虽然那些人物的使命也是扮演大大小小“从革命中产生的魔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少年》中，作家自己表明了，正是这种“恶魔气质”对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社会是多么具有代表性，特别是在这个社会发展到紧要的转折关头的时候。苏联文学研究家叶尔米洛夫曾经写道：“倘把《群魔》和《少年》加以对比，特别能使我们深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故弄玄虚后面实际上总是隐藏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道德沦丧，对来自金钱势力的那种敌视人的消灭个性差异等等的恐惧。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打击被他看做是政治上的‘虚无主义者’的那些人，但实际上却打击了资产阶级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者、变节者和人类的敌人。” 《群魔》虽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最反动的作品，但是对于研究这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却具有重要价值。本书的注释，除少数是译者所加外，其余都是根据俄文本编者所加的注释编写或翻译的。 译者 一九八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