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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藏起来的孩子

  • 定价: ¥39.8
  • ISBN:9787520700696
  • 开 本:32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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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东方
  • 页数:231页
  • 作者:周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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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01 第1版
  • 2018-04-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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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爱不是藉口,更不能以爱为名来遂行自私的事。现代父母应该有一个修养,允许子女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或远低于这个预想也不以为忤,要知道子女虽是出于我,却不见得必同于我,凡事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
    周志文著的《躲藏起来的孩子》认为,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被放弃的,也没有一个成人是可以被放弃的。期待每个孩子、每一个成人都可以不再躲藏。能够为迷茫的人提供一种思考方式,给清醒的人展示一种教育经验。

内容提要

  

    《躲藏起来的孩子》为作者周志文多年撰写的教育散文选集。书中从躲藏起来的孩子一文延伸,以作者的个人成长、育儿以及教书育人的经历为出发点,叙述作者与长辈、朋友、女儿、学生等三代人之间动人的青春与成长故事,探讨教育与自我救赎、亲子关系、艺术审美等论题。

媒体推荐

    《躲藏起来的孩子》是从生命经验出发聚焦于教育议题的随笔集,但因周先生学问之精湛、观世之独特、底蕴之深厚与情感之细腻,处处能够从细微处引申扩散,将那些如散碎文辞的生命片段收拾起来串联成充满智慧的人文主义珍珠,这是值得大陆的读者去鉴赏与品味甚至珍藏的人文之思。(唐小兵)
    然而,在所有,所有这些事情之上,最最重要的是周教授夫妇自始至终给了孩子无条件的爱。《躲藏起来的孩子》能够搅动我们心底的,我想莫过于是那字里行间溢m来的浓浓的父爱,那个父爱不带任何条件,无条件的包容、接纳、承担。(网路不知名读者回馈)

作者简介

    周志文,1942年生于湖南。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捷克查理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等,以及《中国时报》《中时晚报》主笔,现已退休。
    著有《日升之城》《三个贝多芬》《冷热》《布拉格黄金》《时光倒影》《同学少年》《记忆之塔》等书。

目录

第1辑
  风的切片
  启蒙材料
  探索
  体罚
  白鸽
  有弗学?
  游戏
  躲藏起来的孩子
  附记
第2辑
  稻田里的学校
  书法的记忆
  说“国语”
  小镇书店
  散落与连结
  黄顺安
  吕阿菜
  山海之间
  附记
第3辑
  大提琴家的左手
  长笛
  中国的牡丹
  郁金香
  状元
  师生之间
  在我们的时代
  等待
  附记

前言

  

    我一篇二十年前写的文章《躲藏起来的孩子》,最近在“向借文化”刊出,被很多大陆媒介平台转载,看到的人很多,在大陆社会造成了一些冲击。这结果是我与“向借”的朋友都始料未及的。要问我心情呢,很难说得清楚。当然其中有点是高兴,这篇小作发挥了一点正面的作用,正面作用中包括让读过的人都更重视教育,进而推想教育不该仅是为精英分子所独设,也该“分润”给那些被忽视的不算精英的人。而且严格一点说,不算精英的人所需的教育,比精英分子更为殷切。
    但这么多人关注也令我着急,怕出了问题自己应付不来。我一向生活在自我的小圈子里,不善与群众接触,我也害怕盛大的事务到后来总会弄到有点扭曲,我总是担心读者读了我的文章会错会了我的意思。譬如一些网站把这篇文章改了题目作:《守候着我的“笨”女儿,直至她花开烂漫》。我当然知道,改题目一定出于好心,也或是为了制造惊耸效果,有利于推广,但我必须说,“守候着我的‘笨’女儿”不是我的本意,第一是文章中的球儿并不笨,第二是我也没有一直“守”着她,很多时候,我给她自由,让她习惯单独飞行。
    不管怎么说,都牵涉到“爱”这个字。
    孩子当然是要爱的,然而父母所给的爱很多时候是“爱之其实害之”。杰出的父母要子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杰出的父母也希望孩子超越自己,不要一辈子受自己受过的“窝囊气”,这些都是源自爱。
    世界是多元的,这在父母子女之间也看得出来,孩子很少与父母生得一模一样,世上天才不见得出身于杰出的父母,而杰出父母也不见得必然会生得出杰出的孩子。负负得正在数学上也许是必然,但在人生的际遇上,负与负相乘,结果不见得一定得正。遗传学上的道理,并不那么确定。
    过于一厢情愿,结局并不见得好。台湾曾受日本人高压统治,大学不许台湾人学习法政,在此环境下,传统的台湾人心中最崇高的职业是医生,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到大学读医科,是大多数父母的最高心愿。但读医学院一定是最好的命运吗?我就知道几个很不幸的案例。以前有个台大医学院的学生名叫王尚义(1936—1963)的,平日喜爱写作,曾数度想转到文学科系,被父亲反对,好不容易谈了次恋爱又为母亲阻止,写了几本小说如《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野鸽子的黄昏》,虽轰动文坛,但始终不得志,大学毕业,郁郁病死。他父母阻止他转系、谈恋爱,岂不是想要他专心学业,将来做个令人尊敬又生活好的医生吗?岂有任何一点“恶意”在其间?但这种爱并没发挥正面功效,却成了害了他的源头。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王尚义就算没死,他如无心把医科读好,就算他最后如了父母的愿成了一个医师,却是让文学界少了个天才,医学界则可能多了个庸才,对社会而言,是双重的损失。
    ……
    眼尖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本书扉页之后有两段题词,一段是从《论语》选出来的,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翻译成白话便是:“孔子有四件绝对不做的事:一是不做臆测,二是不期必然,三是绝不固执,四是毫无自私心。”文中说的是指孔子的为人,而我认为这“四毋说”在教育上也很有意义。对受教的人,教师不该做过当的臆测,也不期许学生未来必然朝我想象去做,施教的人不要固执,也不要求别人非要如此不可,这是因为看重受教者的人格特性,不过于介入自己的成见,这才算是“因材施教”。
    另一段选自明代大儒罗汝芳的《近溪子集》。罗汝芳说他平生最得利于“恕”之一字。所谓“恕”就是孔子所说的“推己及人”,也就是凡事为他人想,不要过于主观,这跟前面孔子“毋我”的主张是相通的。我们不妨想想他说的:“从此痛自刻责,善则归人,过则归己,益则归人,损则归己,久渐纯熟,不惟有我之私,不做间隔,而家国天下,翕然孚通,甚至发肤不欲自爱,而念念以利济为急焉。”从事教育的人能念及此、做到这个地步,不也是让我们的教育达到更高的境界吗?
    四年前我的一本小书《记忆之塔》由三联书店出了大陆版之后,华东师大的唐小兵教授写了篇令人印象极深的书评,我读了很感动,此后我们书信往返,因而结交。前年他来台北开会,我们还特别相约见过一面,当然是极愉快的经验。这次他读了网上的小文后,又写信来跟我热心地讨论子女教育的问题,我发现我们的意见在很多地方是相同或相通的,而更无疑的是,在讨论中,我的受益比他要多。我商请他帮这本书写序,他也答应了,这是“重”出这本旧文选集给我最大的欣喜。
    2017年5月24日序于台北市永昌里旧居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风的切片
    叙述记忆其实是难事。记忆是一个整体,叙述的时候必须将它一片片地切下,即使是一块肉、一棵菜,切下来后便再也拼不完整了,就算拼凑起来了,也只算是死的标本,生命已荡然。何况记忆大部分的时候更像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的,要想将风片切下来,岂不完全是一件徒劳的事吗?
    但既是记忆,还是要“记”的。我最初的台湾经验其实并不是始自宜兰,然而我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几乎全在宜兰的一个小镇度过,要我唤回我最多与最初的记忆,不论是痛苦的、愉快的,或者既没痛苦也没愉快,已朦朦胧胧变成迷糊的一片了的,那便是多数事物在记忆中的样貌,那些事的发生地都是以宜兰为主。
    宜兰县其实是由群山所隔的一个三角平原,“孤悬”在台湾岛的东北角,平原中间有条浊水溪从西到东流过,后来为了区别台湾中部的一条同名的河流,就改叫它兰阳溪了。兰阳溪很宽阔,在台九号公路经过的地方大约有一公里多宽的样子,汽车要是过桥就要走很久,桥下河床上裸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水流量不大,台湾的河流大都是这个样子,要等台风来了,水面才会浊浪滚滚地宽广起来。宜兰县在台北的东南面,距离台北并不很远,坐火车一趟,以前就算火车走得慢,也只不过四个小时的样子。但我小时候在宜兰,觉得到台北极其遥远,仿佛到一次台北,有上一次天堂的感觉,那种遥远不见得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心理层面的事。
    我们一家随姐夫的军队从1949年“撤退”到台湾,在到台湾之前,我们还在海南岛停过一个多月,那时的海南岛到底是什么模样,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从海口登船的时候,必须从港中搭小船到外海换大船,军事术语叫作“换乘”,乘要读成去声。换乘时必须由绳梯攀爬上船,大船的绳梯很不好攀,一不小心就会落海,很小的小孩没有力气攀的,都是由大人“抛”上大船,上面的人没接好,掉回小船一定受伤,万一不幸掉到海里,就很难再捞起来了,所幸我们这条船除了损失几件行李,没有人落海。我们从海南岛经过金门再到台湾,旅途充满不确定感,常常有预料之外的事发生,可说是诸苦备尝。但吃苦与担忧是大人的事,小孩只觉得好玩,不断掉换的人物风景,像站在万花镜前面,让人目眩神迷,我们那一代人的童年特别漫长。
    我们刚到台湾,曾在上岸的基隆待过几天,就“住”在基隆火车站的月台上,同属军眷的一位妇人,就在火车站月台生下她的第一个小孩,是个男孩,大家帮她用白布与床单遮着。我听到小孩初次啼哭的声音从布幕后面传出来,感觉很近,又像很遥远,有点像猫叫,只是更急切些。更远有各式轮船的汽笛声,声音有高有低,长长短短、断断续续地从潮湿又有咸味的海风中传过来。
    几天后我们被迁往中坜的平镇(用被动的语气是指所有的迁徙都不是自主的),那里属于桃园县,我们在那儿的乡下住了大约不到半年。平镇有间“南势国校”,我们全住在学校的礼堂里,没有隔间,行李箱子上搭着简陋的床板,像住在轮船大通铺—样,我们白天四处游荡,晚上上来睡觉,蚊子多,每“户”搭起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蚊帐,零乱得很。中餐晚餐是由伙食团供应,菜与饭都“打”到大通铺上解决,大人小孩,吵成一团,当时好像没有早饭供应。
    伙食团的厨房是露天的,就在礼堂边上,主持厨政的是军队的兵,大家都叫他们伙夫,伙夫虽然穿军服但都邋遢得不得了。厨房每天煮便宜的包心菜,菜帮子菜叶菜心一起煮,像把白纸煮成烂糊,里面一点油都没有,难吃得要死。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说要打牙祭,伙夫捉来十几二十只鸡,拿刀在每只鸡脖子一抹就丢在地上,让它们又跳又蹦地在火灶旁边的空地上流光了血而死,最后淋上滚水再拔毛,动作都恶心极了。饭里面经常有米虫,米虫长得跟米饭一模一样,只比我们吃的“在来米”要白些,而且头部有一个小黑点,大人狠命扒饭,都看不太出来,聪明的小孩会把它挑出来,但怕挨骂不敢让大人知道,有的大人会说吃米虫有什么关系,米虫也是吃米的呀。三姐与我还进入“南势国校”读了几个月书,最后三姐竟拿到这所学校的小学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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